探索科學真理
科學的任務，
就是要窮探宇宙、
社會和人生的一切幽微奧妙。
淳於意對醫術的求索
淳於意（約前205—？），姓淳於，名意。齊國臨淄（今山東臨淄）人，曾任齊國主管國家倉庫的“太倉長”，所以人們都稱他為“太倉公”或“倉公”。他是西漢時期的著名的醫學家。
淳於意從小愛好醫學，曾拜名醫公孫光為師。對公孫光所傳授的醫藥知識，他總是認真牢記，反複咀嚼回味，思考其中的道理。遇到疑難問題，常常是打破砂鍋紋到底（問到底），不弄個水落石出，絕不罷休。淳於意的求知欲是很強的，他不滿已學到的醫學知識。有一天，淳於意又請老師公孫光講授“精方”，公孫光為難地說：“我的本事全都教給你了，還是滿足不了你的要求啊！”我已經年邁力衰，絲毫也不想留一手，教給你的是我年輕時從老師那裏得來的全部秘方，既然統統教給了你，可不要隨便泄露給別人啊！”淳於意聽了連連作揖稱謝，表示一定遵循老師的教誨。過了些日子，師生又在一起談論醫學問題，淳於意發表了很多極其精辟的見解，公孫光大為讚賞，並說淳於意將來必定會成為全國第一流的醫家。公孫光想到淳於意是個不固步自封，勇於求索的人，就對淳於意說：“我有許多同行朋友，彼此都疏遠了。隻有一名同鄉，名叫公乘陽慶，十分精通醫方。我在中年時，曾多次想去拜他為師，但始終沒有去成。現在我想把你推薦給他。”淳於意想到醫學家學派縱橫，各有絕招，能繼續從師學習，也是增進自己醫學知識的一個途徑，聽了老師的話異常高興，日夜盼望著去拜見公乘陽慶。恰好有一天，陽慶的兒子名叫殷的因給齊王獻馬來找公孫光，公孫光便介紹淳於意同殷認識了，說了許多請托的話，並且親筆寫了一封推薦信。這樣，淳於意才得到拜見公乘陽慶的機會。
那時，公乘陽慶已是70多歲的老人了，盡管醫術高明，卻不肯輕易給人看病，更不肯收授學徒，連自己的兒孫也不傳授。由於淳於意態度虔誠，虛心肯求，對老師很尊敬，使公乘陽慶深受感動，便破例收他為徒。公乘陽慶對淳於意說：“首先要把你原來那些無用的方書去掉，我有很多古時候流傳下來的醫方書，如黃帝、扁鵲的脈書，根據五色診斷人的病症及病情，知曉病人是生還是死及藥論等書，都很精粹。我家中富有，心裏很喜歡你，想把我的全部秘方都傳授給你。”淳於意聽了十分感激，當即表示要刻苦學習，不斷提高醫術來報答老師。公乘陽慶給他講授了《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等專著。名師出高徒，淳於意跟從老師學習一年後，理論水平大為提高；到了第二年，臨床療效更加顯著；學滿三年，就達到了“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的地步。淳於意還清楚地認識到，從師增知識，實踐練技能。除了從師學習外，一有閑暇，就外出診病，一則檢驗自己的知識，二則培養和鍛煉自己的技能。從此，登門求淳於意診治的人絡繹不絕，真是業務繁忙、門庭若市。
淳於意喜歡自在地行醫，為百姓解除病痛之苦，不願做官。他認為，被人豢養，專門為官僚服務，不僅不能很好地為更多的人診病去疾，而且還堵塞了自己繼續上進，提高醫術的道路。因為民間天地廣大，有更多的病人，並且蘊藏著取之不盡的治病秘方，對於這廣闊的天地，近之則精深，遠之則平庸。當時，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等人，屢次派人召他，淳於意就是不去。後來他幹脆改名換姓，到處行遊，來往於各個諸侯國之間。這樣就觸犯了這些權貴的尊嚴，得罪了這些權貴，他們懷恨在心，伺機報複。文帝四年（前176），有人羅織種種罪名，向朝廷控告淳於意。朝廷派來公差，準備將淳於意逮捕解往長安（今陝西西安）。淳於意沒有兒子，隻有五個女兒，最小的女兒淳於緹縈，很有誌氣，決定要跟從父親一道去國都長安申辯。到長安後，她勇敢機智地衝破重重阻力，直接上書給漢文帝，懇切地記述了父親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她在書中說明，父親在齊國做太倉長時，老百姓稱讚他廉潔公平，現在做了醫生，精通醫術，百姓很需要他。如果枉遭刑殺，就將給老百姓造成巨大損失。況且人死不能複生，即使想要改過自新也不可能了，因此肯求，隻要能贖出她父親，她願在宮廷為奴婢。漢文帝讀了淳於緹縈的申訴後，頗為她的篤實精誠所感動，當即釋放了淳於意，並決定廢除割鼻子、斷腳趾等肉刑。隨後，漢文帝又召見了淳於意，一麵了解他學醫的經曆，一麵又詳細詢問他給患者治病的各種細節和具體療效。淳於意一一作了回答，並且著重敘述了25個病人的“診籍”。即把25個病人的姓名、性別、年齡以及就診時間、病因、病理、診斷、治療等多方麵的情況，如實地記錄下來。這也就是中國最早的醫案。
由於淳於意不斷地學習、實踐和探索，練就了一手高超的醫療技術，他精通望、聞、問、切四診和脈學，為很多病人解除了痛苦。他能通過對病人臉色的觀察，判定病人或生或死。有一次，淳於意在齊國碰見一個奴仆，通過仔細觀察，發現其臉色異常，便對別人說：“這個人是傷了脾氣，待到來年春天，必定胸膈梗塞，不能飲食，到了夏季就會吐血而死！”當時那奴仆沒有絲毫痛苦的感覺，人們也不以為然，但到了第二年春天果然發病，到了夏初就吐血死去了。還有一次，淳於意到齊王黃姬的兄長黃長卿家去做客，發現王後之弟宋建的臉色不同尋常，便說：“您有病，四、五天之前，一定腰脅疼痛，不能俯仰吧，看樣子小便也不通利，如不急治，勢必會轉成腎痹症。”宋建回答說：“不錯，的確如此。那是四五天以前，天氣陰沉，有許多朋友來我家做客，看到倉庫門口有一塊方石，大家就抓舉比試力氣，我也趕去湊熱鬧，剛把石頭抓住，卻舉不起來，很快便撂下了。到了晚上，腰脊劇痛起來，而且解不下小便，直到今天還沒好呢！”淳於意說：“這就對了，從顏色來看是傷了腰腎，這是由於好持重的緣故。”於是開方“柔湯”給病人服下，病人很快就好了。不僅如此，淳於意也可以通過看脈象，判定病人的生死。齊國有個侍禦史名叫成，頭痛劇烈，難以忍受，淳於意切脈後，便直言不諱地告訴病人的弟弟說：“這是一種內疽，發生在腸胃之間，過四五日而痛腫，七八天後將吐血而死。”病人果然七八天後死去。原來這個病人嗜酒成癖，性生活又不節製，使內髒受到損傷，脈象反映出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症。
淳於意不知疲倦地追求探索，成為一代以望診和切脈著稱，兼通內、外、婦、兒、針灸、五官各科的多麵手式的著名醫家。
知識是無窮的，人不要滿足於所學的知識，應該追求探索新知識。
裴秀和“製圖六體”
裴秀西晉人，是繪製地圖的專家。他創立了一套繪製地圖的理論叫“製圖六體”。還有人把裴秀稱為“中國科學製圖學之父”。
在西晉之前，繪製的地圖粗糙，不精確，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既沒一定的比例，也沒標定方位。裴秀根據這些地圖實地考查，常常鬧出笑話。地圖上繪的是一小塊地方，可是跑到實地一看，那裏竟是廣闊無邊的一大片平原，隻是因為沒有人居住，地圖上就繪成了一小塊。在裴以前，人們不知道用比例尺，繪製的地圖大得驚人。有一張叫《天下大圖》的地圖，是用80匹絹連接起來繪成的。看的時候，要找一塊又寬廣又平坦的地麵才能鋪得下，看的時候須在圖上爬來爬去。
裴秀繪製西晉地圖時，閱讀了大量古籍圖冊，跑了許多地方，訪問許多老人，進行了大量的細致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裴秀又畫了一張又一張草圖，終於繪製成了《禹貢地域圖》18篇。在這18篇地圖上，對古代九州，西晉時的16州，以及郡國縣邑的疆界和所屬的鄉村，古今地名的對照，水陸交通路線等等，全部標寫的清清楚楚。更偉大的是裴秀在繪製地圖過程中創立了一套繪製地圖的理論，即“製圖六體”。
“製圖六體”就是現在人們在地圖上和地理書上常常看到的有關比例尺（分率）、方位（準望）、路程距離（道裏）、地勢高低（高下）、角度大小（方邪）和曲直（迂直）六個方麵的基礎知識。這些知識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前要創立是非常不容易的。
偉大的人從不拘於現實的東西，他們敢於創新。
王充建樹無神論
王充出身於寒門，很小時就失去了父親。他少年時學習很努力，因家貧買不起書，常到書肆看書，看過一遍，就能記誦下來。經過勤苦的學習，終於博通九流百家之言，成為學識淵博的著名學者。他曾到京師洛陽遊學，並進入太學深造，拜班彪為老師，向他學習。王充雖喜好博覽群書，但不流於記誦，不拘於辭章文句，他注重文章所闡釋或蘊藉的事理，注重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善於把書本知識和現實問題聯係起來，對前人的理論和見解有選擇地吸收。他平時注意觀察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問題，並極力探求產生問題的原因。他從京師返回故裏後，便以教授生徒為業。後來，他任會稽郡的功曹，對於當權者不當行為，多次進行勸說，結果，不是受到斥責，就是不了了之，存在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王允看到自己的建議不被采納，便橫下心來，辭去了職務，呆在家裏關門潛思，專事著述，力圖把自己的思想記述下來，留給後人。他在自己家的門窗和牆壁上都放上了刀筆，一有心得就馬上記錄下來。經過多年專心致誌的努力，寫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論衡》。這是他30年心血的結晶，是反對讖緯迷信和批判唯心哲學的不朽作品，這部著作幾乎涵蓋了王充的全部思想。
自西漢以來，讖緯迷信日益猖獗，廣為流行，在上君臣希冀長生不死，下層百姓企圖消災解禍。這是“獨尊儒術”發展的必然產物。漢武帝為了封建“大一統”的政治需要，采納的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學定於一尊。董仲舒從解釋儒家的精典著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學世界觀，使儒學走上宗教化的道路。他提倡“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在政治上論證了封建專製統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虛構了天的至高無尚，以樹立皇帝的最高權威，來維護和加強地上君主的統治。就對科學技術的影響而言，它排除了進行科學探索的必要性，而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說教代替之，想一勞永逸地完成對自然科學的任何研究。它認為自然界、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都是按著天的意誌而顯現的。認為天氣的暖、清、寒、暑是對帝王好、惡、喜、怒的感應，春、夏、秋、冬四季變化是天的愛、嚴、樂、哀的表現。它幾乎要窒息了人們對自然現象的規律進行探索的任何生機，對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極大的阻礙作用。在天人感應這一神學目的論的指導下，讖緯迷信猖獗是不可避免的了。對此，王充以他智慧的頭腦，基於理性，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建樹了戰鬥的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
讖緯是一種庸俗經學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讖是用詭秘的隱語、預言作為神的啟示，昭告吉凶禍福、治亂興衰的圖書符錄。緯是用宗教迷信的觀點對儒家經典所作的解釋。為了揭露貴族地主們利用讖緯宣傳的貧富貴賤，命中注定的偽善說教，王充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萬物一樣，是稟受天地元氣而成（元氣是一種混沌的原始的物質元素），人的自然屬性與萬物並沒有區別。他說：“人，是物，物，也是物。即使貴為王侯，稟性上和萬物也沒有區別。”他指出，一個人的才能操行跟富貴貧賤，沒有必要的聯係，才能出眾，行為高尚，並不能保證必然富貴；才能低下，行為卑微，也不能保證必定卑賤，不能用權勢的大小或地位的高低作為德才優劣的標準，更不能作為劃分好人壞人的尺度。這就否定了天有意識的觀念。
對於貴族地主如何富貴騰達，王充進行了辛辣的嘲諷。他描繪當時的官僚“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賄，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並兼”。官僚們的不學無術，鑽營苟求，貪贓枉法，刻剝百姓的醜惡嘴臉，躍然紙上。
對於天有意誌的謬論，王充進一步加以批判。他指出，天隻是一種自然存在。日月運行有一定的規律，日蝕月蝕有一定的時間，雲雨霜露也是自然現象，都不是祥瑞和災異的反映。他認為，雲、霧、露、雨、霜、雪等，是大氣中的水在不同氣溫條件下的不同表現形式。是地氣上升遇冷而凝成的，根本就沒有什麼神龍施雨。雷電殺人不是上天懲罰有罪的人，雷電是陰陽之氣“分爭激射”而引起的。他還描述了雷電殺人的一係列事實。他還認為潮汐也不是鬼神驅使的，跟月亮圓缺有密切關係，和河道的寬狹也是分不開的。他認為蟲災和官吏為害沒有必然的聯係。蟲子是一定溫度和濕度條件下的產物，並非一年四季都出現蟲害，蟲子有自己的生活史，生有時，死也有時。他還列舉了許多抗禦蟲災的方法，王充的這些認識和措施都與“天罰說”截然對立，水火不容的。
王充還對人的生死變化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他認為人是由陰陽二氣構成的，死後再還原成氣。人之所以能活著，是因為身體內存在著精氣，精氣耗盡了，人也就死了。保持人體精氣的是血脈，死人的血脈枯竭了，精氣也就消散了。形體腐爛後，就形成了土，不會變成鬼。對於那些“道術之士”企求“輕身益氣，延年度世”的荒誕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駁，他指出“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老”。把認識提高到新的高度。這裏王充利用了當時醫學的成就，繼承了桓譚等人關於形神關係的唯物見解以及對長生不老術的批判，闡發了無神論和樸素辯證法的觀點，對當時及後世鬼神迷信觀念都是有力的抨擊。
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著宿命論等唯心主義的糟粕，他對一些自然科學問題的見解也不盡正確，甚至落後於同時代的人，這一方麵同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有關，另一方麵和王充存在的片麵思想方法有關。但是王充畢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學的“無神論”思想體係。而且在同“天人感應”和各種迷信思想的鬥爭中，王充所應用的科學武器涉及到天文、地理、物理（力、聲、熱、電、磁等知識）、生物、醫學、冶金等領域，這既是他博覽群書的結果，也是他善於觀察、探索自然奧秘的結晶。在那讖緯迷信橫行的時代，王充依據知識的理性，大膽地抨擊“天人感應”學說，建樹自己的無神論思想體係，無疑是大智大勇的探索精神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科學的力量是無窮的，迷信在科學的身邊永遠是站不穩的。
張仲景攻克瘟疫
張仲景（約150—219）是東漢末年著名的大醫學家。他對當時的流行病症及其治療方法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建立起一整套流行病的治療原則，成為後世醫家的準繩。後世為了感戴他的恩德，為了紀念他救民於疾淵病海、造福萬代的不朽業績，將他奉為“醫聖”，奉其著作為“醫經”。
張仲景又叫張機，出生於南陽郡（治今河南南陽市）。他從小就勤奮好學、善於思索，不論什麼事，都要刨根問底，求個來龍去脈。他讀了很多的書，對那些殫精竭力、勇於鑽研為民眾排憂解難的官吏和其他人士格外仰慕。他從史書上看到扁鵲為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特別感動，下決心要像扁鵲那樣，把救死扶傷、解除世人的病痛之苦當做自己的使命。從此，他刻苦鑽研病理，在年青時就掌握了豐富的醫學知識。
那時正是東漢王朝的季世，農民起義此伏彼起，一浪高過一浪。大地主、大軍閥也為了爭權奪利，依據武力，各霸一方。烽火連年，田地荒蕪，死屍枕藉，餓殍遍野，天災交下，瘟疫流行。無情的瘟疫每年都要奪去無數人的生命。張仲景目睹著因病而死去的人以及死者家屬痛不欲生的情狀，耳聞著病人悲涼的呻吟，心裏十分痛苦。他辭去官職，專心研究醫學，給百姓看病，橫下一條心，非要製服瘟疫不可。
麵對著像傷寒這樣傳染性極強的流行病，當時很多的醫家都歎為困惑、束手無策。因此，張仲景清醒的認識到，要想製服這種流行病，是必須下一番苦工夫的。於是，他廢寢忘食，翻遍了古代的醫書，凡是前人醫病的寶貴方法，他都搜集起來，然後進行分析、歸納，真正做到了“勤求古訓”。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向自己的老師——同鄉人張伯祖求教，以便完整準確地領會以往醫家對病理的看法以及治療方法。張仲景在潛心鑽研《內經》、《難經》、《胎臚藥錄》等古醫典藥著的同時，把收獲的心得應用於治病救人的實踐中去。在實踐中，他發現單單依靠前代醫家的某些見解和結論，並不能完全奏效。有人說：“天下萬事萬物，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他認為對流行瘟疫的治療也是如此，醫家治病救人的關鍵，就是遵循病理和藥理，對前人的結論不可拘泥，重在實踐。於是，他對病理進行周密的觀察和揣摩，經常到曠野鄉村，不棄村婦野老之見，廣泛搜集有效的藥方，力爭做到“博采眾方”。早出，穿霧踏露，不待雄雞的啼明，晚歸，披星戴月，伴著荒野的淒風和野狼的號叫，不管路途多麼艱險，身體多麼困乏，隻要能有所收獲，那就是他最大的慰藉。枯榮交替、寒來暑往，張仲景這樣不畏艱辛、虛心好學，再加上勤於思考，逐漸掌握了“六經分證”和“辯證論治”的治療原則，運用這些原則，治好了無數被瘟疫困擾的病人。當他看到這些病人又重新走向生活，額頭上斑斑的皺紋都綻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