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聖誕夜不幸遭劫。
當我把垃圾拿到我位於布魯克林的公寓樓門口準備倒掉的時候，一個人用槍頂著我，叫我把兜裏的東西都掏出來。我把手上的現金、錢包和手機都交給了他，但當時我又突然想起曾經在電影裏看到過的有關談判高手的場景。於是，我求那個人允許我保留我的醫保卡。我覺得，如果我可以讓自己看起來更人性化些，他就不大可能會殺掉我。
我解釋道，如果沒有這張卡，要獲得什麼醫治都將異常困難。他接受了我的請求，並把卡還給了我。接下來，我們達成了協議：盡管我看清了他的樣貌，但我承諾不會報案以回報他的“恩惠”。之後，他便沿著街道逃得無影無蹤。幾個小時過去了，我一直傻傻地卻也牢牢地守住了這份協議，不論有多難熬。那樣子就好像我在槍口威脅下，簽下了一份具備約束力的合同一樣。
與此同時，我把這段奇特而恐怖的經曆寫成帖子發上了“公園坡家長”網站。這是個相對開明的網絡社區，用戶包括一些母親、健康食物分享和互助會成員，以及其他致力於家庭幸福、身體健康和所屬社區成熟的左派人士。我感覺有責任發這個帖子，同時也期待獲得一些同情和支持。
出人意料的是，我收到的頭兩封信來自兩個憤怒的人，他們怨我不該把發生犯罪行為的街道名稱公布在網上，並且質問，難道我就沒有意識到這樣的信息公開會給我們小區整體的房屋價值帶來負麵影響嗎？本來賣方市場就已經足夠困難了！當有報道稱某個著名演員要從這個片區搬到曼哈頓後，布魯克林的房地產市場難道還需要更多的負麵曝光嗎？這件事發生在房地產崩潰之前。
當時我就目瞪口呆：人們難道更關心他們自己社區的房產價值，反而不那麼關心在社區裏真正發生的事情嗎？更何況，掩蓋問題也不符合正常的商業邏輯。長遠來看，隻有開誠布公地討論犯罪以及如何去預防它，才能促進社區安全。最終，房價總會不降反升的。所以說，和房產的遠期資產價值比起來，這些房東更關心他們自家房產的即時變現能力，而不是他們實際的居住體驗和過程。這些人都來自全紐約最富有的人群，是不應該對此過於擔心的。到底是什麼改變了他們的行為？
這給我潑了盆冷水，迫使我不得不重新評估我10年來的夙願：由租戶升格為房東。我停下來開始思考，在今天房地產市場一片非理性的狂熱中，這有可能是不太明智的做法。在我的博客裏，我表達了這樣的疑惑：如果同樣都容易遭到打劫，那我為什麼不在其他地方租一個便宜得多的住處，而非要在據說是布魯克林最潮的片區每月花4500美元租這個隻有兩個臥室，位於四樓又不帶電梯的公寓呢？難道我情願被卷入這個失控的市場嗎？
接待我報案的警官們為我進行了透徹分析，其中一位找了張布魯克林區地圖，在上麵畫了個圈，說：“在這個圓圈裏麵居住的是正從曼哈頓搬來的富有白人。這就是目標區域，是狩獵場。從你遇到的那個劫匪的角度來看：這裏安靜，林蔭道兩邊都是一棟棟價值上百萬的房屋，那些富人住在裏麵，而他們卻迫使你和家人離開家園。現在，你就住在這個圓圈周邊的社區，如果你是歹徒，你又會選擇去哪裏打劫？”
回到網絡上，同樣來自公園坡的一位作家朋友作出了公開的聲援，支持我們一家繼續在布魯克林居住。他把這塊“坡地”看成一個多用途社區說它實現了一種超高的宜居水平，正如傳奇的城市人類學家簡雅各布斯所設想的那樣。他曾解釋過，所有知名的相鄰社區都會曆經同一個基本的發展過程：一些藝術家首先搬到他們唯一能負擔得起的地方，那裏貧窮且一無是處。漸漸地，他們其中足夠多的人開起畫廊，人們開始從四麵八方來到畫廊，對周圍咖啡館或者其他設施產生了附帶需求。慢慢地，肯定會出現一兩個藝術品商店，還有一幫潮流人士，率先讓社區內的街邊活動活躍起來直到深夜，使得這個社區對接踵而來的商業活動和居民來說，更有保障。
當然，一旦都市報“發掘”出這個新潮社區，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最初那批藝術家的行列，成為後起之秀並占據主導地位。其中大多會是富裕且沒那麼趕時髦的年輕新貴，包括專家、律師和商務人士——但願這樣的新貴也別太多，以免這個區域完全喪失了自身的“味道”。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投資，這個社區會越來越大，裏麵的每個人都會更愉快、更富有。
隻不過，就像之前那位探長所提到的，那些最早居住在那裏的人——也就是那些“原住民”，在他們身上會發生些什麼呢？這種把下層住宅高檔化的行為從來不是無中生有的事情。相反，當房價上漲，租金也會跟著上漲，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調整他們的月度生活開銷，任何人都會被取而代之。這個小區的居民其實根本沒有參與到高檔化的複興過程，因為他們不是房屋的主人。他們不得不搬到外圍地區。當然，他們的孩子依然到公園坡中心的約翰?傑伊高中去上學，可是，那些住在公園坡的富裕房東沒有一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裏去讀書。
我們在網上的討論內容被《紐約周刊》收入一個欄目當中，欄目名叫：“作家們正在逃離布魯克林嗎？”欄目文章從頭至尾都在關注：針對一位家的犯罪如何能威脅到布魯克林的房地產泡沫。國家公共廣播電台通過電話采訪了我——不是關於被劫本身的經曆，而是關於我是否會因此離開布魯克林，以及如果我公開這樣做了，是否有可能不至於不負責任地損害到其他人的房產價值。接下來一兩周，網上都沸沸揚揚，而《紐約周刊》又發表了另一篇文章，質問我們究竟為什麼要在意作家們是否要離開布魯克林——而似乎很明顯的是，正是同一個欄目之前從一開始就教我們要在乎。
那段15分鍾的采訪非常有趣。當時發生的一切和犯罪或作家關係不大，更多的是關係到一個即將走向末路的沸騰的市場。我隻是無法承受買進房產的負擔——而此次遭劫也把我從極其枯燥無味的生活中抽離出來足夠長的一段時間，讓我足以麵對現實。或者，更準確地說，與其說我不能負擔還不如說我不願負擔。有些按揭貸款經紀人願意向我提供90%的房貸，使我可以在租住的街區買上一套房子。他們會說“我們可以為你排除萬難”，而處在房地產曆史上的這樣一個時刻，即使我隻能支付 10個百分點，我也足以成為一個優質的買家。我記得我問過：“如果按揭貸款重新調整怎麼辦？”他們向我保證道：“那時你可以用一個更優惠的利率取得二次貸款。”當然，這些可能就發生在公園坡小區被人為降低的房產稅（地產開發商所提供的免稅優惠）重新被抬高到本市某些貧困地區的稅率水平。某個房產經紀人朝我使了個眼色，解釋道：“別擔心，每個和你財力相當的人都在這麼幹。而且現在，銀行也不會讓所有人都失去他們的家園吧，不是嗎？”
隻要大家拒絕看清真實的社會和經濟損失，市場就可以一直上漲——部分是由投行從業人員所獲得的高額獎金所刺激的，而這些人的職責從一開始就是要推高整個資產通脹。真見鬼，我們正把一個市區重新拉回到曆史的榮耀當中。我們隻需要回避這樣一個尷尬的事實：我們正忙著把由貧窮的黑人和拉丁裔族群混居的公寓重新變回供富有白人居住使用的豪華別墅；同時，我們還要盡量忽視另一個事實：這股房地產交易的狂潮是基於向未來借時間，更重要的，是向未來借錢花。
在這種大環境之下，任何讓大眾關注這些真相的做法都是犯罪，而投身於投機泡沫的人們都有理由作出第一反應，壓製出頭人的言論。在商言商。現實當中，我們把一群敵意日漸加重的人群趕離他們的家園，搶占他們的社區，之後又將這種占有合理化，並用更活躍的經營活動、報道裏降低的犯罪率，加上最重要的一點——更高的房價來加以粉飾。這讓人如何去反對別人如此“美化”一個社區呢？
我的作家朋友在他的博客裏辯解說，以大多數標準來看，這個社區都比以前更安全了。在一個愜意的夏夜，和孩子們一起坐在門廊裏吃意大利冷飲，現在又成為了可能。人們在任一個星期天的下午走過展望公園的時候，都可以看見這裏有黑人家庭在野餐，那邊還有一群波多黎各人，另外還有一群愛爾蘭裔的朋友。和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相比，這已經足夠文明了吧，不是嗎？
這可能聽起來很浪漫，可這根本不叫融合，而隻是同地共存，未來之城“愛普考特”（Epcot）式的關係緩和。這裏所描述的布魯克林基本上可以說和我們祖輩生活過的那個布魯克林沒有什麼關係。它倒更像是“褐沙石布魯克林”概念的一個昂貴而又困難的翻版，而真正的“褐沙石布魯克林”卻從來沒有存在過。如果人們曾經在夏夜裏坐在門廊吃冰品，那隻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那時還沒有空調和電視。大家有的是時間閑坐在外麵，所以大家就這麼做了。這個社區的街坊鄰居們在這樣一個公園裏完成了多文化相互融合的幻象，實際上隻不過表示他們願意坐在彼此旁邊野餐——而不是共同進餐。他們都會回到位於市區不同角落的各自的家裏。我那位作家朋友的孩子們第二天一早還是會去他們的私立學校，其他的孩子們還是去公立學校。他們根本不算是鄰居。
此外，公園坡裏一排排的褐沙石房屋並不真的是用褐石砌成的，它們是由一種類似於牆麵灰泥的材料覆蓋住的，厚厚的一層塗料其實是用來製造褐石塊交錯層疊的假象。門麵就是門麵。任何一棟褐沙石房屋的房東不用多久就能發現，藏在底下的煤渣塊很快就會暴露出來，使他們不得不花費不菲的“翻新費”來把它們重新掩蓋起來。同樣，財富、媒體和衡量標準也隻能暫時使殖民者與他們的真正處境隔絕。最後，那些用上千美金的嬰兒車推著孩子到處轉的家長，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已經被某些動輒幾十億的產業所塑造，這些產業都致力於打造培育下一代的潮流，這些家長到頭來卻屢遭這些“工程項目”造就的孩子投擲石塊。（盡管放心，那個把這反複發生在布魯克林一個和諧廣場上的場景寫過新聞的人在網上也遭到了應得的嘲笑。）
當一場野火或一隻土狼突然打亂了加利福尼亞人想象中到郊外享受的“自然”生活，他們會感到驚訝，和他們一樣，就在我們十分明確地以自身擴張的社會成本為代價，自冒風險去“開發”、“殖民”並且“融合”的時候，突然有個人過來咬我們的屁股——或者在門廊前打劫我們，我們也會感到意外。我們很容易去責怪大型機構和社會趨勢把我們帶進了溝裏，但我們自己的選擇和行為——不管受到多少影響——才是我們自身遭遇不幸的根本症結所在。
布魯克林的公園坡隻是一個縮影，讓我們很多人看清自己如今正一步步自甘墮落的真正情形。我們生活的世界傾向於某種模式的行為和某種選擇思路，而這些都有違於我們的最後判斷，同時也有悖於我們自身的整體利益。我們沒有選擇相互協作以保障我們所有人的最佳前途，取而代之的是，我們現在隻追求短期利益，全為看上去固定的資源，我們也因此相互競爭得愈加激烈。簡而言之，與其說我們以自然人的身份在行動，不如說我們正像公司一樣在運作自己——當麵對本地的一起搶劫事件的時候，公園坡社區首先想到的是保護自己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