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臨沂，《作家報》與山東省作協創作室、《上海文學》雜誌社聯合召開劉玉堂近期作品討論會，來自北京、上海以及省內外的近五十位專家、學者、作家，就劉玉堂的小說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以下是與會者發言紀要：
馮德英（山東省作協主席）：以自己成熟的藝術手段，敘寫百姓的喜怒哀樂之情，趙樹理是個榜樣，劉玉堂同樣出色。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得到群眾的厚愛。我代表省作協，向與會的各位同誌，尤其向為會議提供了大力支援的臨沂地市的領導和群眾表示感謝。這種支援，就是對劉玉堂的肯定。
蔣守謙（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代文學室主任）：劉玉堂的成績，是成功地表現了社會轉型期沂蒙人的鄉土情思。劉玉堂意識到這種轉變在他的鄉土上的意義，做了獨特的表現。這不同於趙樹理等人的現實主義專寫大題材大矛盾，也不同於新潮作者如池莉、劉恒的反叛現實和內心焦灼。劉玉堂的特點是以情景代主題，規避、放棄所謂主要矛盾，捧出的是沂蒙人對本鄉本土的戀情。這不是可以以好壞論的那些東西，這不是傳統意義上表現典型的現實主義，卻又極有真實感。他的小說，在形式上也切合主題，比如人物隨入隨出，毫不程式。關於玉堂今後的創作，有兩樣東西要注意：一是重複多了會有“跑龍套”的感覺，二是魯迅說油滑是創作的大敵，嚴肅的創作態度還要再次強調。
宋遂良（山東師大中文係教授）：我的閱讀經驗裏，劉玉堂是山東少有的如此讓人輕鬆愉快的作家。玉堂的小說，以非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嚴肅的事實，就像《最後一個生產隊》，多悲壯的曆史一頁啊，小說卻讀來輕鬆得很。他的貢獻有二：一，這種輕鬆、溫暖的小說，是疲累的讀者所喜歡的；這也是作者的功力，因為一分幽默是要九分的人生沉重感來墊底的。二，他對話語世界的貢獻不小。最典型的文本例子，就是“小一”的組辭方式，含蓄而有趣。但玉堂的語體也要當心：過了，油滑；欠了，太沉重。目前的分寸還恰當。
雷達（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劉玉堂是一位個性鮮明、獨特並且陌生的作家。山東的創作集體實力很強，像馮德英、張煒、李貫通等等。但近來特別有勢頭的，一個是尤鳳偉，一個是劉玉堂。首先，劉玉堂對農民性格的描寫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的文學，尤其是寫到農民，往往指路意識、載道意識太重，劉玉堂再來寫農民，很容易走上老路。但他沒有。他的小說，做一種主題意義的評析很難。我覺得最好的導讀，是周介人在《上海文學》發他的作品時所寫的“編者的話”：不再用簡單的曆史的眼光來看生活。其次，劉玉堂善抓典型狀態。比如“縣城意識”，這是沒被人研究過的特殊的文化狀態，比如“最後一個生產隊”，這又是一個最能見出新舊交替的曆史關頭。這是作家的智慧。其三，他的樸素現實主義。他迷醉於生活的形式，而形式是相對穩定的，不同於內容的易變更。他的觀察與表現，都力求回到事物的本身去，尤其表現在語言上。其次是結構，故事也消解了。所以讀他的小說，往往感受很深卻說不出，隻是一味地享受、輕鬆、好看。這一點，在全國的範圍內也是獨有的。
袁忠嶽{山東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我們都從那一段曆史中過來，常感到，好像除了政治運動，沒有什麼生活似的。劉玉堂給我在這一點上一種嶄新的體驗。他告訴我，在苦難中還有很多值得珍視的精神生活，好中有壞壞中有好，即便是生產隊也是如此。他不重批判意識，還原了生活。他還提供了淳厚的沂蒙味，鄉情親情，這是我一個由沂蒙走出去的人的切身之感。
高旭東（山東大學中文係教授）：這一點，劉玉堂與在極左思潮中飽受迫害的作家不同。主體對現實的審美評價，有了他個人的色彩。
王萬森（山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副教授）：劉玉堂的“釣魚台係列”用幽默的話語來展示農民的情感世界。他將嚴峻浸潤在沂蒙山鄉民的溫馨情趣中，以農民式的智慧來化解，結合社會曆史的沉重和苦澀。沉重的曆史教訓與純樸的鄉情民風、貧困苦難的經曆與輕鬆的調侃嬉戲、作者的價值選擇與似是而非若往若還的敘述，形成獨特的反諷結構。這結構，給讀者留下丁想象和體驗的空間，每個人以自己的輕快心情，進入了沂蒙山人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