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雖然並沒有什麼官方的“實力最強的國家”的座次表，但是到1895年的時候，美國在世界眾多強國中已經明顯地處於“一騎絕塵”、遙遙領先的地位了。但是，當時卻很少有人認識到這一點。1899年，當英國的官員意識到他們不得不為他們在美國進行的布爾戰爭[1]出資時，他們也隻是感覺到了苦惱。然而，僅僅十幾年之後，當英國人認識到美國的經濟實力可能上升並緊隨德國之後時，他們感覺到的是迫在眉睫的恐慌。
在工業國家中，美國不僅是人口最稠密的國家，而且也是最富有的國家——不管按照什麼標準來衡量：人均收入、自然資源擁有量、工業產量以及農場和工廠創造的價值。不僅是鋼鐵和石油工業，還有小麥和棉花，它在世界上都占據著統治地位。它在商品貿易方麵有著巨大的盈餘，在金融服務方麵也有著極大的優勢。它的人民流動性最強，最具生產力，也最有創造力，而且平均受教育程度也最高。在文學和藝術領域，它當時的確沒有什麼發言權，但是它擁有發言權的時代即將到來。它當時也沒有最龐大的陸軍和海軍，但是稍有頭腦的人都不會懷疑，這些缺點和不足在幾年之後就會得以彌補。
當關注美國的歐洲精英們開始認識到美國獲得領先優勢地位的規模和速度的時候，他們震驚了；因為僅僅不到30年之前，美國還被野蠻殘酷的內戰破壞得千瘡百孔、破敗不堪，隻能夠靠出口原棉、糧食和木材來換取歐洲過剩的製造品勉強維持生計。一個世紀之後，環太平洋國家也迎來了他們自身發展的曙光，但至少在那之前，美國的持續增長是有史以來速度最快的。
通過描述幾個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上的傑出人物的故事，《實業大亨與美國經濟》一書講述了美國曆史上這一跨越式增長的時期。但是，雖然“偉人”們能夠統治曆史上的某個時期，但他們卻永遠無法代替整個曆史。因此，在講述他們的故事的同時，本書也交替講述了當時的美國以及它的人民的特點，而正是它的人民把它改變成了能夠孕育並實現這一跨越式增長的一片沃土。
當美國內戰接近尾聲的時候，安德魯·卡內基、約翰？D.洛克菲勒、傑伊·古爾德和約翰·皮爾蓬·摩根都正是二十八、九歲，或者30歲剛出頭，事業上也是剛剛起步。在“巨型”商業領袖時代，在塑造和引導美國經濟高速增長方麵，再沒有人能起到他們四個人所起的那麼巨大的作用了。他們加快了美國發展的步伐，推動美國發生了規模空前的變遷；而且，不管好壞，他們都給美國經濟打上了個人的烙印，並且這些烙印一直保留到了20世紀。
但他們四個人又有著很大的差別。卡內基、洛克菲勒和古爾德承繼了這個國家對於速度的偏愛、對於“向前”的迷戀、以及對於經驗主義的容忍——以創造一個曆史上最純粹的“創造性破壞”的實驗室。在他們那個時代，絕大多數商人都信仰有秩序的市場和“紳士般的”公平利潤，但他們三個人的手中卻都拿著“燃燒的劍”。相反，摩根則是個“管理員”，他總是堅持製止“破壞性競爭”的立場，特別是那些常常由另外三個人挑起的破壞性競爭。
當卡內基開始他的“破壞事業”的時候，美國鋼鐵業正在逐漸習慣於一個安逸的卡特爾[2]。他並不是一個技術專家，但卻是一個老練的發明創造的采用者。他的工廠總是最大、自動化程度最高並且最注重推動價格下降的工廠。他的商業秘訣最簡單不過了：削減成本、占有份額、擴大規模。至於利潤，它們會關照它們自己的。
古爾德是一個“煽動肇事的破壞分子”，一個操控公開證券市場的大師，總是富於攻擊性，總是把可能性推動到一個不可能的新的高度。他是空前的，而在他之後，也少有人能與之匹敵。古爾德的競技場是鐵路和電報業，這在當時是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在內戰之前，美國鐵路的擴張總是小心謹慎，也幾乎總是能夠盈利，當然也隻限於它們的自然領土之內，而解決衝突的方式也是通過紳士般的“聯營”。對古爾德而言，鐵路聯營就像是鋼鐵聯盟對於卡內基一樣——都是用來攻擊的靶子。
洛克菲勒可能算得上是最偉大的遠見卓識者和最高級的經理了：在大多數人注意到之前，他就那麼迅速而又毫不費力地接管了世界石油市場；他甚至為全世界都上了一課，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大規模分銷的力量。其他許多企業也都隨之效仿；在洛克菲勒把他的煤油賣到遠東之後的十年裏，美國的肉類加工企業也在中國和日本建立了分銷中心。
摩根是四個人中最為傳統的一個，也是博得海外的金融家信任的一個美國人。作為中介，他把至關重要的資金流引入了美國，而正是這一資金流支持了美國的投資以非同尋常的步伐增長。在那之後，他就轉變成了一個由一人組成的、原始的證券交易委員會，甚至還偶爾充當一下原始的聯邦儲備局的角色；他不僅定立了公司籌資的規則，還要求誠實記賬，從而結束了劫掠行為，並使證券持有人獲得了公平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