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頃，“達達”在沮裏克（Zurich）產生出來了，這是一個奇怪的創造物，它的創造者是一個羅馬尼亞人（Tristan Tzara），一個阿爾薩斯人（Arp）和一個德國人（Huelsenbeck）。這一夥人發表出一種很快地得到了一個顯赫而受人嘲罵的成功的理論來。這種理論在法國碰到了一個散布它的，在智能和敏感兩方麵都有天賦的青年人的核心，而在這些係代之中，它當然很快地符合那一種很深切的天賦之才了。這個派別起初隻是文學的立體主義之賡續，一種產生那和物質的世界相反而擺脫了它的羈絆的詩的世界的探試，但是後麵它卻起來反抗立體主義，正如和反抗世界的一切東西一樣。“達達”不僅隻否認事物的價值存在。它還否認一切：社會，群眾，字眼，智力，特別是文學。它可以說是浪漫主義的絕端，因為它宣布理智和社會的破產，它宣稱，如果一個人是詩人，那末他隨便說什麼都是詩。這就是確認靈感的至高無上權了。“達達”絕對不求別人了解，它隻給人以印象。它覺得我們的一切的字，我們的全部文明都是欺瞞和誤解，所以它主張隻致力於一種“可接受的誤解”。它的作家之中有幾位產生了些真正美麗的作品，查拉（Tzara）的抒情詩，勃勒東（Breton）和蘇波爾（Soupault）的《磁場》（一九二零），無疑地將傳留的。保羅·愛呂亞（Paul Eluard）寫過些令人不能忘記的詩，作為現代歐洲最大的詩人之一而顯露著。但是群眾對於“達達”不認識，他們隻認識它的喧騷：公開集會，宣言，巴萊思（Barrès）的官司，以及其他等等。他們在那兒看見了一群在尋找著吹噓，失望，和一種就要朽滅的光榮的人們。
“達達”給了文學一個很大的印象。現象突然呈顯出來了。然而它卻絕對不是意外的。自從蘭波（Rimbaud）隱遁，羅特雷阿蒙（Lautréamont）去世之後，我們早就可以看出，這一類的痙攣總有一天要在法國產生出來。那些熱狂的野心，那些急迫的需要，這微妙到苦惱的敏感性，這抽象，深切而反抗的觀念論，這貪婪而曖昧的神秘主義，這受著我們的栽培而找不到什麼足以自滿的一切，在我們的文明的某一葉潰敗了的日子，等到後來便要宣布大破產了。我們這國家是從事於創造那些從希臘人以來沒有別的民族所曾知道過的，優美和敏感性的奇跡的，但是它卻同時建設那從來所未有的最明確，最堅強，最嚴格的集中而合一的社會秩序。拿破侖以來，人們已不停地把法國索縛在一種越來越緊的紀律中了。我們所有的更好的東西，都是從反抗中得來的。
“達達”給了這苦痛一個形式，而它的影響是普及於一切的藝術，沒有受到影響的恐怕隻有音樂。散文也受到它的影響，但卻比較小一點，因為在法國散文無論如何總是社會的，而“達達”卻根本就是反社會的。然而這一派卻在它的年輕的首領和弟子之間找到了一些卓越的散文家，特別是安得雷·勃勒東——他的散文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威權的——和路伊·阿拉公（LiuisAragon）——他是賦有一種奇異地和一種辛辣的敏感，一種有力的詩的天才聯在一起的，堅實而莊嚴的雄辯的才能的。他的《阿尼賽》（一種關於蘭波的生活的嘲弄的批評），他的《巴黎的農民》（一九二五）和他的幾篇短篇小說（例如他的短篇小說集LeLibertinage中的那篇LExtra），是都要算進當代最可注意最具特征的文章裏去的。在他們之間，我們還得把蘇波爾加進去，他的那種眩暈，急喘，永遠沒有安定又永遠沒有停止的散文，是表現著這一派帶到了法國文學中來的那種緊張的。（《好使徒》，一九二三，《一個白人的故事》，一九二七）在他們近旁，還該安插一位出眾的作家馬爾賽爾·茹昂陀（Marcel Jouhanderu），他的短篇小說（Les Pincengrain）和長篇小說（M．Godeau intime）顯示著一個我們時代中最獨特最有力的天才。他把一種生存的惡魔的幻象和一種內世界的異常強烈而明察的悟力連結在一起。他的作風的奇特，無非是一種靈智的，神秘的力的反射而已。他比別人還更要使人驚訝，因為在他的身上，苦痛是還更自發一點，自由的需要是還更要緊急一點。
加之那驚訝而迷茫的群眾，是帶著人種絕對不是沒有好奇心和秘密的同情的憤慨而掛慮著的。切望著那使他們散心的新鮮和想象，他們便都驅擁到當時別人呈示給他們的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上去。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這一段時期是一個文學的大“送出”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中，那些找尋人來發現，找尋著樣式來創造的出版家，是絲毫不苟且地去擴充他們的買主且翻掘那些獨特的天才的。在出版所中的興奮是那麼地大，我們簡直可以並不太不敬地把它比做跑馬場的馬廄的興奮；有幾家出版家編成它們的班子，把它們送出去又把它們維持著的那種態度，大致和跑馬場所指點給我們看的那種光景沒有什麼大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