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革命事業而奮鬥（7）
夏理士又說：“白鵝潭是中立地帶，按國際法，交戰團體不能在中立地駐泊兵艦。”
孫中山聽後勃然大怒，駁斥道：“你是何人，敢如此無理！我是中華民國大總統，是中國主人，凡屬中國領土，中國船隻便可任憑駐泊，何得荒謬幹預！”
接著他又用英語說道：“沙麵不過是中國政府暫時租給英國使用，並非英國的屬地，主權仍屬中國，白鵝潭更不是中立地帶，中華民國的艦隊為何不可以駐泊？我生平注重公理，不畏強權，決不允許無理的幹涉！”
夏理士理屈詞窮，隻得灰溜溜地走了。
在場的一名西方人事後對他的友人說：“我今天才看到孫中山總統的真麵目，他的確是中國真正的愛國者，誰說中國沒有人才？”
據說，夏理士回去電告香港總督：“孫是硬漢，難以勸說”。
由於回師的北伐軍遭到陳炯明和北方軍閥的夾擊，受到重創。孫中山反擊叛軍將近兩個月，收效不大，他自知成功希望渺茫，便乘坐英艦“摩軒號”離開廣州，經香港回到上海。第二次護法運動，又斷送在新老軍閥手中。
9月18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告國民黨同誌書》，以異常沉痛的心情評述了這次慘敗。他寫道：
文率同誌為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生入死，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
而且檢討自己缺乏知人之明，將叛逆誤為忠良，致使“禍患生於肘腋”。
這個反麵的教訓，使孫中山認識到依靠一個軍閥去打另一個軍閥是不行的，必須依靠新的力量，走新的道路，才能實現自己改造中國的理想。與共產黨合作
孫中山是1922年8月14日乘俄羅斯皇後號郵船回到上海的。兩次護法鬥爭的失敗，特別是陳炯明的叛變，使他陷於苦悶彷徨之中，他開始覺察到，過去的老辦法應當徹底改變，今後必須尋求新的力量，探索新的道路。正是在這時候，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向他伸出了友誼之手。
1920年，蘇維埃政府發布宣言，聲明沙俄曆屆政府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沙俄所奪取的中國領土和在中國境內的俄國租界，沙皇政府以及俄國資產階級從中國奪取的一切，全部無償歸還給中國。
這對於一直爭取民族獨立的孫中山來說，自然有巨大的吸引力。
1920年，共產國際的代表維經斯基到上海時曾經與孫中山有過接觸。1921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中國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時，又在共產黨人張太雷的陪同下專程到桂林拜訪孫中山。
馬林與孫中山進行了三次長談，向他介紹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孫中山覺得新經濟政策和他的民生主義很相近。
在和馬林會談之後不久，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說：“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唯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這表明孫中山的思想正發生著重大的變化。
雖然在孫中山以前的革命生涯中，有不少工人追隨者，但他對於工人運動並沒有注意，這當然主要是因為那時還不具備條件。
第二次護法運動期間，發生了1921年1月至3月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大罷工起初是要求增加工資，後來很快把矛頭指向了英帝國主義，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
那時，孫中山對於英國的印象正發生著變化。所以罷工引起了他的注意。
1922年4月，瞿秋白和張太雷又陪同馬林作為蘇俄政府全權代表到廣州和孫中山會談，孫中山在聽取了馬林對於蘇俄各方麵情況的介紹之後，表示要與蘇俄合作。
1922年6月15日，就是陳炯明發動叛亂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發表了對於時局的主張，稱：“中國現存的政黨，隻有國民黨是比較革命的民主派，比較真的民主派”，並提出要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進行反對軍閥的鬥爭。
8月，中共中央召開的西湖會議，正式確立了國共合作的方針。
8月25日，也就是孫中山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之後回到上海的第十天，李大釗陪同馬林去拜訪孫中山。馬林勸孫中山不要搞純粹的軍事鬥爭，要注意開展宣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