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對於占田、課田令文，學術界理解不一，其關鍵是對占田、課田的含義、性質及其相互關係的認識。關於占田與課田的關係，一種意見認為課田在占田之外，即每戶一男一女占田一百畝，課田七十畝，合計一百七十畝；一種意見認為課田在占田之內，即丁男占田七十畝，丁女三十畝，合百畝，分別以其中五十、二十畝為課田。關於占田與課田的含義和性質，一種意見認為占田是國家授田，是國有土地；一種意見認為占田是私有土地，其收獲物歸己，但課田是國有土地，收獲物全部歸政府，即勞役地租。持這種意見的人中，有的認為課田不是勞役地租而是實物地租。一種意見認為占田不是授田而是限田，是一種限製占墾土地於一定數量的辦法。持“限田”說的學者，也有認為占田屬於國有土地的；一種意見認為占田(含課田)是私有土地；還有的學者主張課田不是土地製度而是賦稅製度。由於對上述問題認識的歧異，學術界對於占田、課田製的產生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有四：①認為它是西晉新製，與前代製度無關；②認為它是曹魏屯田的繼續和發展；③認為它是漢代“限民名田”的發展；④認為它是戰國秦漢以來占田製度的總結。
占田、課田製是封建國家為保證賦稅剝削而製訂的一套完整的土地、賦稅製度。統治者允許人民占田是為了課田，課田建立在占田基礎上，兩者密不可分，沒有占田，則無從課田，沒有課田，則占田也就落空，失去意義。西晉占田、課田製總結了古代土地、賦稅製度的經驗，規定了占田的最高限額和課田的最低限額，允許人民在這兩個限額之間有機動餘地，從而既保證了國家賦稅收入，又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到了“勸課農桑”的作用，有利於促進個體農民經濟的發展。戶調
魏晉時期按戶征收的賦稅。十六國、南北朝時繼續沿用。戶調製產生於東漢末年。獻帝建安五年(200)，曹操(即魏武帝曹操)在兗、豫二州征收戶調，其征斂物為綿、絹。九年平定河北後，曹操正式頒布戶調令，規定每戶征收絹二匹、綿二斤。這是曆史上首次頒布的戶調製度。
戶調與田租相配合，構成對自然經濟下男耕女織自耕農的賦稅剝削。西漢對於自耕小農的剝削有田租和人頭稅，沒有戶調。人頭稅包括口賦和算賦，征收貨幣。此外，統治者在應付迫切需要時也向人民“調”其他實物。東漢時，“調”逐漸成為人民經常的負擔，但還沒有規定數額及繳納物。直到曹操時“調”始固定化，成為新興稅目，取代了漢代的口賦、算賦。由於東漢末年商品貨幣經濟萎縮，自然經濟進一步發展，民間以穀帛交易，於是征斂物由貨幣改為綿絹，按戶征收，故稱戶調。從此它與田租一起成為國家的正式賦稅。
太康元年(280)，西晉滅吳統一全國以後，製訂“戶調式”，規定以丁男為戶主的戶，每年交納絹三匹、綿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立戶，減半征收；邊郡民戶戶調隻納規定數目的三分之二，更遠者納三分之一；少數民族每戶納“布”一匹(巴人稱賦為)，遠地或納一丈。就丁男為戶的稅率而言，高於曹魏時期，但對於貧弱農戶和少數民族有所照顧，表現了一定的靈活性，有其積極意義。
上述戶調數額隻是平均標準，在具體征收時，采用九品混通的辦法，即依據資產多寡將農戶分為九等，按照戶等高低征收不同數量的絹綿。但其征收戶調總數應與各地丁男、丁女及次丁男戶數須納戶調總額相等。
西晉滅亡後，在南方，東晉南朝繼續實行戶調製。南朝後期梁、陳時才改戶調為丁調，南朝戶調的征斂物常為布。在北方，十六國時期和北魏前期大致仍行戶調製。太和九年(485)實行均田製後，改為按丁征收賦稅，戶調製和九品混通製從此廢止。佃客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僚貴族、地主豪強所蔭占的依附農民。亦稱田客。在漢代，原自由身份的賓客逐漸降為貴族、豪強的附從。東漢時期，賓客參加農業生產的漸多，對主人的依附性漸強，身份越來越卑微，以致有“奴客”、“僮客”之稱。自魏晉開始，不僅從法律上確認了客作為世族、豪強私屬的依附地位，而且數量也大大增加。佃客的來源主要有政府“賜客”、“複客”和“給客”，世族豪強私相招募、蔭庇以及放免奴婢為客等多種途徑。
世族豪強擁有占客的特權，是佃客的主要占有者。三國時，曹魏政府賜給公卿數目不等的客戶，以後農民為避課役，樂於投庇，以致貴勢之家動輒擁有佃客數百人。孫吳也通過複客方式，賞賜給世族豪強大量佃客，其中不僅有屯田客，也有編戶農民，呂蒙破皖城後獲賜的是尋陽屯田六百戶。陳表所得複客二百家則是編戶農民。複客屬於合法佃客，而非法蔭庇的佃客往往也被追認為合法。如孫權曾下令，故將軍周瑜、程普的所有人客，“皆不得問”。西晉也有賜客製度。太康元年(280)，西晉政府頒布戶調式，規定貴族官僚得蔭人以為佃客，具體數量是：第一、二品官蔭庇佃客不超過五十戶(疑作十五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第九品各一戶。此外，還可蔭人以為衣食客。又可蔭庇親屬，多者九族，少者三世。按官品蔭庇佃客數的公布，目的在於限製非法蔭庇。但實際上作用甚微，卻使更多的非法佃客獲得了合法地位。許多世族豪強在蔭庇親屬的名義下得以合法地占有大量超額佃客。東晉不得不再次頒布給客製度，規定第一、二品蔭庇佃客不超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各品的給客數都比前大大增加。限額以外非法占有的佃客數，自然增加得更多。十六國和北朝世族豪強蔭占佃客的情況同樣存在。南燕時，百姓“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公避課役”。這種現象在北方十分普遍，隻是蔭附常常是以宗族相聚，結塢自保的形式出現，帶有濃厚的宗族色彩。北魏初實行的宗主督護之製，則使世族豪強在宗族名義下蔭占的佃客取得了合法地位。此後，實行均田製，曾以減輕賦役和政治強製兼施的手段，在不同程度上使蔭戶恢複為國家編戶。但隨著賦役的加重和土地兼並的劇烈，均田農民浮逃越來越多，其中大部分又成為世族豪強所蔭占的非法佃客。
寺院是佃客的另一類占有者。北魏末有僧尼二百萬，寺院三萬餘所。南朝僅建康一地就有僧尼十餘萬，寺院五百餘所。遍布各地的寺院通過皇帝、官僚的施舍和侵奪民田，多數擁有大量土地。“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的農民，在寺院的莊園裏從事耕作，負擔寺內各種雜役，受僧侶地主的剝削和奴役，實際上是變相的佃客。北朝屬僧曹管轄的僧祗戶，每年輸穀六十斛，可以說是寺院團體的合法佃客。從涼州趙荀子二百家僧祗戶“棄子傷生，自縊溺死五十餘人”來看，他們所受的剝削壓迫是很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