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軍訓的時候，黨員同學需要負擔起師部站崗這一光榮任務。當時為數不多的黨員胸前都佩戴著發下來的橘紅色的胸牌，寫著自己的名字。就像兒時的紅領巾一樣讓人不那麼自在驕傲無比。後來我被抽去給師部站崗。那天天氣突變，傍晚時氣溫驟降。我和另一個孱弱的女生在幾乎無人經過的師部門前一動不敢動站了3個多小時。下一班黨員邁著正步敬著軍禮過來接班的時候，我的雙腿已經麻木。當晚我即發起高燒住了院，在醫院度過了讓人難熬的軍訓15天。我因此而躲過了南方室外將近四十度的高溫，躲過了15分鍾的午休來不及吃飯的空腹感，也錯過了這群剛剛熬過高考的文文弱弱的孩子們在訓練時暈倒的厄運；躲過了淩晨拉練射擊時被走火的槍支奪走生命的劫難，也躲過了唱紅歌唱到兩眼直冒金星、夜晚忍受著蚊蟲叮咬睡眠不足的眩暈感……這就是大學之初的軍訓。總之我因為忘記佩戴指甲大小的徽章而被勒令到寢室取，總之因為夜盲加路盲我不得不借一輛自行車在偌大的陌生的校園裏瘋子一樣地拚命飛奔，總之在我好不容易找到那枚徽章的時候被告知其實是用不到的，隻是一個可笑的教訓，總之我因為發高燒被送到搶救室輸氧，總之我熬過了不知道為什麼而熬的軍訓，這也算是偉大的黨對我的一個恩澤吧。
沒有人不想入黨。我的朋友當中有人決心今後從事藝術設計的行當，有的打算出國深造學習建築，有的希望周遊世界實現兒時迫切的夢想……他們或許沒有這樣的打算，或者說這種願望並沒有那麼迫切。可是他們被叫去談話，被要求上交入黨申請書。日後聽說一個輔導員語重心長地說：孩子，為啥不入黨啊？於是那同學就乖乖地交了申請書。再後來，上麵撥款給我們做活動，過黨組織生活。可是想來想去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的活動，大家就提議用這筆經費去打高爾夫球。當然我們也去過嘉興參觀過紀念館，不過都不如高爾夫球讓人印象深刻。其實，打高爾夫球那天我沒去，因為忙於寫策劃書，要拿到上麵去審核通過才能參與評獎和撥款。這並不是什麼難事，隻要寫好活動目的和活動總結就可以了。
結果卻是，有人通知我代表支部去領了一個的獎狀，表彰我們支部活動做得好。
大概是習慣了規規矩矩被管著，才會在失去管製的時候如此惶恐難安。念小學的時候，每周一的升旗校會都是一場教育大會。我們穿上白色的上衣、深色的褲子和白色的鞋，佩戴著紅領巾按時參加，會上不僅會表揚分擔區（每個班級分得一塊區域作為負責打掃的空間，每周學校例行檢查，需要打掃幹淨才能評紅旗班級，當然也不免出現不小心打掃了其他班分擔區的尷尬情況）打掃得幹淨的班級，還會對拾金不昧的個人給予極高的評價。升旗校會在一個學期之中由每個班級主辦一次，主題由學校擬定，演講稿經過大隊部審核，整個升旗儀式都要經過無數次的彩排。終於輪到我們班了。我被選作護旗手（升旗手一般要班級幹部才有機會），是四個護旗手當中的一個。操場上練了幾天正步之後，卻因為發育過早，個子太高，導致國旗的一角過高而被篩掉。後來被安排到國旗下的演講，我負責寫稿子和演講。辛辛苦苦練了一周卻在升旗當天被告知校領導要發表“重要講話”，我的部分取消。校領導究竟講了什麼，我一概不知。我穿著特意買來的白襯衫和黑褲子站在隊伍的最後一排悶悶不樂。
顯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記得星期一要穿白襯衫黑褲子。一個星期一，我穿了一件綠色的外衣就來上學了。走到學校發現整個操場的人都穿著白上衣，才發現事態的嚴重性，內心開始慌亂起來。那時候在升旗儀式開始之前，每個班的班主任都要對學生的服裝進行檢查，包括白襯衫是不是特別白，發黃就不好了；紅領巾是不是看起來嶄新而整潔；至於白旅遊鞋，有時候就沒那麼嚴格的要求，畢竟校領導站在二樓的廣播室窗口，即便是老花眼也看不清哪個班級的小學生沒有穿白色的旅遊鞋。不過那些襯衫不夠整潔、紅領巾褶皺太多的自然就被調到隊伍的最後麵。前方的小朋友們興致勃勃地穿著一身潔白的襯衫，褲子提得老高，胸前的紅領巾大多整齊劃一，高昂著頭等待老師的表揚。那天我穿了一件十分顯眼的綠色外衣混在隊伍後麵，看見老師走在前麵檢查時嚴厲的麵孔，焦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突然我靈機一動，偶然發現衣服的內側是白色的布料，就當機立斷把衣服翻過來穿在身上。現在想來，那個透著大蔥色的“白”衣服在人群中一定顯得滑稽極了。我在老師灼熱的目光下被打量了許久，然後用餘光看著她走到下一個同學那裏，才長籲一口氣。
冬天，東北的氣溫一般會降至零下二三十攝氏度，升旗校會照例進行，一般會改在教室裏。學校通過廣播調動全校同學參加。每到星期一早上，整個學校響起國歌的旋律，我們起立歌唱，然後坐下，在每個環節的間隙麻木地鼓掌。隻有被評了“紅旗班”的時候除外，當念到我們班的時候，每個同學包括老師都禁不住歡呼起來。那種歡騰的景象成了我記憶中經常出現的畫麵，日後我不止一次在各種場合看見過，有時候我也成了當中歡騰雀躍的一員。為此，我感到羞愧。
小學時每個班級都有一張“小紅花榜”。考試得了100分，或是課堂上表現得好（即：不說話、不調皮、不搗蛋），或是不小心撿到其他同學的物品歸還，或是在課間主動拿著人手一塊的小抹布把講台前的瓷磚擦幹淨的時候，你的名字上方就會出現一朵小紅花。當時我們並不了解它存在的意義，因為它就是我們的全部意義。我們假裝撿起同桌不小心掉在地上的橡皮上報老師，贏得一朵小紅花；我們學會舉報那些課間在教室裏說話的同學，贏得一朵小紅花；我們甚至為了贏得一百分在交換批改別人試卷的時候，用橡皮擦除原來的正確答案，寫上錯誤的答案再用紅筆打一個大大的叉……凡此種種，都是由那張紅花榜引起的，卻似乎從未因那張紅花榜做一個了結。直到有一天，不知道誰在放學之後潛入教室，用講桌上的小紅花印章和紅色的印泥在那個榜單上即印下了很多小紅花。之前的格局被打亂，原來坐擁小紅花的人突然沒了優勢，之前的弱勢者也贏得了傲視群雄的機會。結果第二天上課的時候，引起了全班師生的恐慌。因為沒人記得曾經的記錄，老師也不能單憑每個孩子的嘴就將其恢複原狀，於是一段時間內廢掉了紅花榜。我們於是不再撿起同桌掉在地上的東西，也不再積極地向老師打小報告，更不會篡改別人的答案，我們規規矩矩地做回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