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隨著戰爭的發展和步兵數量的不斷增加，以及騎兵大兵團的建立，先秦時期曾長期擔任軍中主要兵種的戰車兵，逐漸失去其往日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如西安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馬俑共約7000件，其中戰車130輛，即使以每車8名戰士計算，尚占總兵力的七分之一以上。而鹹陽漢大將周勃及其子周亞夫墓出土兵馬俑，2500件中僅有指揮車18輛。徐州西漢楚王墓出土兵馬俑2300件中，戰車更少，僅有指揮車1輛。這從一個側麵說明戰車在戰爭中的地位已經下降。雖然如此，戰車並未退出戰爭舞台。如魏太安四年(458)，北魏文成帝拓跋氵睿進擊柔然時，一次出動兵車15萬輛，成為古代世界戰爭史上使用兵車數量最高記錄。但它已由衝鋒陷陣轉變為運送輜重，同時仍然承擔著活動野戰營壘的重要任務。也就是說，仍如先秦一樣，在地理條件或時間不許可掘壕築壘時，則“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如漢元狩四年(前119)，漢武帝命大將軍衛青等深入漠北進擊匈奴，在接近敵軍前，先“以武剛車自環為營”，然後派出騎兵與敵交戰。再如晉鹹寧五年(279)，晉武帝派馬隆進擊鮮卑樹機能時，他依照諸葛亮。“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予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這又進一步將戰車發展為機動、防護與殺傷力三位一體的活動堡壘了。就其原理及具備的要素而言，可以認為它是近代裝甲車輛的先河。
秦、漢至隋、唐的水軍，已極為發達。漢元鼎六年(前111)時，漢武帝派楊及路博德擊南越時，就已能夠利用艦載拋石機及強弩自珠江水麵攻擊番禺城，並能發射縱火器材。這一時期的主力艦——樓船及戰艦蒙衝、鬥艦等，都建有防禦工事。如樓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鬥艦亦“設女牆，可高三尺……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左、右、前、後有弩窗、矛穴。”公元281年，晉滅陳之戰中，王浚所造大型戰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能馳馬來往”，恰似一座水上活動城堡。
早在先秦時期，人類已經能在一般河流上架設橋梁及建造浮橋。漢建武九年(33)，蜀主公孫述，派兵數萬，乘“枋(木筏或竹筏)”順江東下，連破夷道、夷陵，“據荊門、虎牙(湖北宜昌東南長江兩岸，兩岸為荊門山，東岸為虎牙北)，橫長江起浮橋、鬥樓(守衛浮橋的橋頭堡)，立木讚柱(帶鐵鉤的水中障礙物)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這是我國古代軍事史上最早的建造長江浮橋的實踐。
利用輕便器渡，更為普遍。如漢王二年(前205)，漢擊魏王豹蒲阪(山西永濟西)之戰時，“魏王盛兵蒲阪，塞臨晉(陝西大荔東)，(韓)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陝西韓城南)以木罌渡軍”，渡過了黃河，殲滅了魏軍。這裏所說的木罌，就是一種既便於就地取材、又非常科學的輕便渡河器材。不少人解釋木罌為木製的小口大腹甕，這是誤解。不僅沒有這樣的大木甕，而且一個個的木甕也無法用以渡河。木罌，其實就是用士兵的武器長槍或木材，將民間的陶甕捆縛連結起來，組成浮力極大的木筏，可以擺渡人馬。對此，唐人杜佑已有明確的解釋：“軍行遇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筏，以木罌渡。用木縛甕為筏，受二石力勝一人。罌間關五寸，底以繩勾連，編槍於其上，形長勿方，前置拔頭，後置梢，左、右置棹”。
除木罌外，還有“槍筏”、“蒲筏”、“囊”及“挾組浮渡”等。槍筏，即束槍為筏。據杜牧記，當時“槍十根為一束，勝力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筏，”像魚鱗一樣橫豎疊壓捆綁，即“可渡四百一十六人”。蒲筏，即束蒲為筏，也可束葦為筏。浮囊，即以整“羊皮吹氣令滿，係其孔，束於腋下浮渡”。挾糸亙浮渡，即先“以善遊者(身)係小繩先浮渡水”，然後“引大糸亙(粗繩索)於兩岸，立大橛急定糸亙，使人夾糸亙浮渡。大軍可數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