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從》讀後之一
1998年，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五部小說的譯本同時在中國出版，那套書上有一封作者致中國讀者的信。奧茲寫道：“我的小說主要探討神秘莫測的家庭生活。……現代中國和以色列之間盡管差別很大，但我相信我們在家庭生活的組合、家庭生活的溫情、家庭生活的深度等方麵有共同之處：傳統與現代、價值觀念與情感，通常帶有普遍性。”我想強調的是奧茲作品中也有關於超越“小家”的“大家”描寫，這“大家”就是以色列集體農莊基布茲（Kibbutz）。我國的人民公社是行政命令的結果，而基布茲是自發組成的，反映了20世紀早期猶太移民的社會理念。中國和以色列的家庭觀其實大有差別。
我們可以通過奧茲的新作《愛與黑暗的故事》（譯林出版社，2007年），近距離觀察作者早期的生活經曆和發生在他父母之間的悲劇。奧茲在母親自殺後兩年離開父親，成為胡爾達基布茲的一員，並把自己的姓由克勞斯納改為奧茲（希伯來文“力量”），當時他才。那兩年的痛苦和悲傷自不待言，但是年輕的主人公恢複過來了。“力量”意味著自強一要走出童年生活的陰影，也意味著在基布茲的共同體裏尋回生活的動力。因此“力量”也是集體的、社會的、公共的。奧茲後來上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也是由基布茲保送，可以說，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布茲集體大家庭的孩子。
由此我想到，中國和以色列的家庭觀也可能很不一樣：中國多的是“小家”，缺的是“大家”。在中文裏，“舉目無親”是一種不幸的狀態：無依無靠，甚至受人欺淩。一旦處於這種狀態我們就需要“投親靠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那是古老得幾乎已經徹底淡出的情感。長期以來，我們重家庭、氏族，共同體的觀念、社會意識和公共精神都十分淡漠，因止〖在清末民初常常有中國人“一盤散沙”的說法。現在的情形有很大改觀，但依然很難想象一個中國孤兒生活在本國的異鄉人中間而不受歧視。
20世紀上半葉，大批抱有社會主義信念的歐洲（主要是東歐）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他們成為後來成立的以色列國的中堅。共同勞動，熱愛土地，崇尚平等，這些是基布茲新希伯來人的理想。1909年第一個基布茲成立，到上世紀80年代以色列共有二百五十多個基布茲。早期基布茲的土地由設在歐洲的猶太國民基金會分配，管理上實行民主，成員每周召開全體會議，共同決定集體事務。農場的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大家沒有私人財產，衣、食、住和文教衛生以及各種福利，都從農場集體收益中支出。最引人注目的是基布茲裏的成人有自己的住處，兒童則集體生活，由教師照看，很像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述。
奧茲為基布茲所接受的故事是感人的。基布茲為很多像他那樣的少年兒童提供了暖洋洋的家。作為中國讀者，我對此是有所觸動的。奧茲的心靈在“大家”裏得到滋養。一般而言，得不到父母之愛的孩子很容易在心理上扭曲，回憶往事時憤憤不平，甚至發泄惡意。但是奧茲不怨不憤，即使寫到悲劇性的事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臉上流淚，但也帶著理解的微笑。這種寬容與同情是基布茲的生活對他最寶貴的饋贈。
奧茲後來出自對人類自私本能的無奈認識，對基布茲的理想有所懷疑，但是他對基布茲的感情不容懷疑，他甚至有意識地作為基布茲的一員來創作。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何去何從》（1966年）就是這樣一部作品。
小說在敘事上常有“全知全能”的特點，但是聲部很多，一個“我們”的視角給予作者很多方便。奧茲從未交代“我們”是誰，他們也許是古希臘戲劇裏的合唱團成員，既是旁觀者，也是參與者。不久前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在《珀捏羅珀記》（重慶出版社，2005年）中也試用過這種手法。假如說小說的興起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觀念的出現有直接聯係，那麼奧茲要用基布茲小說的集體敘事來質疑這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