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
彝族詩人、學者阿庫烏霧把這個時代命名為“混血時代”，他對文化之“混血”懷著充分的理解和極其矛盾的情感。對此，阿庫烏霧一方麵從文化史角度進入認知性的思考，又從個人偶然境遇的隱秘感知加以抵抗性的表達。阿庫烏霧的文化思考經常與細節的感知處在複雜的甚至相互悖謬的關係中。可以說，他一邊充滿信心地探索這個混血的時代，描述著它花樣翻新的融合與創新方式，一邊感受並表達著一種由於語言、文化的混血所帶來的“危機四伏的生命倫理”。由於這一洞察，阿庫烏霧的寫作與通常的研究者對母語和少數族群文化的“搶救”敘事不同，與博物館化的保護敘事不同，他看到的是許多河流的彙聚，許多文化“血緣”的混合，完整性與純粹性已經構成了它自身的神話，而不是可能的現實，也許他心中有著對逝去的“純粹性”的惋惜與哀悼，但總體而言，他審慎的目光依然是前瞻性的，注視著、描述著“混血”狀況及其之後的流向。
一方麵阿庫烏霧知道“血緣純正的尊嚴，讓種譜之樹適時萌芽，直至枝繁葉茂”，同時他又提醒“嫁接”的果實更為甘美優良。混血成為族群和人類強盛的理由，他說動物界鮮有混血，“惟有人類具備超越種族、超越地域、超越年輪的繁殖能力，於是，混血的責任，天命地落到人類的肩頭”。但他又坦誠地說出另一種感受：當一個混血兒在其彝族母親的提示下稱呼他一聲“舅舅”，“我瞬間變成掉進古人暗設的陷阱中的一頭困獸，我無意中遭遇他那幽藍的目光，仿佛與神話世界裏祖先的敵人的眼光神似，從此，我的心靈莫名地抽搐不止”。理論的認知難以消除情感的反應，而情感的反應中也隱藏著一個自身的陌生人。在概括性的敘事之時，不忽略經驗與細節，不減低個性的偶然境遇的敘事，是思考難以保持的一種美德。也許，這就是哲學所孜孜以求的“辯證法”，或本雅明、阿多諾所熱愛的思想的“辯證意象”，這也是阿庫烏霧作為詩人的思想直覺。
在思考和描述“混血時代”時，作為詩人和學者的阿庫烏霧在這部書中從其“母族文化的現實境遇”出發，以日常生活中的物象，結合個人意念和想象中的意象，試圖捕捉“內心真實中那些稍縱即逝的個體生命的深層欲望和獨特的精神信息；試圖顯示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對當代世界正在遭遇的人性共通性與人類普世性命題的參與能力和精神能量”。因此這部書不是一種觀點的推演，而是在紛繁的世象或意象中思想洞察與詩性直覺的閃爍：力圖在混血的文化境遇中尋求人們能夠產生普遍認同的美德。也就是說，阿庫烏霧對民族文化的思索既有回溯性的目光，更有著前瞻性的洞察。當然，他也為我們留下許多的難以解答的困惑。其中一個困擾與悖論已經出現在阿庫烏霧的自我意識之中：一種民族文化的逐漸式微和一個彝族詩人學者的成長。他很難協調這種衰落與生長，就像難以判斷“純正”與“混血”的結果。閱讀這位彝族詩人學者的書，可以感受到，阿庫烏霧保持著情感上的純正，又擁有智性上的混血。而我對阿庫烏霧的解讀也將隨著這位彝族詩人學者的紛繁意象而形成一種非線性的、非推論性的思想敘述，保留著他對處境的細致描述與辨識，也提示著認識路徑的模糊性與多重歧義。
一、族群與個人
族群區分有著一些最古老的涉及個體與群體身份認知的文化標識。一個族群將自己的出身追蹤到某種動物是一種奇異的智慧。它借助一種圖騰符號區分於其他族群，卻又將自己認同於一種與人類生命更為不同的生物類型。圖騰包含著區分與認同的辯證法。也許可以說，一個部落、一個族群認同於某種動物或植物是一種神話詩學的敘述，而區分於另一個部落或族群是一種宗教社會學和曆史語言學的敘事。阿庫烏霧在《熊人》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史詩《勒俄》的《雪子十二支》一章中記錄得很清楚，鷹、蛙、蛇、熊、猴這五種有氣有血的動物與人類同宗同源的圖騰史。”後世的人們對圖騰的認知卻是十分模糊的，神話的譜係有時已成為混亂而充滿暴力的族群觀念的一個模糊替身，“對自己祖先的曆史一知半解的凶手”、一個“自稱鷹的後代虎的後代”的凶手，“居然忘記了熊也和我們祖先同源”，卻不知道這個譜係中根本就沒有虎。阿庫烏霧揭示了關於民族記憶一種普遍的處境：神話敘事早已模糊，宗教社會學的思索也未成熟，圖騰符號已分崩離析為一種關於族群或種族意識形態的可疑的知識碎片。
作為一名學者，阿庫烏霧知道“族群”意識的價值：種群認同意識的存在，吸收化解著個人的孤單、脆弱和寂寞。種群是孤獨、脆弱的個人的一種歸屬，這種歸屬感既存在於一種熟悉、信賴的地域、空間特性之中，也存在於曆史與記憶的共同體情感及其敘事話語之中。就當今世界而言，共同體的情感意義常常大於其真實的利益需求。但他也知道族群觀念和它的象征物也並非是全然無辜的，他在《旗幟》一節中如此寫道：“浴血的戰場，當戰爭雙方的士兵先後戰死沙場，那代表戰爭最高利益的旗幟必然沾滿了鮮血，而那些斑斑血跡正在殘存的血旗上構擬著新的圖案和文飾。此時，我看見成群成群的蒼蠅和牛虻嗅到血腥，迅速從四麵八方趕來，瘋狂地吸食著那布滿彈孔的旗幡上英勇無畏者殘留的血跡。”阿庫烏霧這樣形容作為族群的神聖標幟：“旗幟是撰寫謊言的帛書，旗幟是釋放欲望的花朵，旗幟還是裹屍布。”與那些著名的人物、墓地與紀念碑之類的事物一樣，旗幟是族群的聖物之一。但不容忽略的是，這些聖物總是與謊言、欲望、死亡聯係在一起。如果人們不傳播民族神話，如果不把凡俗的事物神秘化，不把利益遮掩在動聽的謊言中，如果不製造一些神話性的符號與敘事，屠戮與死亡就不會變得神聖。
阿庫烏霧的思維方式就是這樣，當他諷刺一種事物的時候，他也會轉眼看見其瀆聖的一麵；當他讚美某種事物時，他即刻又意識到他和他讚美的事物已經遭遇一種語境化的諷刺或解構。對聖物的反思不僅來自聖物與暴力、欲望、衝動的關聯，聖物在當代社會已遭遇著一種諷刺性的語境，在世俗化的過程中，聖物與符號不再具有它固有的象征意義。因此在他抒情的時候，他的音調又會轉向反諷：“我以祖先的名譽打著鏽跡斑斑的旗幟，躲藏在城市的角落，我的旗杆上發不出嫩芽，周遭的人們不再領會我的旗語，我的旗麵上爬滿時髦的蚊蟲，生存猶如一隻毒蠍，正在剝奪我成為合格旗手的資格。”他意識到自身早已不是神聖象征物的合法繼承人，他發現了作為族群聖物已失去了聖靈的意義：“從此，我們不腐的旗杆不再是陽具的象征！”聖物所具有的意義會投射到人們身上，聖物或它的象征物所遭遇的反諷也會把意義的消失帶進人的有缺陷的生活。
阿庫烏霧理解自己民族的方式是獨特的。他常常通過一些聖物、符號和器物，通過一些物質化的符號，解讀出它們從神話詩學、宗教社會學的精神向度朝著族群的意識形態化衰落的寓言化進程。這是一個詩人的理解與闡釋方式，他從聖物與器物的符號學解讀開始，又觸及一種從生活意象和曆史細節中所產生的獨特的認識。他在談論音樂的“和弦”與“獨奏”時賦予了這樣兩個音樂概念以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意義，成為族群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的一種富有洞察力的表達。他如此描述著飄蕩在山野和人們心中的音樂：
是古樸而精妙的獨奏，喚醒了我們的生命，養育了我們的性情，表達了我們的詩思，給我們插上智靈的翅膀，幾千年如一日，在高原與山穀之間亙古地盤旋。
獨奏，曾讓我們丟失廣袤的平原，退居山林享受自尊與孤寂；獨奏，同時帶給我們原始的美麗與孱弱的野蠻；獨奏，引領我們的生命無數次地錯過換一種方式呼吸的契機。我們四周險象環生的樹木與荊棘，習慣於獨奏中蔓延；我們剛剛誕生的嬰兒，習慣在獨奏中哺乳；我們的母親，習慣用獨奏暗示自己內心的秘密；我們的父親，習慣以獨奏殺傷獵物和自己的敵人。（《和弦》）
“獨奏”在阿庫烏霧寓言化的敘事中是個體生存的表征，獨奏是個人最真實的聲音，獨奏意味著個體的人溫和憂傷的性情，內在省思的尊嚴，與萬物為友的靈智。而這些與音樂的陶冶不可分離的性靈，正是對個人價值的深刻揭示。沒有獨立品格的個人、沒有內心自由的個人，一種語言與文化就難以發展出這些充滿靈知與溫情的人文精神。但阿庫烏霧旋即又意識到，獨奏、即個體化也培育了孤獨與孱弱，削弱了群體聚合的力量。不僅因為獨奏者是一個敏感的個人，他也會把對方、他人或敵對者視為具有同樣內涵的人，具有相似命運的不幸而無辜的個人。他如何能夠在“獨奏”培育的情感中忘卻仁慈、進入“蠻勇”？如何隻看見族群的“圖騰”與“旗幟”，不注視對方的眼睛？可以想象，內心充滿獨奏式情感的人，充滿古樸而精妙音樂情感的人如何能夠在族群“旗幟”的指揮下奮勇殺戮，哪怕是在保護自己的土地？詩人對此懷著深深的矛盾情感：
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加深知和弦的尊貴，期待用和弦改寫我們抒情的曆史，我們至今依然保有對和弦永恒的渴望。
讓我們放棄獨奏，似乎已沒有可能；同樣，讓我們拒絕和弦，似乎也不再可能。那就讓我們徹底放棄音樂吧！讓我們以放棄音樂的代價，換取我們的生命一次真正的尊嚴吧？！（《和弦》）
作為一個詩人，阿庫烏霧深深懂得並熱愛自己民族“抒情的曆史”和音樂般的個體的美學與道德意義；但作為一個學者，他怎能不知道一個抒情的民族在生存空間的爭奪中所付出的代價？獨立自由、內心豐富、抒情的個人，與民族共同體的責任與命運，既維係在一起，又充滿矛盾與複雜性。從理想、理性的意義上說，“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最終目標，但與此同時，尤其從回溯性的民族主義精神而言，最原始的生存競爭常常是以族群為單位的，就像戰爭主體常常是民族或國家一樣。價值選擇的困難使詩人陷入複雜的自我意識。背靠著、背後是一個相對弱小的族群，它有著自己充滿挫折和失敗的曆史敘事，我們能夠感受到，這些糾結在一起的問題怎樣成為一個真誠的詩人所必須承擔的思想使命：“千百年曆史的承重包袱/仿佛是個人的過錯/壓得我喘不過氣。”（《蛻變》）
這些思考將指向一個更加具有現實意義的提問：是不是將“獨奏”、將個人視為一種更基本的價值，在不同規模的族群利益衝突的曆史之後，是不是應該尋求一個有利於個人發展的、更具普遍價值意識的、包容著各種不同族群的共同體？對阿庫烏霧而言，理解與闡釋自己民族的曆史與文化價值，最終仍然是對更為普遍的人類共同體所依賴的價值觀的探索。
在阿庫烏霧關於個人與族群的眾多“辯證意象”或概念的星座中，“愛情”與“生殖”提供了另一種富有深意的比喻式的論證。在詩人看來，愛情“就是自我發掘中發掘我們高貴的種族和美妙的性力的過程”。與之相反，詩人極富洞見地指出：“而生殖是愛情的麻醉劑，製劑者常常以自我麻醉的方式來企圖麻醉別人。其醉人的成分來自種群繁衍的倫理，麻醉之後就會使天性狂躁的身心走向集體的沉靜。”他的預見無疑是一種曆史回顧：“而長久的沉靜似乎預示著生命的終結！”這是否意味著，個體情感、個人愛情的倫理高於種群繁衍的倫理，或者更準確地說，族群繁衍的倫理深深地植根於個體生命的倫理之中。在愛情的談論中，這一結語於個人與族群都是意味深長的——“……其實，愛情就是對生命終點的提前覺悟！”（《愛情》）個人的最高價值與認同是“愛情”，而族群的最基本目標是“種群繁衍”，二者相互寄生又充斥著矛盾：無論哪個民族，請想象一下它的曆史中發生過多少以族群繁衍的倫理與習俗懲罰那些男女之間的愛情的故事？而後者總是可以向更普遍的人性、超越民族文化認同的普遍情感共鳴求助與投訴？
阿庫烏霧的這些敘事與討論將把我們帶向這一視域：關於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關係，關於個人的價值認同，我們正在從傳統的血緣關係的“民族”“宗教民族”的單一範式內，麵臨著向“文化民族”和“政治的民族”這樣一些正在出現、將會出現的新的共同體的轉換。這意味著，個人所尋求的歸屬，並非傳統的血緣性的共同體，而是對更具普遍的價值觀及其更為合理的社會規範所產生的認同。親緣關係的族群認同隻是日常生活中最親密的、最私密的情感意味的美好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