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回望來路，新中國軍旅文學所走過的50年曆程，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大體合拍。如果省略其基本停滯乃至荒蕪的“文化大革命”10年（1966—1976年），並以文學生態環境的轉換更迭來作區劃的話，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1949—1966年）、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新中國軍旅文學的繁衍昌盛和冷熱沉浮，或深或淺地記錄了人民軍隊和人民共和國成長壯大的艱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國軍人50年的光榮與夢想，亦從諸多側麵折射出了當代中國社會和當代中國文學的演進軌跡。它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顯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價值。
在全麵回顧之前，首先需要對“軍旅文學”的稱謂略作辯證。一般看來，這隻是個題材範疇，它指的是以戰爭和軍旅生活為主要反映對象的一類文學，世界上較通行的說法叫“戰爭文學”。但是，在當代中國，“戰爭文學”的說法反倒較少采用。原因在於當代中國尤其是近20年來的軍旅文學，其描寫對象更多的是相關的軍旅生活而非直接的戰爭內容，套用“戰爭文學”一說，顯然既不全麵也不準確。因此，較長時期以來，在指稱這一領域的文學時，常常是“軍事文學”和“軍旅文學”乃至“戰爭文學”（多是針對純粹戰爭題材作品而言）三種提法交叉並用。三者之間，若以曆史論，“戰爭文學”一說最為資深，縱可以追溯到古代戰爭文學，橫可以旁涉及俄蘇戰爭文學；“軍旅文學”一說出現最晚，但後來者居上，當屬新時期中國軍旅批評家的成功創造；“軍事文學”一說亦屬中國特色，具體出自何時何人何文也不易考，但早於“軍旅文學”則是無疑的。而三者之間的消長則與當代軍旅文學“三個階段”的嬗變呈現出某種對應關係。
第一階段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最活躍的軍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戰爭年代入伍，他們經曆過炮火的洗禮，和年輕的共和國一道成長，多以自己親曆的戰爭生活作為主要素材來進行文學創作，而且通常采用的體裁並獲得重大成就的主要是長篇小說。譬如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劉知俠的《鐵道遊擊隊》、劉流的《烈火金剛》、馮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風鬥古城》、雪克的《戰鬥的青春》、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岩》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短篇小說也多取材於戰爭年代，譬如王願堅的《黨費》和《七根火柴》，茹誌鵑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峻青的《黎明的河邊》、徐光耀的《小兵張嘎》等等。再加上收獲於朝鮮戰場的詩歌《把槍給我吧》（未央）、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魏巍）、小說《團圓》（巴金）、《三千裏江山》（楊朔）等一批聲名卓著的戰爭題材作品，戰爭文學成了此一階段軍旅文學的“主流”。上述諸作由於發行巨量，或搬上銀幕、舞台，或進入中、小學課本，都影響深廣，有的甚至達到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程度，成為了“前17年”的經典之作。應該說，此一階段是新中國戰爭文學的繁榮期，籠統冠之以“戰爭文學”也是比較貼切的和名副其實的。但是，恰恰因為它的過於突出，不僅是軍旅文學的“主流”，而且也是整個當代文學的“主流”，至少以龐大的數量和巨大的影響支撐了“前17年”文學的半壁江山，或者說在諸多方麵還代表了當時文學的最高水平，所以人們反而不把它從當代文學中單獨劃分出來，作為“戰爭文學”予以特別的觀照。換言之，在“前17年”的中國文學研究中，“戰爭文學”有其“實”而無其“名”，它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學門類還沒有“自立門戶”，對它異於它類文學的規律性的認識與研究也還沒有真正開始。
第二階段即20世紀80年代，套用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即“新時期”，具體說來就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末。在這個階段中，固然有“複出”的成名於“前17年”的前輩作家如劉白羽、魏巍、徐懷中、李瑛、石言、黎汝清、葉楠、白樺、彭荊風等人的活躍身影，但比他們更為活躍而且人數更為龐大的則是一個突然崛起的以李存葆、朱蘇進、周濤、莫言、劉亞洲、海波、劉兆林、喬良、錢鋼、周大新、朱秀海、簡嘉、苗長水等人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體。這批人出生於新中國成立前後，步入文壇時年齡多在30歲上下。他們帶來了新的文學觀念和表現手法，更帶來了新的表現對象和題材。他們普遍缺乏戰爭經曆，除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入“南線”收獲少量的戰爭題材（如《高山下的花環》等）之外，主要的描寫領域則是他們自己的軍旅人生曆程，即和平時期的軍旅生活。這個領域的全方位打開，對於軍旅文學來說是一次空前的開拓和極大的豐富，使人們無不驚訝於在戰爭之外，軍旅文學還有一方如此遼闊的天空。以反映天南海北的五彩繽紛的和平時期軍營生活的《天山深處的“大兵”》、《最後一個軍禮》、《兵車行》、《敬禮，媽媽》、《雪國熱鬧鎮》、《女炊事班長》、《秋雪湖之戀》、《將軍吟》、《射天狼》、《凝眸》、《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啊，索倫河穀的槍聲》等一批優秀小說從新時期最初的幾次全國評獎中脫穎而出，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興味和熱切關注。它們與出自前輩作家之手的《東方》（魏巍）、《足跡》（王願堅）、《湘江一夜》（周立波）、《我們的軍長》（鄧友梅）、《追趕隊伍的女兵們》（鄧友梅）、《西線軼事》（徐懷中）等獲全國獎的戰爭題材小說相映生輝，構成了新時期之初文學園林中一道壯麗的風景線。這時候，無論是出於研究的目的，還僅僅是宣傳的需要，對它們都有一個“命名”的問題。何以名之呢？戰爭文學？顯然不妥。此時的軍旅文學已非“前17年”可比，其題材的廣闊與豐富已遠非“戰爭”二字所能涵蓋。於是乎，一個比照“農村題材文學”、“工業題材文學”而來的行業性稱謂——“軍事題材文學”出現了。“軍事題材”當然包括“戰爭題材”，當然也大於“戰爭題材”，它可以泛指一切和戰爭與軍事相關的領域，比如軍隊，比如軍營，比如軍人，比如非戰爭狀態下軍營的日常生活和軍人的軍旅生涯，如此等等，無所不包。“軍事文學”從“軍事題材文學”簡化而來，它是對前此“戰爭文學”的發展與豐富，此一提法的出現並盛行，標誌著富有中國特色的包含了戰爭和非戰爭的軍旅題材的軍旅文學形態的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