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軍團成員綁架莫羅是為了以他為人質，交換被意大利警方逮捕的紅色軍團領袖庫爾喬。三年前，警方無意中抓住庫爾喬，並對他進行無數次審判。在法庭上，庫爾喬總是曆數意大利政府的罪惡，滔滔不絕，仿佛他不是被告，而是原告。
庫爾喬被捕後，紅色軍團組織大受損害，他們積極籌劃營救工作，均沒有成功。紅色軍團成員都意識到他們不能失去這位“領袖”，要不惜任何代價救出庫爾喬，他們先是考慮劫獄，但庫爾喬的關押地點極為機密，難以探聽到；他們又計劃在法庭審判時營救庫爾喬，但每次審判都是軍警密布，裝甲兵護衛，根本無法接近。最後，他們想出了一個狠毒的計劃：劫持政府要員，用以換回庫爾喬。他們把目標選為莫羅。因為莫羅是目前意大利最重要的政治家，政府不能沒有他；同時，這位總理深受人民愛戴，他的車疏於防範，沒有任何防彈設施，而且一貫輕裝簡從，警衛鬆弛，最容易下手。
為此，紅色軍團的成員半年來一直密切注意著莫羅的行蹤，摸準了他的習慣。他們勘察地形，計算時間，選擇路線，並進行一次次實戰演習。經過周密的準備，一舉擒獲成功。
他們將莫羅關押在“人民監獄”之中，千方百計地折磨他，要他給政府寫信，釋放紅色軍團的領袖庫爾喬。作為政治家，莫羅直到現在才真正理解了自由的含義。他承受不了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更主要的是一種求生的欲望驅動著他給政府寫信，一封比一封哀婉淒切，一封比一封痛苦絕望。但他為之奮鬥的政府並沒有給他生存的希望，理由都是國家利益、國家尊嚴和反恐怖的原則。一位政府發言人說：“我們理解莫羅的處境，但國家的立場不能改變，我們絕不同恐怖分子對話。這樣，即使莫羅遇害，也等於意大利精神上的勝利。”他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嚴格遵照著莫羅先生所製定的原則和終身奉行的信條。”也許被他不幸言中，在莫羅寫了第八十封給政府的信之後，被紅色軍團殺害了。
莫羅的死充分暴露出紅色軍團的凶殘和恐怖，也使它失去了大批的支持者。近幾年來，由於紅色軍團不斷從事殺人越貨的恐怖活動，使它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如江河日落，它那層迷人的意識形態的偽裝也被自己的行動衝刷得一幹二淨。在紅色軍團內部，也分裂成了“頑固派”和“宣傳派”。前者主張用恐怖手段從肉體上消滅一切敵人，後者則認為隻有在能真正打擊國家政權的情況下，才能實施恐怖手段。兩派各執己見，互相攻擊，甚至反目成仇，兵刃相見。這些都使紅色軍團的力量受到極大的削弱。再加上警方不斷發動攻勢，紅色軍團在很長時間內不敢明目張膽地活動了。
這次綁架多拉爾的行動可以說是處心積慮，要挽救紅色軍團樹倒猢猻散的狀況。可是對美國和意大利警方來說，他們真是如履薄冰。美國在派出反恐怖專家協助意大利警方破案後，又派遣“五角大樓”的成員來到意大利，向意大利警方提供技術援助。意大利政府在多拉爾被綁架的8小時內即成立了“緊急行動中心”，負責指揮營救工作。意大利特種部隊遵照緊急行動中心的指令，迅速封鎖了盧布爾雅那市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他們吸取在莫羅事件中的教訓，進行地毯式搜查，挨家挨戶，連最小的疑點也不放過，但這一切並未奏效，連多拉爾的影子也沒有發現。
第二天下午，紅色軍團散布各種消息，以引起人們對此案的關注，安莎社駐黎巴嫩貝魯特分社的辦公室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一個操著阿拉伯語的男子說紅色軍團承認它已對美國的詹姆斯·多拉爾將軍判處死刑，並且已經執行了槍決。這位將軍是由“人民法庭”審判定罪的，他的屍體可能在晚8點以後在一個村莊裏被發現。
意大利警察進行了廣泛的搜索，仍沒有發現多拉爾的屍體。當地的《維琴察報》也接到一匿名電話說，這位美國將軍的屍體已被塞到埃德來軍營附近的一輛紅色菲亞特汽車裏。警察立刻趕到那裏，結果迎接他們的卻是搖控炸彈爆炸。
這兩則不能證實的新聞使美意警方壓力驟增，也令意大利警方損傷慘重，更使多拉爾的家屬和朋友十分擔心。雖然莫羅之死已經有幾年的時間，但歲月仍然無法衝淡人們對血腥的記憶。為了救出多拉爾，使他免遭莫羅的厄運，幾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朋友宣布：要是紅色軍團釋放多拉爾將軍，願出賞金10億裏拉（約900萬美元）。可是沒有人有任何表示，甚至連敢於來行騙的人都沒有。焦急的朋友又貼出贖人告示：如果釋放多拉爾將軍，不僅不追究責任，還獎賞20億裏拉（約1800萬美元）。可仍然是泥牛入海，無聲無息。
1月6日晚9點，在盧布爾雅那的帕多瓦地區發現了紅色軍團關於多拉爾將軍的第三號公報，說正在對多拉爾進行審訊。與此同時，另外幾家報紙都分別自稱接到紅色軍團分子的電話，說已經將多拉爾處死，並且指出了可以找到屍體的幾個地點，警察馬上組織搜查，要麼落空要麼發生爆炸，幸運的是這次沒有人員傷亡。
窮途末路的意大利警方也是病急亂投醫，他們不得不求助於意大利黑手黨來幫助尋找多拉爾的下落，以達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在這種特殊環境下，一對敵人組成了一個奇特的同盟。
意大利黑手黨和紅色軍團是黑道上的兩支勁旅，過去曾一度合作，共同對付政府，後因利益衝突、政見不合而分道揚鑣。他們之間積怨很深，相互仇殺。可是意大利警方又擔心此事公之於眾，將令他們非常難堪，於是他們決定通過逃到美國的黑手黨分子和他們在意大利的同黨進行聯絡。為此，意大利駐聯合國武官馬瑟羅·坎皮安開始在紐約的黑手黨人中著手調查，並結識一位名叫多米尼克·隆庇諾的律師。他曾是意大利北部黑手黨頭目弗朗契諾·雷斯特的律師，並受過短期監禁。坎皮安告訴他，假如他願意提供幫助，將得到一大筆錢。隆庇諾答應了下來。
幾天後，他打電話給意大利情報機關，告訴他們已查明多拉爾被關押在盧布爾雅那、帕多瓦和波羅尼亞三城市所形成的三角區內。第二天，他和意大利的同黨多次通話之後，肯定多拉爾被關在帕多瓦，但他還不知道確切的地址。他說他的委托人雷斯特有可能提供確切的地址。而雷斯特正在米蘭維多爾監獄裏服刑。坎皮安很快同意了隆庇諾的建議。聖誕節期間他擬出了一個計劃，決定偷偷把隆庇諾弄到意大利和雷斯特見麵。由於隆庇諾仍然是個沒有護照的逃犯，意大利官員不得不為他偽造一份護照，其身份是某校汽車司機教練，化名為安格魯·狄蒙索。
12月27日，戴著墨鏡穿著牛仔褲的隆庇諾直奔設在曼哈頓第五大道的美國簽證處。雖然事先一再被告知保證他平安無事，他還是約坎皮安提前一小時到了現場。他們緊張地把周圍巡視了幾遍，很快發現有許多身著軍用雨衣假裝看報的人。隆庇諾意識到這其中必然有詐，他立刻從電梯裏溜了出來，跑到大街上，還沒等抓到他的時候，就跳上一輛路過的街車逃走了。坎皮安茫然不知所借，也隻得混在人群當中溜走。
這夥追擊者原來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他們得知一名非法居住在紐約的黑手黨分子正企圖弄到一張假護照返回意大利，故而想探個究竟。幾小時後，聯邦調查局找到了隆庇諾和坎皮安，進行了嚴厲的盤問，要求弄清意大利當局為何幫助一個黑手黨逃犯。坎皮安給正在羅馬的上司斯伯特裏掛了電話，問他是否應當向聯邦調查局吐露真倩。斯伯特裏當即打電話給中央情報局多拉爾案件駐羅馬聯絡官，和盤托出了通過黑手黨探尋多拉爾下落的計劃。
中央情報局對此十分感興趣。他們很快通知聯邦調查局不要再插手，並且用電話直接和隆庇諾談判。此時隆庇諾再也不敢輕信意大利情報機關了，他堅持要求美方提供保護，並要保證事後讓他合法地回到美國，他才同意去意大利見雷斯特。美國司法部同意了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