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專一”，就是要求在學習過程中專心致誌。他指出“事無大小，物無難易”，但必須專心，否則將一事無成。他舉例說：“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這在學習上講，就是說不能一心二用，不要分心走神，要集中注意力，專心致誌，才能學好。他說：“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即心不專一，就必將失敗或發生弊害。
董仲舒還提出了由一知多、由專一通博學的學習方法，即“多連博貫”。所謂“多連博貫”，從字麵上解釋，就是由一知為起點，多方聯係，融會貫通，以達到觸類旁通、一通百通的效果。他的“多連博貫”，不僅是由一知到多知，由專一到博學的學習方法，而且也是他的“知往明來”的學習目的。所以他得出“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的結論。董仲舒非常相信這一方法，他認為隻要掌握了這一方法，就能把握住“一是”，天下的道理就可以完全掌握了。董仲舒這種“多連博貫”的學習方法，在一定條件和一定範圍內運用，有助於由個別到一般，觸類旁通，見端知本，加深理解。其特點是，掌握著一個根本點，以之進行博貫多連的推斷，這裏有形式邏輯演繹推理的思想，有其合理之處。總之，董仲舒的“專精一思”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方法，是值得後人效仿的。
王充：學之乃知，不問不知
王充與《論衡》
王充(約27～100)，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縣)人，是東漢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出身寒微，先祖“以農桑為業”。“以賈販為事”。他6歲開始認字讀書，8歲進家鄉書館學習，勤奮好學，成績優秀，有驚人的記憶力，被送去洛陽太學深造。因無錢購書，常在洛陽書店裏讀書，還求教於當時的名儒班彪，造就了牢固的學問根底。成年以後，曾做過一些小官，都是地位不高的從屬職務，後與上司意見不合而辭職，“後歸鄉裏，屏居教授”，以教書為生。他一生淡漠功名富貴，不肯向權貴折腰，甘守貧困，正氣浩然，曆史上一直傳為美談。
王充所處的時代，是漢朝實行“獨尊儒術”文教政策達百年之後，儒家思想已逐漸偶像化，並建立了天人感應讖緯迷信的宗教神學體係的時代。由於封建社會內部的矛盾日益趨向尖銳，封建王朝進一步利用神學維持自己的統治，把董仲舒所創立的新儒家學說和一種叫做“讖緯”的封建迷信學說結合起來。所謂“讖”是“詭為隱語，預決吉凶”的宗教預言，由來已久。在秦朝一些儒生方士為了反對秦始皇就散布過種種讖語；到了漢代，為了把孔子打扮成一位大聖人、通天教主，也有人用讖語來附會儒家的經義，將孔子說成是一個能前知千歲、後知萬世的聖人。一些方士為了做官，大批擠進了儒家的行列。儒家方士化，方士儒家化，使漢儒的成分更為複雜。“緯”是用迷信觀點來解釋經書，因為經書文字不能隨便改動，“緯”則假托天意，把經典神學化，故意不講作者姓名，說成是神的啟示，其實“緯”書是方士與巫師臆造的一種妖言怪說。
東漢時讖緯迷信得以更廣泛地流行，漢章帝召集一批禦用學者，把當時的讖緯迷信和封建倫理學說統一起來，纂成《白虎通義》一書，使封建倫理綱常進一步和宗教迷信合而為一。於是孔子的學說被越來越多的讖緯迷信所補充和曲解。經與緯的統一，孔子被賦予學者與教主的雙重身份，成為禁錮士人頭腦、麻痹廣大人民的“神”。在這種統治思想腐蝕下的學校教育，充滿了迷信、煩瑣和教條主義，學術思想僵化，統治階級極力提倡煩瑣的經書注解，以浮詞繁多算做學問，士人一生精力消耗於對一經章句的誦讀記憶和背誦上，學校與實際完全脫節。
正當封建統治者大興讖緯迷信的時候，作為一個戰鬥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充，高舉“疾虛妄”的旗幟，用唯物主義觀點，對讖緯迷信進行了批判與駁斥。
王充一生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時間用來著書立說和從事教育活動，他先後寫了《譏俗節義》、《政務》、《養性》、《論衡》四部書，現存的隻有《論衡》一書，這部書耗盡了他的心血，凝結了他辛勤的理論工作的巨大成果。
王充說：“論衡者，論之平也。”“平”即衡，是秤、標準。“論之平”，即是說這本書是衡量當時許多言論是非真偽的標準。他認為當時社會上流行許多書“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虛假不實之言不廢除，華而不實之文不被止息，華文泛濫，則實事求是的言論不被采納。所以王充說，他寫《論衡》是用以權衡言論的是非，確立、判斷真偽的標準，不是隨意玩弄筆墨、修辭文辭，裝成奇偉的樣子。《論衡》的宗旨是：“去偽存真”，“疾虛立實”。“疾”即批判，反對。“虛”即虛妄不實。“疾虛妄”即對虛假不實的言行展開批判和鬥爭。我們可以說《論衡》一書是一部處處閃爍著戰鬥唯物主義光芒的力作。
《論衡》內容豐富，是漢代百科全書式的著作，講經學、哲學、科技、美學、邏輯學、教育學、文學、史學等等，都要講到它。天文學家陳遵媯認為《論衡》是哲學和天文學相結合的著作，英國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第一章序言上說《論衡》是“非常重要的科學著作”，李約瑟還大量抄錄、引用《論衡》原文。現代研究中國各門學科的發展史，一般都要提到《論衡》這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