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聖功久矣，大矣，而正之惟其始。蒙者，知之始也。孟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其始不正，未有能成章而達者也。
或疑之曰：“古之大學，造之以《詩》《書》《禮》《樂》，迪之以三德六行，皆日用易知簡能之理。而《正蒙》推極夫窮神、知化、達天德之蘊，則疑與大學異。”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以是養蒙，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則請釋之曰：“大學之教，先王所以廣教天下而納之軌物，使賢者即以之上達而中人以之寡過。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聖，故堯舜之僅有禹、皋陶，湯之僅有伊尹、萊朱，文王之僅有太公望、散宜生，其他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不強之以聖功而俟其自得，非有吝也。《正蒙》者，以獎大心者而使之希聖，所由不得不異也。”
抑古之為士者，秀而未離乎其樸，下之無記誦詞章以取爵祿之科，次之無權謀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術；其尤正者，無狂思陋測，蕩天理，蔑彝倫而自矜獨悟，如老聃、浮屠之邪說，以誘聰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獲神聖之心，則但習於人倫物理之當然，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至於東周而邪慝作矣。故夫子讚《易》而闡形而上之道，以顯諸仁而藏諸用，而孟子推生物一本之理，以極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所由生。《大學》之道，明德以修己，新民以治人，人道備矣。而必申之曰“止於至善”。不知止至善，則不定，不靜，不安，而慮非所慮，未有能得者也。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所誌者，知命、耳順、不逾之矩也，知其然者，誌不及之，則雖聖人未有得之於誌外者也。故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獲於企及也。特在孟子之世，楊墨雖盈天下，而儒者猶不屑曲吾道以證其邪，故可引而不發以需其自得。而自漢魏以降，儒者無所不淫，苟不抉其躍如之藏，則誌之搖搖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異也。
宋自周子出，而始發明聖道之所由，一出於太極陰陽人道生化之終始，二程子引而申之，而實之以靜一誠敬之功，然遊、謝之徒，且歧出以趨於浮屠之蹊徑。故朱子以格物窮理為始教，而檠括學者於顯道之中；乃其一再傳而後，流為雙峰、勿軒諸儒，逐跡躡影，沉溺於訓詁。故白沙起而厭棄之，然而遂啟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為刑戮之民，為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則中道不立、矯枉過正有以啟之也。
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於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為善為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下焉者何弗蕩棄彝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為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為贅疣，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漚瀑，兩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頑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為無縛無礙之邪說，終歸於無忌憚。自非究吾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鬼之所歸，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懼以終始，惡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故《正蒙》特揭陰陽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當百順之大經，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謂道”。天之外無道，氣之外無神，神之外無化，死不足憂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晝，一言一動，赫然在出王遊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後知聖人之存神盡性，反經精義，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為職分之所當修，非可以見聞所及而限為有，不見不聞而疑其無，偷用其蕞然之聰明，或窮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覬聖功也。嗚呼！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誌，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複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學之興於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於之道廣，而一時之英才輻輳於其門；張子教學於關中，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钜公耆儒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由相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故道之誠然者不著。貞邪相競而互為畸勝，是以不百年而陸子靜之異說興，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說熹，其以朱子格物、道問學之教爭貞勝者，猶水之勝火，一盈一虛而莫適有定。使張子之學曉然大明，以正童蒙之誌於始，則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陸子靜、王伯安之蕞然者，亦惡能傲君子以所獨知，而為浮屠作率獸食人之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