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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頡
倉頡，原姓侯岡，名頡，號史皇氏，生於陝西省白水縣楊武村鳥羽山，享年110歲。我國原始象形文字的創造者，我國官吏製度及姓氏的草創人之一，被後人尊為“造字聖人”。
相傳當初倉頡也用結繩記事，繩結雖有大小和形狀區別，但年久月深，難於辨識，曾造成黃帝同炎帝一次談判的失利。為此倉頡深感愧疚，遂辭官出遊，遍訪智者，尋求記事的好方法。幾年之後，他返歸故裏，獨居村西深溝之中，仰觀奎星環曲走勢，俯看龜背紋理、鳥獸爪痕、山川形貌和手掌指紋，從中受到啟迪，根據事物形狀創造了象形文字。
當時的倉頡在黃帝手下做官。黃帝分派他專門管理圈裏牲口的數目、屯裏食物的多少。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儲藏在逐漸增加、變化，光憑腦袋記不住了。倉頡犯難了。
倉頡整日整夜地想辦法，先是在繩子上打結，用各種不同顏色的繩子，表示各種不同的牲口。但時間一長久，就不奏效了。這增加的數目在繩子上打個結很便當，而減少數目時，在繩子上解個結就麻煩了。倉頡又想到了在繩子上打圈圈，在圈子裏掛上各式各樣的貝殼，來代替他所管的東西。增加了就添一個貝殼，減少了就去掉一個貝殼。這法子挺管用，一連用了好幾年。
黃帝見倉頡這樣能幹，叫他管的事情愈來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數，回回狩獵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減，也統統叫倉頡管。倉頡又犯愁了，憑著添繩子、掛貝殼已不抵事了。怎麼才能不出差錯呢？
這天，他參加集體狩獵，走到一個三岔路口時，幾個老人為往哪條路走爭辯起來。一個老人堅持要往東，說有羚羊；一個老人要往北，說前麵不遠可以追到鹿群；一個老人偏要往西，說有兩隻老虎，不及時打死，就會錯過了機會。倉頡一問，原來他們都是看著地下野獸的腳印才認定的。倉頡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個腳印代表一種野獸，我為什麼不能用一種符號來表示我所管的東西呢？他高興地拔腿奔回家，開始創造各種符號來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頭頭是道。
黃帝知道後，大加讚賞，命令倉頡到各個部落去傳授這種方法。漸漸地，這些符號的用法，全推廣開了，就形成了文字。
倉頡造了字，黃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稱讚他，他的名聲越來越大。倉頡頭腦就有點發熱了，眼睛慢慢向上移，移到頭頂心裏去了，什麼人也看不起，造的字也馬虎起來。
這話傳到黃帝耳朵裏，黃帝很惱火。他眼裏容不得一個臣子變壞。怎麼叫倉頡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呢？黃帝召來了身邊最年長的老人商量。這老人長長的胡子上打了一百二十多個結，表示他已是一百二十多歲的人了。老人沉吟了一會，獨自去找倉頡了。
倉頡正在教各個部落的人識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後，和別人一樣認真地聽著。倉頡講完，別人都散去了，唯獨這老人不走，還坐在老地方。倉頡有點好奇，上前問他為什麼不走。
老人說：“倉頡啊，你造的字已經家喻戶曉，可我人老眼花，有幾個字至今還糊塗著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倉頡看這麼大年紀的老人都這樣尊重他，很高興，催他快說。
老人說：“你造的‘馬’字，‘驢’字，‘騾’字，都有四條腿吧？，而牛也有四條腿，你造出來的‘牛’字怎麼沒有四條腿，隻剩下一條尾巴呢？”
倉頡一聽，心裏有點慌了：自己原先造“魚”字時，是寫成“牛”樣的，造“牛”字時，是寫成“魚”樣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顛倒了。
老人接著又說：“你造的‘重’字，是說有千裏之遠，應該念出遠門的‘出’字，而你卻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過來，兩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該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遠門的‘出’字。這幾個字真叫我難以琢磨，隻好來請教你了。”
這時倉頡羞得無地自容，深知自己因為驕傲而鑄成了大錯。這些字已經教給了各個部落，傳遍了天下，改都改不了。他連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懺悔。
老人拉著倉頡的手，誠懇地說：“倉頡啊，你創造了字，使我們老一代的經驗能記錄下來，傳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會記住你的，但你可不能驕傲自大啊！”
從此以後，倉頡每造一個字，總要將字義反複推敲，還拿去征求人們的意見，一點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說好時，才定下來，然後逐漸傳到每個部落去。
倉頡把流傳於先民中的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漢字創造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績。
程邈
程邈，秦代書術家。字元岑，下杜人；一作下邳人。他首先將篆書改革為隸書。蔡邕稱其“刪古立隸文”。
程邈當時是秦朝的一個小官，曾當過縣獄吏，負責文書一類的差事。因他性情耿直，得罪了秦始皇，被關進了雲陽獄中。他在獄中度日如年，無事可做，白白浪費時光覺得實在可惜，心想，何不幹出一番事業來，以求赦免罪過？
可是，在獄中能幹什麼事業呢？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程邈。當時正值秦始皇推行“書同文”政策，以小篆為全國統一文字。其時政務多端，文書日繁，用小篆寫公文固然比以前方便許多，但小篆不便於速寫，還是費時費事，影響工作速度和效率。
程邈以前身為獄吏，深知小篆難以適應公務，若能創造出一種容易辨認又書寫快速的新書體，不是更好嗎？腦子裏有了這個想法，程邈便絞盡腦汁地琢磨，於是乎，他在監獄中一心鑽研字體結構，做起文字學問來。
程邈把流傳在民間的各種書體搜集在一起，潛心研究，一個一個加以改進，把大小篆的圓轉改變為方折，同時刪繁就簡，去粗取精，經過加工整理，十年後，終於創造出書寫便利、又易於辨認的三千個隸字來。他把這一成果呈獻給秦始皇。秦始皇在年輕時，工作便非常認真，是一個非常講究工作效率的人，統一天下後，要推動的政治、文化、經濟上的改革又那麼多，他更是日夜不停、廢寢忘食的工作著。秦始皇每次批示的文書，是以石（一百二十斤）為單位，不批完一石，便不休息。當時紙尚未發明，公文都刻於竹簡上，一百二十斤的竹簡碼起來大約有一個人的高度，而且自我要求，不批示完，即使已到深夜也不能休息，可見秦始皇的確是在夜以繼日的工作。
秦始皇看了程邈整理的文字，非常高興，不僅免了程邈的罪，還讓他出來做官，提升為禦史。由於程邈的官職很小，屬於“隸”，所以人們就把他編纂整理的文字叫隸書。同時，“隸人”也指“胥吏”，即掌管文書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隸書也被叫做“佐書”。這種隸書的特點是扁闊取勢，結構簡單，筆畫平直，有了波折，與小篆相比，書寫方便，易於辨認。後來為了和漢朝的隸書區別開來，就稱之為秦隸。
秦隸的出現，是我國文字史乃至書法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從此，我國文字告別了延續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開端了今文字，在形體上逐漸由圖形變為筆畫，象形變為象征，複雜變為簡單，在造字原則上則從表形、表意到形聲，字體結構也不再有古文字那種象形的含義，而完全符號化了。但秦朝初創的隸書，結體和用筆都帶有篆書的意味，長扁不一，波折也不明顯，可以說隻是篆書的潦草寫法。到了東漢，隸書才有了大的變化，結構向扁平發展，筆畫出現了雄健的波折，更趨於工整精巧，從而形成了漢朝隸書的獨特字體。漢隸結體用筆富於變化的特點，又影響和促進了楷書和其他書體的形成及風格的多樣。直到如今，隸書仍然是一種常用的字體，並作為一種書法藝術而存在。
程邈那種曆經坎坷而矢誌不移、精勤奮進、自強不息、好學不已的精神更值得肯定和讚賞。人生在世，誰無挫折？有的人遭受挫折而萎靡不振、自暴自棄，有的人卻在逆境中“願保金石誌，無令有奪移”，把苦難和挫折當作一塊墊腳石，結果在對厄運的征服中出現了超越自然的奇跡。正如一切幸運並非沒有煩惱一樣，一切厄運也決非沒有希望；人在順利時不能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不要一蹶不振，這便是程邈獻字贖罪所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和教益。
揚雄
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縣友愛鎮）人。西漢學者、辭賦家、語言學家。
揚雄在小的時候勤奮好學，博覽多識，特別喜好辭賦。可是他口吃，說話不清楚，不善於與人交談，但他對什麼事都愛深思，小小年齡已經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由於家裏貧窮，從不貪圖榮華富貴的生活。
在他40歲以後，便開始周遊京師。當時大司馬王音把他召為門下，推薦為待詔。後經蜀人楊莊引薦，被喜愛辭賦的成帝召入宮廷，侍從祭祀遊獵，任給事黃門郎。其官職一直很低微，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稱帝後，揚雄校書於天祿閣。後受他人牽累，即將被捕，於是墜閣自殺，未死。後召為大夫。《三字經》把他列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揚，文中子，及老莊。”
在辭賦方麵，他最服膺司馬相如，“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漢書·揚雄傳》)。他的《甘泉》、《羽獵》諸賦，就是模擬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而寫的，其內容為鋪寫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獵之盛，結尾兼寓諷諫之意。其用辭構思亦華麗壯闊，與司馬相如賦相類，所以後世有“揚馬”之稱。
揚雄賦寫得比較有特點的是他自述情懷的幾篇作品，如《解嘲》、《逐貧賦》和《酒箴》等。《解嘲》寫他不願趨炎附勢去作官，而自甘淡泊來寫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當時朝廷擅權、傾軋的黑暗局麵：“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並對庸夫充斥、而奇才異行之士不能見容的狀況深表憤慨：“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可見賦中寄寓了作者對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這篇賦雖受東方朔《答客難》影響，但縱橫馳說，辭鋒銳利，在思想和藝術上仍表現出它的特點。
《逐貧賦》是別具一格的小賦，寫他惆悵失誌，“呼貧與語”，質問貧何以老是跟著他。這篇賦發泄了他在貧困生活中的牢騷，多用四字句，構思新穎，筆調詼諧，卻蘊含著一股深沉不平之氣。
《酒箴》是一篇詠物賦，內容是說水瓶樸質有用，反而易招損害；酒壺昏昏沉沉，倒“常為國器”，主旨也是抒發內心不平的。另外還仿效屈原楚辭，寫有《反離騷》、《廣騷》和《畔牢愁》等作品。《反離騷》為憑吊屈原而作，對詩人遭遇充滿同情，但又用老、莊思想指責屈原“棄由、聃之所珍兮，摭彭鹹之所遺”，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確地評價屈原。《廣騷》、《畔牢愁》今僅存篇目。
揚雄早期以辭賦聞名，晚年對辭賦的看法卻有所轉變。他評論辭賦創作是欲諷反勸，認為作賦乃是“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另外還提出“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看法，把楚辭和漢賦的優劣得失區別開來（《法言·吾子》）。揚雄關於賦的評論，對賦的發展和後世對賦的評價有一定影響。對於後來劉勰、韓愈的文論，頗有影響。
揚雄在散文方麵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諫不受單於朝書》便是一篇優秀的政論文，筆力勁練，語言樸實，氣勢流暢，說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論語》，在文學技巧上繼承了先秦諸子的一些優點，語約義豐，對唐代古文家發生過積極影響，如韓愈“所敬者，司馬遷、揚雄”(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此外，他是“連珠體”的創立人，自他之後，繼作者甚多。
《隋書·經籍誌》有《揚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張溥輯有《揚侍郎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沈約
沈約（441～513），字體文，南朝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縣）人，曆仕宋、齊、梁三朝，以詩、文、史學著稱於世，曆史上習慣地把他看作梁朝人。
沈約祖父沈林子，仕宋官至諮議參軍、建威將軍、河東太守，卒於永初三年（422），追贈征虜將軍。父沈璞，仕宋累官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皇室內部鬥爭中被武陵王劉駿（即宋孝武帝）所殺，時年三十八。自此，沈約家世一度中衰。
少年時代的沈約是在“流寓孤貧”中度過的。他曾乞求於宗族鄉黨的幫助，得米數百斛，因不能忍受同族之人的侮辱，乃“覆米而去”。沈約在孤貧之中卻能“篤誌好學，晝夜不倦”。他的讀書方法是“晝之所讀，夜則誦之”。他母親擔心他用功過度，有傷身體，常以減少燈油、息滅炭火的辦法來限製他的夜間讀書。沈約後來自述說：“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他深知父親死於皇室紛爭之中，自己一時難得仕進，但並不因此而荒廢學業。經過刻苦讀書，他“博通群籍”，又寫得一手好文章。
沈約入齊以後，仕途暢達。齊初，為文惠太子屬官，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不斷升遷，至齊武帝時官至禦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這期間，沈約曾有機會校閱皇家所藏四部圖書，這對他的撰述晉史大有裨益。自宋明帝泰始初年始撰晉史，至武帝永明五年（487），已曆二十一二年了，撰成《晉書》120卷，自謂“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並在永明初年丟失了第五卷。從齊高帝建元四年（482）起，就被敕撰國史，齊武帝永明二年（484）又奉命撰次起居注，實已不能專心於晉史的撰述。
沈約有濃厚的門閥意識。永明八年（490），他因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璋之一事，上書奏彈王源，認為：王源雖然“人品庸陋，胄實參華”，而“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滿連姻，實駭物聽”。他建議以此事而免去王源所居之官，“禁錮終身”，即永遠禁止其參與政治活動。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使已汙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士庶與門第之別，是政治和婚姻中的大事，這是門閥時代的社會特點。沈約的思想，突出地反映了這個社會特點。
齊明帝時，沈約任國子祭酒。齊末，為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他跟蕭衍過往甚密，被引薦為驃騎司馬，所任將軍如故，做了蕭衍的屬官。
齊、梁更迭之際，沈約是蕭衍謀取帝位的主要策劃人物之一。他甚至引用讖語“行中水，作天子”，以證蕭衍（按“衍”字即是“行”中有“水”）上應“天心”、下符“人情”，當作天子。蕭衍稱帝（即梁武帝）後，沈約始終受到重視，不斷升遷。天監九年（510），他做到左光祿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後又贈特進，地位顯赫。
在這期間，中國思想史上發生了一次“神滅”和“神不滅”的激烈的論爭。沈約是“神不滅”論的積極維護者。
南朝時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現了反佛的鬥士。劉宋時期的史學家範曄是一位無神論者，“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確信“天下決無佛鬼”。蕭齊時，竟陵王蕭子良“精信釋教”，而他的屬官、無神論思想者範縝則“盛稱無佛”。蕭子良質問範縝：“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範縝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範縝還進一步批評佛教的“因果”論，闡述他的“無佛”思想，以問答的形式，寫出著名的《神滅論》，認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此論一出，“朝野喧嘩”，蕭子良“集眾僧難之而不能屈。”範縝還表示絕不“賣論取官”。
梁武帝天監六年（507），範縝的《神滅論》公諸於世，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梁武帝是一個佞佛的皇帝，他動員王公朝貴六十餘人著文圍攻範縝，範縝在理論上終不後退，顯示了他的無神論思想的堅定性。
在這次激烈的思想辯難中，沈約先後寫了《答釋法雲書難範縝神滅論》、《形神論》、《神不滅論》、《難範縝神滅論》、《六道相生作佛義》、《因緣義》等文。沈約申言：“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論，良用駭惕。”（《答釋法雲書難範縝神滅論》）他在《神不滅論》中辯解說：“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然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粗，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沈約用壽、夭來說明形神之別是一種詭辯；宣揚“養形可至不朽”，更是荒謬之論。但他說的“神不滅論”卻又帶著濃厚的世俗等級色彩，即“聖人”之“神”可以“長存”，而“凡人”之“神”還是要堙滅的。這顯然是為了用“神不滅論”來“證明”現實等級社會的“合理”。宗教觀念和等級觀念在這裏是結合在一起了。沈約所撰的《內典序》、《佛記序》等文，也都是在反複宣揚這些觀點。這種觀點在《宋書》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靈驗的故事出現的，有的是以“天命”所歸的說教出現的。
另外，沈約所撰《宋書》，是在繼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礎上，進一步整理、補充而成的。
前人著述所得，主要包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和徐爰的述作。早在宋文帝時，科學家何承天以著作郎身份撰寫國史，寫出了一部分紀、傳和《天文》、《律曆》、《五行》等誌。後來，有山謙之、蘇寶生相繼撰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續作宋史，撰成65卷，上起東晉之末，下迄大明年間，奠定了《宋書》紀、傳的基礎。沈約對《宋書》紀、傳的整理、補充，一是確定了“立傳之方”，對晉宋之際的人物入傳有所取舍；二是補敘了宋前廢帝永光以後十餘年史事。
《宋書》本紀十卷，記武帝、少帝、文帝、孝武帝、前廢帝、明帝、後廢帝、順帝八朝共五十九年史事。它的上限，從東晉隆安三年（399）寫起，下限寫到蕭齊建元元年（479）順帝之死，時間跨度首尾達到八十年。《武帝紀》占了三卷，是本紀中記載最詳盡的。它稱讚宋武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認為這是他“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的重要原因。它又從東晉的“君道雖存，主威久謝”的政治局麵，分析了宋武帝成功的必然之勢。《文帝紀》稱讚宋文帝統治時期“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恒科，爵無濫品。”這些評論，說明了作者能夠從政治得失的一些重要方麵來看待劉宋的統治。
《宋書》的傳共六十卷，其中雜傳四十九卷，類傳有《後妃傳》、《孝義傳》、《良吏傳》、《隱逸傳》、《恩倖傳》，此外還有《索虜傳》、《鮮卑吐穀渾傳》、《夷蠻傳》、《氐胡傳》、《二凶傳》以及作者《自序》。《宋書》的傳開創了家傳的形式，這是它的一個突出特點。以往的“正史”，於列傳中一般很少附記傳主的後人和親屬。《宋書》一改此例，首開以子孫之傳附於父祖之傳的風氣。如卷42《劉穆子傳》附有“長子慮之”、“慮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貞之”、“穆之女婿蔡祐”等人的傳記；卷77《沈慶之傳》附有“子文叔”、“慶之弟劭之”、“慶之兄子僧榮”、“僧榮子懷明”、“慶子從弟法係”等人的傳記。這種家傳的傳記形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崇尚家族之史和譜係之學在曆史編撰上的反映。沈約出身於門閥士族，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說明他的家族地位的顯赫。
沈約為《宋書》確定“立傳之方”，這是主要的一點。《宋書》的類傳首創《孝義傳》，標榜“孝行”、“孝廉”。《孝義傳》的序和後論說：“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這裏表麵是講忠、孝，但《宋書·孝義傳》本身卻是撇開了“忠”而大講“孝義”。這一方麵反映出來在門閥地主統治時代，門閥家族的利益往往是擺在皇室利益之上；另一方麵，魏晉以來，“禪代”頻繁，統治者諱言其“忠”而提倡“以孝治天下”，《孝義傳》正是繼承了這種遺風。即使如此，沈約站在門閥地主的立場上，對於忠義之風的衰敗也發出了感歎，《孝義傳》後論末了說，“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立孝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可以說，這是沈約不自覺地揭露了門閥地主提倡忠孝的虛偽。
《宋書》作者蔑視北魏皇朝，為它立《索虜傳》，反映了當時一些人的民族觀和正統觀及作者的時代局限。但《索虜傳》記載了北魏史事以及南北間的戰爭、通好、互市，大致寫出了南北對峙的政治局麵。其後論，還從曆史、政治、軍事、地理等幾個方麵，分析了南北對峙局麵的形成，反映了作者對於這一重大問題的重視。以上這幾點，是《宋書》列傳從不同的方麵反映了時代的特點。
《宋書》的誌比起《宋書》的傳，在史學上的價值要突出一些，它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中繼司馬彪《續漢書》誌之後的重要撰述。《宋書》誌包含律曆三卷、禮五卷、樂四卷、天文四卷、符瑞三卷、五行五卷、州郡四卷、百官二卷，共八篇三十卷。誌之首有《誌序》一篇，略述誌的由來和演變，交代《宋書》誌之所本及補撰的情況，反映了6世紀初中國史家對於製度史撰述的重要性已逐步發展到具有一定的總結性的理論認識。
《誌序》最後寫道：“宋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誌十五篇，以續馬彪《漢誌》，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從這裏可以看出《宋書》誌跟司馬彪《續漢書》誌以至《史記》八書、《漢書》十誌的聯係，反映了作者貫穿古今的自覺要求和撰述思想。其《律曆誌》、《禮誌》、《天文誌》、《五行誌》、《州郡誌》，都敘自曹魏；《樂誌》從秦漢講起；《符瑞誌》為其首創，上溯於上古；《百官誌》通敘秦漢魏晉至劉宋官製沿革流變。這樣，它基本上彌補了陳壽《三國誌》無誌的缺憾和當時諸家晉史尚無定本的不足，因而受到後人的重視和好評。
宋人葉適評論說：“遷、固為書誌，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略。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蔚宗廢不複著。至沈約比次漢魏以來，最為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曆代故實可得而推。”近人餘嘉錫稱讚《宋書》誌的撰述方法是“史家之良規”。
具體說來，《宋書》誌包含不少具有科學史價值、社會史價值的記載。它的《律曆誌》詳細記載了楊偉的景初曆、何承天的元嘉曆、祖衝之的大明曆以及祖衝之同戴法興的長篇論難，是中國古代曆法史上的寶貴文獻。
《樂誌》以“樂隨世改”的撰述思想，敘述了歌舞樂器的起源和演變，彙集了漢魏晉宋的一些樂章、歌詞、舞曲，有獨創的風格，為前史樂誌所不及。《州郡誌》更是一篇力作，其煩難程度如《誌序》所說：“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兗，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今以班固、馬彪二誌，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它記載了漢魏以來區域建置的變動，寫出了東晉以後北方人口南遷的趨勢和僑置郡縣設置的具體情況，是反映晉宋之際人口遷移、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地理文獻。其他各誌，大多也寫得豐滿而有序。《宋書》誌在文字份量上占了將近全書一半，在各“正史”中具有鮮明的特色。
《宋書》在曆史思想上的突出特點，是在許多地方宣揚天命、佛教、讖語。《符瑞誌》申言：“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天文誌》、《五行誌》中也有不少這樣的記載。《王玄謨傳》記載：誦觀音經千遍，即可免災，證明佛教的靈驗。前文所引“行中水，作天子”的讖語，以證蕭衍即將為帝的說法，等等，反映了沈約在曆史觀上的唯心主義基本傾向。天命、佛教、讖語的結合，是他的唯心史觀的主要特征。
沈約同時代人中，還有不少史家：江淹、吳均、劉昭、裴子野、蕭子顯等，都各有撰述。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沈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宋略》已佚，北宋司馬光主持撰寫《資治通鑒》，采用了它的十餘首史論。蕭子顯因所撰《南齊書》傳世，得與沈約齊名，同為南朝蕭梁時有影響的史家。
沈約一生著述很多，除《宋書》100卷外，還有《晉書》120卷、《齊紀》20卷、《高祖紀》14卷、《邇言》10卷、《諡例》10卷、《宋文章誌》30卷、文集100卷。他還撰有《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而梁武帝卻“雅不好焉”。他問旁人：“何謂四聲？”被問的人回答說：“‘天子聖旨’是也。”梁武帝仍不以為然。沈約所著書，隻有《宋書》流傳至今。
顏師古
顏師古(581～645)，字籀，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儒家學者、經學家、語言文字學家、曆史學家。
顏師古是名儒顏之推的孫子，父親為顏思魯。少傳家業，遵循祖訓，博覽群書，學問通博，擅長於文字訓詁、聲韻、校勘之學；他還是研究《漢書》的專家，對兩漢以來的經學史也十分熟悉。
隋文帝仁壽年間，由尚書左丞李綱舉薦，任安養縣（今湖北襄樊）尉。尚書左仆射楊素見其年少，問他：“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顏師古回答：“割雞焉用牛刀。”楊素驚其誇口。後來果然以政績突出聞名。後因坐事免職居長安，十年不得官，家貧，以教授為業。
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入關，顏師古從父至同州朝邑長春宮謁見，被授予朝散大夫之職。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李淵稱帝建立唐王朝，拜顏師古為敦煌公府文學，轉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掌機密，專典皇帝詔敕。軍國政務等重大詔令皆出於顏師古之手，其文才當時未有敢於與其相比者。顏師古勤於政事，又擅長文辭，其所擬製誥冊奏之工整美好，名冠當時。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顏師古被擢為中書侍郎，封琅琊縣男。後因坐事兩次被貶。顏師古聰敏好學，精於訓詁。
太宗當朝，為了適應大一統政治的需要，也為了國子監經學教育之亟需，重視對傳統文化典籍的整理，因古籍久遠，且輾轉傳抄，文多訛誤，貞觀四年(630)，著手進行五經版本的統一和整理，“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舊唐書·儒學傳》序)，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五經文字從來未曾校定過，師法、家法各異，今文、古文不同。東漢末的蔡邕曾“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奏請“正定六經文字”，但在亂世中除留下熹平殘碑外，不可能做到“正定文字”。
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局麵，更使經學呈各種變異形態。官學體製繁雜，時開時停，各有師承，因襲舊說，在流傳過程中以訛傳訛，形成了各有所本、各有所師的複雜情況。當時，顏師古正坐事免官，閑居在家之際，奉唐太宗之命，潛心於五經的考定。師古利用“秘書省”珍藏的大量經籍圖書，以晉、南朝宋以來古今本為依據，悉心加以校正。這實際上是對漢魏兩晉南北朝及隋朝以來，五經版本與文字的一次大清理。曆時兩年多，選校了《周易》、《尚書》(今文、偽古文混合本)、《毛詩》、《禮記》、《左傳》等五種為“五經定本”，並呈獻給唐太宗。
太宗看後非常滿意，給予了重視，特地請諸儒評議，當時諸儒因受傳習的束縛，爭相非議。顏師古乃廣引晉、宋以來典籍，一一加以解答，援據詳明，皆出於諸儒意外，自此莫不歎服。唐太宗知道以後，“稱善者久之”。
貞觀七年(633)，“頒其所定書（指《五經定本》）於天下，令學者習焉”(《貞觀政要》卷七)。稍後孔穎達等奉敕編撰《五經正義》，也是以“五經定本”作為其底本的。這樣，顏校的“五經定本”以封建王朝法定的經典形式，頒行全國，作為中央官學至地方州縣各級學校的標準教科書，成為朝廷取士的圭臬，直至宋代數百年間，士人謹守，無有異議。這是空前的盛舉，對於學習者來說，克服了求經無所適從的苦惱。
唐貞觀七年（公元633年），顏師古被任命為秘書少監，專管校定古書的工作，每遇疑惑不解的奇文難字，他都能一一辨析，並說明其本源。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顏師古奉詔與博士撰寫成《五禮》，進爵為子。後又奉太子承乾之命注《漢書》。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書成，進秘書監，以文學入選崇賢、弘文兩館學士。《漢書注》是顏師古晚年力作，在審定音讀、詮釋字義方麵用功最多，成績最大，解釋詳明，深為學者所重。當時即有“杜征南（杜預）、顏秘書（顏師古）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之稱譽。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顏師古隨從太宗征遼東，途中病故，終年65歲，諡曰“戴”。顏師古一生著述很多，與人合撰的有《五經正義》百餘篇、《隋書》八十五卷、《大唐禮儀》一百卷、《令》三十一卷。自撰的《急就章注》一卷、《漢書注》一百二十卷、《匡謬正俗》八卷、《顏師古集》六十卷。此外還有《安興貴家傳》和《玲圖》等。現存於世者僅有《匡謬正俗》和《漢書注》等。在顏師古的著述中，《匡謬正俗》、《急就章注》和《顏氏字樣》，承祖先之餘緒，啟三唐之門戶，作為唐代正字學的先驅者而永垂史冊。《匡謬正俗》、《急就章注》，皆為語言文字學方麵的專著，訓釋與考據都頗為精當；《漢書注》為曆史學名著。
顏師古並不看重官場的利益，對自己的潮起潮落也沒有任何怨言，他沒有為此而灰心，一心放在文學上麵，使得自己的一生綻放光彩，為後人留下了不朽的著作。
顧炎武
顧炎武（1613～1682）漢族，蘇州府昆山縣(今江蘇昆山)人，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尊稱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
顧炎武出身於江東望族，明末家道中落。他著述的一生，也是動亂的一生。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農民軍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五月，清睿親王多爾袞入北京；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臨即帝位，改元順治，命豫親王多擇率大軍征服江南。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鳳陽總督馬士英等擁立福王由崧為帝，五月初，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年號弘光。
京師陷落的消息傳到江南，一時人心惶惶，為避戰亂，顧炎武率家人東躲西藏，到年底，遷往高舊居80餘裏的語濂經暫住。經昆山縣令楊永言（字岑立，雲南昆明人）舉薦，行朝詔用炎武為兵部司務。
顧炎武把複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滿腔熱忱，用盡心思，撰成《軍製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即著名的“乙西四論”，為行朝出謀畫策，針對南京政權軍政廢弛及明末種種弊端，從軍事戰略、兵力來源和財政整頓等方麵提出一係列建議。順治二年五月，顧炎武取道鎮江赴南京就職，尚未到達，南京即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軍崩潰，清軍鐵騎又指向蘇、杭。
其時，江南各地抗清義軍紛起。顧炎武和摯友歸莊、吳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筆從戎，參加了僉都禦史王永柞為首的一支義軍。諸義軍合謀，擬先收複蘇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時群英四起，鬥誌昂揚；惜乎殘破之餘，實不敵氣焰正熾的八旗精銳，義軍攻進蘇州城即遇伏而潰，鬆江、嘉定亦相繼陷落。顧炎武潛回昆山，又與楊永言、歸莊等守城拒敵；不數日昆山失守，死難者多達4萬，吳其沆戰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斷，兩個弟弟被殺，炎武本人則因城破之前已往語濂徑而僥幸得免。9天後，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聞變，絕食殉國，臨終囑咐炎武，說：“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炎武悲憤欲絕，將母親的遺命謹記心田。
這年閏六月，明宗室唐王幸鍵在福州稱帝，年號隆武。經大學士路振飛（字見白，號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薦，隆武帝召授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由於嗣母新喪，炎武一時難以赴任，隻能在夢中就職，但他仍然積極投身抗清複明的鬥爭。
當時，清鬆江提督與巡撫土國寶不和。前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字臥於，複社名士，鬆江人）、成安府推官顧鹹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楊延樞（字維鬥，江蘇吳縣人）等暗中策動吳勝兆舉義反正，鹹正為炎武同宗長輩，陳子龍等都與炎武往來密切，這件事炎武也是參預了的。
順治四年夏，事情敗露，勝兆被解往南京斬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諸人。子龍往投炎武，炎武當時已離家出亡；於是子龍逃入顧鹹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營救，未能奏效。其間，炎武還往尋鹹正，催促他及時出走，而鹹正不聽。結果，陳子龍乘差官不注意時投水自盡，楊延樞及顧氏父子先後遇害，受此案株連而死者40餘人。
在策動吳勝兆反正的同時，炎武還進行了其他一些活動。順治三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職方司主事之任，大約將行之際，路振飛派人與他聯係，要他聯絡“淮徐豪傑”。此後四五年中，炎武東至海上，北至王家營，奔走於各股抗清力量之間，每次歸來，都要到洞庭把消息告訴振飛之子澤溥，海上機會比較大，意圖糾合各地義軍伺機而動。
當崇禎末年，炎武嗣祖紹芾及兄長顧緗先後去世，又逢吳中大旱，一時田地荒蕪，賦徭猖集，炎武無奈，曾將祖產田800畝賤價典給昆山豪族葉方恒；其時，炎武的堂叔等人為爭奪遺產，又挑起家難，他們還與本來就蓄意侵吞炎武家產的葉氏內外勾結，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語濂徑的住所曾幾次被這夥人洗劫及縱火焚燒。到順治七年（1650），葉方恒又企圖加害顧炎武，炎武為了避禍，隻得喬裝打扮，改作商賈，離開昆山出走。此後五年中，他都在吳、會之間奔波往來。
盡管遁跡商賈，炎武依然心存故國，時時關注著沿海一帶抗清鬥爭的進展情況，希望能有建功立業的機會。他在《流轉》詩中寫道：“……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當張名振於順治十年（1653）九月在長江口大破清兵，進屯崇明，明年正月，又率“海艦數百”溯長江而上，直抵鎮江，並登金山遙祭孝陵之際，炎武為之歡欣鼓舞，他興奮地寫道：“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搖，塔鈴語不休。水軍十一萬，虎嘯臨皇州。巨艦作大營，飛艫為前茅。黃旗亙長江，戰鼓出中洲……沉吟十年餘，不見旌旆浮，忽聞王旅來，先聲動燕幽。闔閭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奮擊揖，肯效南冠囚。願言告同袍，乘時莫淹留。”
這一時期，顧炎武還同歸莊、陳忱、吳炎、潘檉章、王錫闡等共結驚隱詩社，表麵上是“故國遺民”“優遊文酒”，其實是以詩社為掩護，秘密進行抗清活動。炎武在淮安結識定交的摯友王略、萬壽祺也都是富有民族氣節的誌士。
順治十一年（1654）春，顧炎武遷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鍾山，三國時改名蔣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稱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當時名集慶），以此為根據地，東征西討，10餘年後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國。炎武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盛，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頗有不勝今昔之感。
順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鄉昆山。原來，顧氏有世仆名陸恩，因見顧家日益沒落，炎武又久出不歸，於是背叛主人，投靠葉方恒，兩人且圖謀以“通海”（即與閩浙沿海的南明集團有聯係）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處決陸恩，而葉方恒又與陸之婿勾結，私下將炎武綁架關押，並迫脅炎武，令其自裁。一時“同人不平”，士林大嘩。所幸炎武知友路澤博與鬆江兵備使者有舊，代為說項，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鬆江府審理，最後，以“殺有罪奴”的罪名結案。
當事情危急之際，歸莊計無所出，隻好向錢謙益求援。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順治初曾任禮部右侍郎，是當時文壇領袖。錢氏聲言：“如果寧人是我門生，我就方便替他說話了。”歸莊不願失去錢氏這一支援，雖然明知炎武不會同意，還是代炎武拜謙益為師。炎武知道後，急忙叫人去索回歸莊代書的門生帖子，而謙益不與；便自寫告白一紙，聲明自己從未列於錢氏門牆，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處張貼。謙益大為尷尬，解嘲道：“寧人忒性急了！”炎武耿介不阿的性格於此可見。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獄。盡管歸莊等同邑知名之士極力排解，而葉方恒到此時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蹤。仲夏，炎武返鍾山，行經南京太平門外時突遭刺客襲擊，“傷首墜驢”，幸而遇救得免；嗣後，葉方恒還指使歹徒數十人洗劫炎武之家，把值錢的東西盡皆掠去。這之前的幾年當中，炎武曾數次準備南下，赴福建參加沿海地區風起雲湧的抗清複明事業，但由於各種原因，最終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決計北遊，以結納各地抗清誌士，考察北中國山川形勢，徐圖複明大業。遠行避禍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順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晉謁孝陵。7年之間，炎武共六謁孝陵，以寄故國之思，然後返昆山，將家產盡行變賣，從此掉首故鄉，一去不歸。是年炎武45歲。此後20多年間，炎武孑然一身，遊蹤不定，足跡遍及山東、河北、山西、河南，“往來曲折二三萬裏，所覽書又得萬餘卷”，結識了許多誌同道合的朋友。
顧炎武不僅是一位愛國的英雄，還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他早年參加抗清鬥爭，到了晚年，致力於學術研究，側重經學的考證。考訂古音、古韻10部。其中有4部成為定論，即歌部、陽部、耕部、蒸部。其餘幾部也都初具規模，後來各家古韻分部，都是在顧氏分部的基礎上加細加詳。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他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成果累累；他對切韻學也有貢獻，但不如他對古韻學貢獻多。
顧炎武在音韻學上的最大貢獻是用離析“唐韻”(實際是《廣韻》)的方法研究古韻。宋人也曾研究古韻，但把《唐韻》的每一個韻部看成一個整體，沒有想到把它們拆開，因此，盡管把韻部定得很寬，仍然不免出韻。
另一個極端是遇字逐個解決，沒有注意到語音的係統性。顧炎武則把某些韻分成幾個部分，然後重新與其他的韻部合並。這樣有分有合，既照顧了語音的係統性，又照顧了語音的曆史發展。他首先廢棄平水韻，回到“唐韻”。比如把尤韻一部分字如“丘”、“謀”歸入“之咍”部，這就是“離析唐韻”，回到古韻。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韻各分為二，屋韻分為三，令它們歸入不同的古韻部，充分體現了古今語音係統的差別。他的這種離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還公認是很有價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聲配陰聲。《詩經》常常有入聲字跟陰聲字押韻，以及一個字有去入兩讀的現象，顧炎武從這些現象中認識到，除了收唇音的入聲緝、合等韻沒有相應的陰聲韻以外，入聲都應該配陰聲。在古音學的分部問題上，有陰陽入三分法，有陰陽兩分法，按兩分法說，他的作法是對的。
顧炎武在古音學的研究中，一方麵有理論的建樹，另一方麵有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後來被學者譽為古音學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學五書》中。
顧炎武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誌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建樹了承前啟後之功。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
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
顧炎武還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他大膽懷疑君權，並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成為激勵中華民族奮進的精神力量。
戴震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據學家，思想家。字東原，安徽休寧人。進士出身，曾任纂修、翰林院庶吉士之職。
他曾提出“光照說”，認為心之認識如同火光照物，光小照得近，光大照得遠，這實質上是一種樸素直觀的反映論。在倫理思想方麵，認為人“有欲、有情、有知”，這是人的本性，否定情欲，也就否定了“人之為人”。他主張要區別欲與私的界限，認為私是“欲之失”，不能“因私而咎欲”。要“理存乎欲”，使人的自然情欲得到合理的滿足，而不能隻“存理滅欲”。他還提出“以情潔情”的主張，反對道學家的偽善，“以理殺人”。
戴震幼從塾學，遍覽諸經及小學之書。自十七歲時即有誌聞道，已爾精通《十三經注疏》，“謂當先從事於字義製度名物以通六經之語言。考諸篆書，由《說文》以觀古聖人製作本始。更念《爾雅》為承學津筏，又殫心其書，旁推交勘，盡得古畫古義古音聲。有一字不準六書，一解不貫群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複參證而後即安。”自言曰：“餘於疏不盡記，經、注則無不能背誦也。”
至二十歲，在郡城紫陽書院從師徽派樸學的創始人江永，與程瑤田、金榜、鄭牧、汪肇龍、方矩等同學於歙縣西溪不疏園，學問益進。其後至京師，與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紀昀、盧文紹、王昶、惠棟等知名學者交往，共同研討學問。此外常與洪樸、洪榜兄弟等相與交遊。戴震的周圍聚積了諸多良師益友，他們之間學術方麵的切磋探討對其學識建樹大有俾益，並使他得以與當時考據學的主流相往還。
戴震生平無嗜好，惟喜讀書，博聞強記，於小學、經學、哲學、天文、數學、機械、曆史、地理都有研究。
戴震治學誌存聞道，領域廣博，有著強烈的經世色彩，從考據出發而又不囿於考據，在考據的基礎上闡發義理，形成獨特的學術風格。戴震在小學研究方麵始終貫穿著一種既注重漢學師承又銳意創新的精神，以“精專”為最高的學術追求，“貴精專不貴博，與其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而為真”，開乾嘉樸學精專學術風尚，發明六書“四體二用”說，提出聲轉說，作“轉語”以補“爾雅”、“方言”、“釋名”之缺，闡釋“訓詁聲音，相為表裏”的訓詁原理和“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證之”的音義互證方法，主張以字考經，以經考義，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合一，訓詁與校勘密切聯係。
戴震治學反對孤證，重證據而不輕信，以書證書，縱橫考索，卓然稱考據大師。在哲學上，肯定世界是“氣”之變化過程，而“氣化流行，生生不息”，即為“道”、“理”。“氣”是“陰陽五行”，也即“道”之實體。又以為《易·係辭》所謂“形而上”之“道”，即“未成形質”以前之“氣”；“形而下”之器，即“已成形質”以後之物，反對理學家“理在事先”等說。
又提倡從具體考察事物中認識事物規律，即“理”，“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以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其“理存於欲”之命題，一反理學家“去人欲、存天理”之說教，以為“後儒以理殺人”，與“酷吏以法殺人”無本質區別。
在天文學方麵，戴震借用西洋新法評述各家學術、考訂流變，或與古人辯難，立論自較清楚，亦有所創見。
在數學方麵，戴震對古典算書作了認真的整理和校勘工作，先後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周髀》、《九章》、《海島》、《五曹》等九部算經，以及收集到的影宋版張《丘建算經》、《數術記遺》，校勘後一並收入《四庫全書》，使許多古算經失而複得，為中國古代數學的存亡續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其影響下，《測圓海鏡》、《四元玉鑒》、《楊輝算法》等數學名著又陸續被發現整理，自此掀起了乾嘉時期研究中國古代數學的高潮。
在機械考工方麵，所著《考工記圖》記述了對古代百工之事的科技名著的最傑出研究，並繪圖詳加注釋，時人稱為奇書。戴震又是一位精博於地輿之學的著名學者，主修《汾州府誌》被時人尊為“修誌楷模”，精校《水經注》更是有口皆碑。
此外，戴震對生物學和醫學也有涉獵，所著《雅經》記述動植物四百多種，成為一部辭典式的生物學專著。據《揚州畫舫錄》載，戴震撰有《金匱要略注》，洪榜《行狀》言尚著有《氣穴記》、《藏府象經論》。這些著作皆散佚。
可見，戴震不僅孜孜以求於《疏證》此類正人心的哲學著作，同時廣泛地刻意鑽研科技並進行比較專精的探索，本著“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製以究其變”的原則，將自然科學的世界觀和訓詁考據的方法論作為其治經聞道之本，從而成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徽派樸學始於江永而成於戴震，戴震是皖學的集大成者，他創造性地構建闡發了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體係，並融會貫通於聲韻訓詁、名物製度、經籍考證、天算地理研究等諸多方麵都成就斐然卓越。其主要著述有《聲韻考》、《六書》、《聲類表》、《方言疏證》，測算方麵有《原象》、《迎日推策記》、《勾股割圜記》、《曆問》、《古曆考》、《續天文略》、《策算》、《詩經二南補注》、《毛鄭詩考正》、《尚書義考》、《儀經考正》、《春秋即位改元考》、《大學補注》、《爾雅文字考》、《經考》、《水經注》、《九章補圖》、《屈原賦注》、《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中庸補注》、《考工記圖》、《水地記》、《緒言》、《直隸河渠書》、《氣穴記》、《藏府算經論》、《葬法贅言》、《文集》，共計50餘種。
戴震是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一代宗師，給中國的考證學樹立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其學生的王念孫、王引之、段玉裁，都是這一學風的傳人，其思想深度和學術水平無疑是中國十八世紀的高峰標誌。
孔廣森
孔廣森(1753～1787)清朝學者。字眾仲，一字撝約，號顨軒，堂名儀鄭，以希追蹤鄭玄。山東曲阜人。孔子七十代孫。著名的文學家、經學家。
孔廣森出身望族，他的祖父孔傳鐸，是孔子的第六十八代孫，襲封衍聖公。父親孔繼汾，官至戶部主事。
孔廣森天資聰穎，過目不忘，喜愛讀書，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鄉試中第，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二十歲時進士及第，官拜翰林院檢計。
孔廣森不僅博學多聞，入了官，還是孔子的後裔。這令許多人仰慕不已，一時受到大家的喜愛，都願與他交往，但他生性淡泊名利，專注於著書立說，不喜歡與各方達官顯貴應酬往來，遂以養病為由告回故鄉，築“儀鄭堂”，閉門謝客，終日以讀書著作為業。
孔廣森一生博涉群經，曾問學於著名經學家戴震、姚鼐，創作了經學《春秋》和《大戴禮記》。
《春秋》，為孔子所作之魯國編年史，儒家六經之一。後來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相繼為之作傳，史稱“三傳”。三傳之後，曆代經學家均有為之訓解者。
孔廣森通覽諸家，認為“《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王祖遊謂何休誌通《公羊》，往往為《公羊》久病，其餘炎助、趙匡之徒，又橫生義例，無當於經，惟趙方最為近正。”於是，旁通諸家訓說，兼采《左傳》、《穀梁傳》，擇善而從，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是書以發明《公羊傳》義例為主，對《公羊傳》“公羊三世”、“三科九旨”等微言大義提出了不同於何休《春秋公羊解詁》的見解。例如，何氏把《春秋》十二公分為三世：隱、桓、莊、閔、僖為“所傳聞之世”，文、宣、成、襄為“所聞之世”，昭、定、哀為“所見之世”。
孔廣森認為，《春秋》魯襄公二十三年“雲邾、畀我來奔”與魯昭公二十七年雲“邾、快來奔”，其文相同，宜劃歸同一世，故將孔子生後，即襄公二十一年(或二十二年)以斷為“所見之世”。再如，何氏以親周故宋，以《春秋》當親王為“一科三旨”，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為“二科六旨”，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為“三科九旨”。
孔廣森則認為《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埋人情，此為“三科”，所謂天道，一指“時”，二指“月”，三指“日”；所謂“王法”，一指“譏”，二指“貶”，三指“絕”；所謂“人情”，一指“尊”，二指“親”，三指“賢”，此九者為“九旨”。此外，對何休《春秋公羊解詁》中的錯失也做了許多裨損，以成一家之言。《清史列傳》稱其“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故能融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
孔廣森在經學上的成就，除著有《春秋公羊通義》外，還著有《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禮學·厄言》六卷，《經學·厄言》六卷，《詩聲類》十三卷。著名經學家姚鼐稱“其將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雖康成猶不足以限之”。
孔廣森除了在經學上的成就外，還精通於數學和文學。在數學上，他傳戴震的“測算之學”，對古代數學中解“方田”及“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勾股”、“贏不足”等都頗為精通，著有《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該書是專門研究商次方程的解法和應用的專著，對整理和發展中國傳統數學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孔廣森在文學上的成就是擅長寫駢體文，《儀鄭堂駢麗文》三卷著有其文對偶工整，詞藻華麗，兼有漢、魏、六朝、初唐之勝，與袁格、孫星衍、洪亮吉、劉星煒、曾昱、邵齊燾、關錫麟一起被稱為清代駢文八大家。
錢大昕
錢大昕（1728～1804）清代史學家﹑漢學家，學者，詩文家。字曉徵，一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晚號潛研老人。江蘇嘉定(今上海嘉定人)。
錢大昕早年以詩賦聞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弘曆南巡，因獻賦獲賜舉人，官內閣中書。十九年，中進士。又擢升翰林院侍講學士。三十四年，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參與編修《熱河誌》，與紀昀並稱“南錢北紀”。又與修《音韻述微》、《續文獻通考》、《續通誌》、《一統誌》及《天球圖》諸書。後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廣東學政。四十年，居喪歸裏，引疾不仕。
嘉慶初，仁宗親政，廷臣致書勸出，皆婉言報謝。歸田三十年，潛心著述課徒，曆主鍾山、婁東、紫陽書院講席，出其門下之士多至二千人。
錢大昕在晚年時，自稱潛研老人。其學以“實事求是”為宗旨，雖主張從訓詁以求義理，但不專治一經，亦不墨守漢儒家法。同時主張把史學與經學置於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經方法治史。自《史記》《漢書》，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詳為考證。萃其平生之學，曆時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異》，糾舉疏漏，校訂訛誤，駁正舛錯，優於同時其他考史著作。其治史範圍廣於同時諸家。於正史、雜史而外，兼及輿地、金石、典製、天文、曆算以及音韻等。
錢大昕對宋、遼、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為專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著有《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宋學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誌》《元詩記事》《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及《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等。
錢大昕不僅研究史學，還涉獵其他文學，多有成效。《三統術衍》《四史朔閏考》為其研治天文曆算學的代表作，深為同時學者推重。“古無輕脣音”“古無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韻學上的卓見。精心所薈，則有《十駕齋養新錄》，後世以之與顧炎武《日知錄》並稱，讚錢氏為“一代儒宗”。
錢大昕並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據學者，他往往以考史論學的形式，隱寓對清廷弊政的不滿。所著《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文集》多所反映。乾嘉時期，首重經學，力倡治史，既博且精，對轉變一時學術趨向影響甚大。一生著述甚富，後世輯為《潛研堂叢書》刊行。
錢大昕長期研究元史，精通蒙語。史載清廷得元代蒙古碑文，無人可知，於是由國師章嘉多必吉譯之。後抄錄成冊之時，錢大昕獨能指出其謬誤所在。博學強記，冠絕一時。
他的書法源於金石之學，善寫漢隸，用筆古茂，奇趣縱生；楷行蒼逸樸健，具有宋元的書法風致，脫胎於學問之厚養。
錢大昕可謂是博學多識的人，精於多方麵的文學，還是偉大的書法家，對後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段玉裁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號茂堂。晚年又號硯北居士，長塘湖居士，僑吳老人。江蘇金壇市人。生於雍正十三年，卒於嘉慶二十年。中國清代經學家、文字音韻訓詁學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鄉試，入都會試，屢不中。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銓授貴州玉屏縣知縣，後又為四川富順、南溪和巫山知縣。
段玉裁在京時，得師事戴震，並結識了錢大昕、邵晉涵、姚鼐等學者。返裏後，又得與劉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55歲時，二次入都，得識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商討音韻、訓詁，頗為契合。乾嘉時代漢學昌盛，段、王兩家在音韻學、訓詁學方麵的貢獻極大。
段玉裁博覽群書，著述宏富，由經學以治小學。在小學範圍內，又從音韻以治文字訓詁。根基充實，深得體要，多有成績。其中《六書音均表》在顧炎武《音學五書》和江永《古韻標準》的基礎上剖析加密，分古韻為17部，在古韻學上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段玉裁用了30餘年時間完成了《說文解字注》，其體大思精，為前所未有。他先為《說文解字讀》，每字之下博引群書，詳注出處，晚年才刪去繁文，簡約成《說文解字注》。嘉慶二十年(1815)五月全書刻成，風行一時，大為學者所稱讚，《說文》之學也由此而盛。《說文》段注的主要特點是：第一比勘二徐（徐鉉、徐鍇）本，刊正傳寫和刻本的謬誤。第二闡明許書著作的體例。其三引證經傳古籍，解釋許說，推求許說所本。第四在許慎訓解之外，說明字義的引申和變遷；指出字有古今，義也有古今。第五闡發音與義之間的關係，根據諧聲聲符說明音義相通之理。與同時學者桂馥、朱駿聲、王筠並稱《說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說文》的成就極大。他不僅貫串全書，詳加注釋，把《說文》在考訂文字、聲音、訓詁三方麵的真實價值闡發無遺，而且創通許多研究詞義的方法，對漢語訓詁學的發展開拓了新的內容和新的門徑。盡管書中不免有偏執武斷之處，可是其中精粹之處終不可沒。其後鈕樹玉作《段氏說文注訂》，徐承慶作《說文段注匡謬》，王紹蘭作《說文解字段注訂補》，徐灝作《說文段注箋》，雖各有發明，然成就不大，且有以不謬為謬者，轉增煩擾。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獻的實踐中作出了不朽的業績，同時他總結實踐經驗，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見解，諸如“改字”問題、誤校問題、分別作者之是非與本子之是非等，卓識宏議，發人之所未發，至今為學者所稱道。其在《經韻樓集·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中有論：“凡宋版古書，信其是處則從之，信其非處則改之，其疑不定者，則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論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適滋後來之惑。”
關於“改字”問題，總的說來，他是主張“勇改”的，認為當改則改，知錯不改反而會留下後果。但是他同時又反對妄改、擅改，因為妄改、擅改會造成更惡劣甚至難以挽回的後果。他說：“轉不若多存其未校訂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壞於校者，久而不可治。”甘苦有得之言，發人深省！
段玉裁校書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張依靠自己的學識，善加判斷。他分析經書的“疏”與“經注”本來都是各自單行的，各家所守的“經注”以及單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說齟齬者多，自《十三經》合刊注疏音釋，學者能夠識別其源流同異的並不多。在這樣複雜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古本來校勘經書的文字，已不能夠解決問題，最後隻有憑借自己的學識作出抉擇。《十三經注疏·釋文校勘記序》指出：“顧自唐以來，而徒沾沾於宋本，抑末也。”可見段玉裁不獨鄙視俗本為不足據，就是通常以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積誤而探其義理以定是非，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其分析為：“讀書有本子之是非，有作書者之是非（按當指立說），本子之是非，可讎校而定之，作書者之是非，則末易定也……仆以為定本子之是非，存乎淹博，定作書者之是非，則存乎識斷、審定。”這些議論，給校勘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具備深厚的學力和紮實的基本功。
段玉裁在校勘方麵的絕詣，有很多校例已為當代發現的敦煌寫本、阜陽漢簡所證實，不能不令人歎服。其所著《古文尚書撰異》勘正今本誤字甚多，當時無別本可參，僅憑理校，今與敦煌寫本對校，每多合者。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雲：曾以《尚書》殘卷《益稷》、《禹貢》兩例“持與段氏《撰異》對讀”，其中段氏所定“脞字從肉”、“繇字不從草”等例。又如段玉裁在《詩經小學》中判斷《詩經·墓門》“夫也不良，歌以訊之”的“訊”為“誶”之誤。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長洲徐頲、嘉興沈濤、女婿仁和龔麗正較為知名，長洲陳奐尤其得其學識真傳。
段玉裁一生的主要著作有《說文解字注》、《六書音韻表》、《古文尚書撰異》、《經韻樓集》、《毛詩故訓傳定本》、《詩經小學錄》、《戴東原年譜》等。
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是時代的發展和進步，在文字音韻方麵作出了巨大貢獻。
郝懿行
郝懿行（公元1757年～1825年）字恂九，號蘭皋，山東棲霞人。生於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卒於宣宗道光五年，年六十九歲。
郝懿行從小刻苦好學，早有文名，十九歲入縣學讀書，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受到提學使趙鹿泉的讚賞。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郝懿行以優秀的成績，被推薦保送入國子監學習。這時的清朝統治者，一麵大興文字獄；加強思想統治，一麵又提倡整理考訂古典文獻，轉移人們反清鬥爭的目標。
在當時的文化界，讀書治學大都脫離現實，而埋頭於古書古學，並逐漸形成對經書古義的考據學風，這種學風到乾隆、嘉慶時期最為興盛，曆史上稱為“乾嘉學派”。
在考據風氣的影響下，郝懿行也偏愛訓詁，喜歡閱讀《三倉》《爾雅》等文字訓詁方麵的書籍。郝懿行後來能成為為時人所推崇的經學家，客觀環境對他有很大的影響。郝懿行無意功名利祿。乾隆五十三年開“恩科”，他參加了山東的“鄉試”，考取了舉人，卻沒有再繼續考進士。
十年以後，他才又參加了一次進士考試，沒有想到竟考中了。中了進士，按說就可以做官了。可是在當時官僚隊伍已非常臃腫的情況下，考試合格後的郝懿行卻無缺可補，隻好做了個在戶部掛名的“額外主事”。郝懿行一生的信條是“自守廉介”，避開腐敗的官場，這也正好符合他的夙願。
郝懿行為人謙遜和藹，但卻不願多與人交往。他所遵循的又一個信條是“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所以他平時總是顯得沉默寡言，若遇親戚故舊來訪，他陪伴座飲，有時半天竟無一句話，當然也有例外，如果談論起經學來，他會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談個沒完。
郝懿行“性嗜學”，最喜歡讀書。郝家原是個文人世家，藏有萬卷古書。郝懿行做官後所得俸錢，也全用來買書。他一生履行這樣四句話：在家，以讀書為孝愛；做官，以讀書為忠勤，修身，以讀書為卓德；立名，以讀書為奇勳。所以，平時總是手不釋卷，即便出門，也不忘記帶書。有一次外出，路上光顧讀書，竟忘記了看路，頭一下子碰到了樹幹上。他不僅酷愛讀書，更勤於著述。每天讀書寫作總是到半夜，幾十年如一日。
郝懿行和妻子王照囪時常“以詩答問”，天長日久，積累起來，竟成《詩問》七卷。王照囪也很有文才，涉獵經史，自著有《列女傳補注》、《列仙傳校正》、《曬書堂閨中文存》等書。當時文壇上把郝懿行夫婦和江蘇高郵有名的經學世家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相提並論，有“高郵王父子，棲霞郝夫婦”的說法。
郝懿行學問淵博，治學嚴謹，造詣最深的是經學。他的代表作《爾雅義疏》《爾雅》是我國古代解釋語辭和名物術語的一部訓詁專書，成書於漢代，唐代列為經典之一。由於它的說解過於簡略，很難讓人掌握每個詞的具體意義，從東漢至清代，有不少注疏家為它作注。在郝懿行稍前，就有著名經學家邵晉涵撰《爾雅正義》。但是郝懿行認為，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雖然搜集資料較廣，可是在音韻、訓詁方麵還有許多地方講不通，也沒有多少新的創見。因此，他立誌對《爾雅》作進一步的疏解，不僅能明其然，更要明其所以然。
郝懿行本人“精訓詁”，長於音韻，他曾在鄉下居住過多年，早就留心草木蟲魚等各種動植物，作過詳細的考察研究。每當他遇有疑難問題，總是細心地詢問當地老農和知情的人，回家後再翻檢書籍，一一對照。他把這些多年的調查研究用於《爾雅》的注疏。同時，他還經常和妻子以及好友進行商討，注疏中的許多見解就是采納了他們的意見。《爾雅》注疏草稿寫成以後，曾反複修改，數易其稿，直到晚年才最後修訂定稿，這就使《爾雅義疏》超過了以往各家注疏。書成以後，王念孫特意校點了全書，並把書交給當時著名的經學家、校勘學家阮元刊刻行世。
此外，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也是為時人所推重的一部書。《山海經》約成書於戰國時期，秦漢兩代陸續有所增刪；內容主要是記述各地的山川、道裏、部族，物產、祭祀以及原始風俗等等，保存了不少遠古的神話傳說和史地文獻資料，自東漢以來有不少注家為這部書作注。郝懿行在前人的基礎上，廣征博引，正名辨物，刊正疏謬，進一步從音韻訓詁方麵作了不少補正，他的補正超過了當代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和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等書，被稱為“實事求是之學”。
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年已六十六歲的郝懿行奉旨補缺，任戶部江南司主事，三年以後就病故了。
郝懿行一生的著作很多，有《爾雅義疏》《春秋說略》、《易說》《書說》、《詩說》《鄭氏禮記箋》、《詩經拾遺》、《汲塚周書輯要》《竹書紀年校正》《苟子補注》、《山海經箋蔬》《宋瑣語》《晉宋書故》《寶訓》以及《蜂衙小紀》、曬書堂《筆錄》《筆記》、《詩文集》等，已刊和未刊者合起來約有六十多種。
他在整理我國古典文化方麵作出了卓越的成績。他的著作“精博邃密，足資考證”，是留給後人的寶貴文化財富。他把畢生精力貢獻於祖國文化事業，這種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學習的。
王念孫
王念孫（1744～1832），字懷祖，生而清羸，故自號石臞。江蘇高郵人。王引之之父。
王念孫從小就比較聰慧，八歲讀完十三經，旁涉史鑒。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陝西道禦史、吏科給事中、山東運河道、直隸永定河道。
王念孫平生篤守經訓，個性正直，好古精審，剖析入微，時與錢大昕、盧文弨、邵晉涵、劉台拱有“五君子”之稱譽。
王念孫之父王安國，字書城，號春圃，雍正二年（1724）殿試一甲二名進士（榜眼），官至吏部尚書，曾延請戴震為念孫授讀，於文字、聲韻、訓詁之學，盡得其傳，
王念孫在二十歲時，與李敦賈田祖晨夕過從，飲酒歌詩，質疑問難，又常與劉台拱、任大椿、程瑤田書劄往來，研討古學，闡發叔重，康成閫奧，因而，這一時期的造詣比較高深。
乾隆三十一年（1766），得江永《古韻標準》讀之，始知顧氏所分十部，猶有紕漏，隨後取三五篇，並參改《楚辭》、《淮南子》、《易林》等書用韻，反複尋繹，始知江氏之書，仍未盡善，遂以已意重加編次，分古韻為二十一部。同時，對古書中文字的假借、聲音的通轉，都深有體會。
作為徽派樸學的嫡係真傳大師，王念孫運用就古聲以求古義、從假借字以求本字和以意參逆而不墨守的方法和態度，從事訓詁，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王念孫針對中國古代文字學重形不重音的局限性，用了十年的時間，采取為《廣雅》作注的形式，援引經傳，旁采眾說，詳加考證，就古聲以求古義，改正原書錯字、漏字、衍字等訛誤甚多，遂寫成《廣雅疏證》，該書頗具創見，對中國古代訓詁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王念孫除精通訓詁外，對於校勘，最擅專門，對文字謬訛、句讀錯亂、音訓異同一一加以考辨，用力甚勤，且多創見。對《淮南子·內篇》訂正字句錯誤九百餘條，用歸納法從這些誤例中得出古書“致誤之由”，凡得六十二例。這六十二例，總結出古書誤例的規律性，是王念孫校勘古書字句錯誤的經驗總結，被後人用作校勘其他古書的通例，具有廣泛意義和深遠影響。在校勘方麵，他還提出三個勇改和三個不改的主張，非常精當，為古籍校勘提供了良好的範例。
王念孫除研究經史之外，還精熟水利，曾在工部為官期間著《道河議》上下篇及奉聖旨纂《河源紀略》，“議者或誤指河源所出，念孫力辨其訛，議乃定，《紀略》中《辨訛》一門，念孫所撰也。”罷官之後，每日以著述自娛，著有《讀書雜誌》，對於古義晦澀、騰抄誤寫及後人點校妄自更改之處，皆一一更正。其中一字之考證，博及萬卷之書，其精於校讎由此可見一斑。
王念孫生平主要著述有《讀書雜誌》、《廣雅疏證》、《道河議》、《河源紀略》等。
王念孫從事訓詁研究，勤奮刻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對中國古代訓詁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又號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揚州儀征人，生於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卒於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享年八十六歲。
阮元在年輕時就已經篤誌文典，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成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0年授翰林院編修。一年後因學識淵博，受高宗賞識升任少詹事，入值南書房，1793年至1795年，提督山東學政，曾數遊濟南名泉，留下不少讚泉詩，寫有《小滄浪筆談》，雜記濟南掌故風物等；廣交山東及寓魯金石學家，遍訪山東金石文物，在畢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誌》24卷，對山東乾嘉之際金石學的興盛貢獻頗巨。
仁宗嘉慶三年（1798）返京，任戶部左侍郎，會試同考官，未幾又赴浙江任巡撫，撫浙約十年。在任期間，除吏治軍政之外，又糾合浙江文人，編書撰述不輟。
嘉慶六年（1801）在杭州建立詁經精舍，聘王昶授詞章，孫星衍授經義，作育英才。以嘉慶十年喪父，服除，任職兵部，又先後出為湖南、浙江巡撫。此後，又曾先後任江西巡撫、兩廣總督。在粵期間，建議禁鴉片，對英商采用較嚴厲的政策。
嘉慶廿五年（1820）在粵創立學海堂書院。道光六年，遷雲貴總督，旋又晉升體仁閣大學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揚州定居，先後加太子太保、太傅。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去世，諡“文達”。
他畢生仕宦特達，但撰述編纂工作未嚐稍輟。他學問淵博，在經學、方誌、金石學及詩詞方麵都有很高造詣，尤以音韻訓詁之學為長。著書180餘種，編著有《皇清經解》《經室集》等。
在乾嘉文化鼎盛之時，阮元標領文壇數十年，海內尊之為學界泰鬥。早歲編集金石書畫目錄，為《石渠隨筆》、《山左金石誌》、《兩浙金石誌》。任浙江學政時邀臧庸兄弟、何元錫、陳鱣等學者編《經籍纂詁》一百一十六卷，於嘉慶五年（1800）刊行，翌年刊刻清初以降浙江詩人作品為《兩浙輶軒錄》四十卷。又翌年立詁經精舍，刊《詁經精舍文集》十四卷。喪父守製期間，刊《十三經校勘記》，又蒐羅《四庫全書》未收書，編為《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目錄進呈禦覽。數年後，撰成《疇人傳》五十九卷，為中國曆代天文曆算家之專門史。
道光二十一年（1816）刊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創立學海堂期間，刊《學海堂叢刻》。阮氏亦重視修誌，所修誌書著名者有《浙江通誌》、《廣東通誌》、《雲南通誌》、《揚州圖經》等。其中《揚州圖經》以圖為經，可稱創例。
阮元的文集，為《揅經室集》五十七卷，所作《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等均是書學史上的重要著述。
阮元不僅在文學方麵有很大的成就，創立了學堂，還是一位愛國仁人誌士，為禁煙行動做了巨大貢獻。
陳澧
陳澧字蘭甫，一字蘭浦，自號江南倦客，番禺（今廣州）人。因少時讀書於東廂書塾，晚年自題著作為《東塾讀書記》，故學者尊稱“東塾先生”。
陳澧從小學習舉業，十七歲考取了縣學生。之後幾年頗為得意，先是得到學政翁心存的賞識，以廩貢生薦入粵秀書院肄業；讀了三年便題了優貢，即是由學政與總督、巡撫聯名向朝廷保舉的本省優秀學生。
陳澧於1832年中了舉人。之後入京會試，省城輿論看好，以為他此行大有中一甲而點翰林的希望。誰知道他一出了省境便交了黴運，十三年間考了五次，皆名落孫山。
陳澧並不灰心，又參加六年一輪的舉人“大挑”，以為可選得縣令，不料又考了個二等，隻能做教官。陳澧自謂：“以為不能治民，猶可以教士，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土習而起者。”
1849年實援廣東河源縣學訓導，到任便發覺“亂”的不是士而是民，“盜賊遍地”，僅兩個月便請假回家。幸虧跑得快，不然就像河源縣令一樣，“為賊捉去矣”。是年鹹豐帝繼位，例開恩科，陳潭第六次應會試，仍舊落第。
1856年陳澧獲補選知縣，但世道更亂了，太平軍正興，第二次鴉片戰爭即將開戰，他隻好放棄追求了二十年的“百裏侯”，申請改授京官虛銜，得授國子監學錄。
自此以後，陳澧便不再掛念功名，而專心於學術，會通漢宋之學，著述甚豐，廣涉經學、史學、音韻學、文字學、聲律、音樂、地理學、數學、書法及詩詞學等眾多領域，成就卓越，成為晚清嶺南學術最具影響的傑出人物，亦可謂因禍得福也。
道光十四年（1834），陳澧便入讀學海堂，成為學海堂第一屆的專課肄業生。1840年補授為學海堂學長，其後一直任職。1867年，陳澧受聘擔任菊坡精舍的山長，所以菊坡精舍受學海堂的影響最多。
陳澧在《菊坡精舍記》中說：“始議為書院時，以書院多課時文，此當別為課。澧既應聘，請如學海堂法，課以經史文筆。學海堂一歲四課，精舍一歲三十課，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課期諸生來聽講，澧既命題而講之，遂講讀書之法，取顧亭林說，大書‘行己有恥，博學於文’二語揭於前軒，吾不自立說也。”可知菊坡精舍在辦學宗旨上是承傳了學海堂的實學宗旨。
陳澧在受盡了二十年的科舉之害後，開始轉為推崇顧炎武，以求在經史中尋找到微言大義，通經方能致用。故在菊坡精舍大力推行實學，主張摒棄當時以科舉為主導的教學方式，認為精舍門人當以學問為重，不是為取超等；士人為學，須於經、史、子、集四科當中，揀選一科與其性情相近的專門來研究，這與學海堂專課肄業生專研一科的情況又相類似。所以無論是在教學宗旨還是教學內容上，菊坡精舍都是效法學海堂的。
菊坡精舍與學海堂有些不同，陳澧在菊坡精舍不但出古文經史題進行考課，還升堂講學，每次聽講者達數十人，既有針對命題的內容，又連帶及讀書之法。因為菊坡精舍是院長製，不同於學海堂的學長製，這樣，菊坡精舍就成了陳潭一人的專門講學之所，陳澧便能夠通過講學，詳細而係統地將自己讀書方法、治學途徑、經驗教訓等傳授給學生，對學生的影響更深。
因而，陳澧與應課生徒的師生關係要比學海堂的更為明晰密切，這些學生有一樣的師承，學術既高，影響廣泛，相互之間的聯係又密切，便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東塾學派”。這個學派的形成，表明廣東在學術上已經是自成係統，獨具特色，能與其他流派分庭抗禮，在全國學術界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了。
陳澧在菊坡精舍的十餘年間，全身心地投入了精舍的講學與考課的工作，並繼續鑽研學術，將集其大成之作《東塾讀書記》加以整理陸續出版，但在他生前隻刻成了九卷，還有大量的手稿未能刊刻，後多藏於中山大學；而其關於精舍教學的文章，如《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等，則在他身後由其子孫門人收集在《東塾集》、《東塾續集》中。
陳澧在晚年因操勞過度，已是體弱多病，但仍堅持講學，親自閱改課卷，1897年由廖延相編刻的《菊坡精舍集》二十卷，便都是陳澧親自選取的菊坡精舍的優秀課卷。全集共選文171篇，詩186首，作者有102人，均是菊坡精舍的優秀人才，菊坡精舍人材之眾，由此不難想見。陳澧對菊坡精舍的貢獻之巨，轉而亦是對廣東學術發展的貢獻。
1881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以陳澧青年碩德，奏請褒獎，上諭給五品卿銜。1882年，陳澧病逝，終年七十三歲，《清史稿》為其立傳，以宣其功。而其門人則報請官方，在菊坡精舍西偏辟祠以祭祀之，弟子梁鼎芬集資百萬文，購買祭田，讓後人永遠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