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
紅柯、王鬆、劉繼明、薩娜、邵麗，五個小說家。2002年的夏天，他們都成為魯迅文學院高級研討班的學員，因此機緣，他們又成為《新魯院文庫》的第一批入選者。
魯迅文學院，這個場所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象征。它以魯迅命名，而魯迅既是現代漢語文學的主要開創者之一，同時至今依然是現代漢語文學在精神上和藝術上的高峰。我想，每一個進入魯院的寫作者都會感受到他與魯迅的確鑿聯係，這種聯係親切而又沉重。
沒有人比魯迅先生自己更準確地意識到他在文化史和文學史上的意義，先生是盜火者，窮其一生，他都在與幽閉恐懼鬥爭，他的世界是一間鐵屋，他悲壯地承擔了普羅米修斯式的使命：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後來者出去。
所以，說魯迅是“高峰”也許並不準確，高峰式的作家壁立千仞，後無來者——你無法追隨李白或曹雪芹，無法在他們止步之處再向前一步；而魯迅如同茫茫原野，一位朋友將他稱為“提問者”，他站在現代漢語文學的源頭，向後人提出了一係列不可回避的問題。我們至今都在努力回應他的提問，甚至反駁、逃避他的提問。無論回應還是反駁、逃避，我們都是在他打開的空間中，向著四麵八方跋涉——
紅柯是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的獲得者。這個陝西人沉迷於草原和大漠，在他瑰麗的想像中，奔馬和高大的騎手保存著失傳的血氣和神性。我曾經斷言，紅柯是一個肯定性的作家，但是現在我認為，他的肯定姿態預設著對我們的文明和曆史的巨大疑慮：人正變得孱弱、蒼白。
與紅柯不同，王鬆專注於人間和俗世，他的頭腦裏似乎有無窮無盡的故事。故事的本質是人的行動和選擇，因此在有故事的地方才會有人的自由，哪怕是悲劇性的或荒謬的自由。王鬆的小說中一個恒常的因素就是人如何與他的環境對抗、如何在不可能中夢想和行動。
劉繼明的寫作曾被定義為“文化關懷”，“文化”一詞有層層疊疊的含義，如果我們取其上端——文化就是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價值世界，那麼這確是他的著力之處，他力圖捕捉、審視和確定一張張價值的碎片。
——是的，是碎片。在我們這個時代，小說家的根本困境就是難以確立整體性的眼光。我們麵前是萬葉飄零、端緒無窮，任何一種整體性路徑都麵臨著巨大的認識論疑難，小說家必須如同偷襲者一樣敏捷、機警，間道而行，他不得不滿足於眼光的破碎、不完整，然後將這種限製凝聚為偏僻、獨到的力量。
也許是出於天分，也許是由於深思熟慮的自覺，入選這部文庫的兩位女性小說家都在不同角度上展現了這種力量。薩娜沉迷於薩滿教的精神與禮儀，由此打開了古老記憶與現代經驗之間的隱秘通道；而邵麗則以內傾的、自我防護的姿態建立了一種“女性一政治一情感”的微型世界模式。
——他們正在原野上探索，我不能肯定他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不能肯定他們是否能以清晰可辨的聲音回應先行者的呼喚。“魯院”是由一代又一代漢語寫作者不斷續寫的故事，從魯迅開始，直到上世紀80年代魯院的燦爛群星：莫言、王安憶、餘華、劉震雲，等等。現在，在這些名字之後又增加了一係列新的名字，對這些新來者來說，《新魯院文庫》是一個標記，記錄著他們在路上走到了哪裏，同時也標明了他們麵臨的巨大困難，這是必須以先行者那樣的才能、勇氣、理想激情、堅忍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去克服的困難。
2002.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