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謝冕
報告文學這一文體在中國的誕生和興起，與中國新文學大體同步。它是新文學的一個品類，有時也被歸人廣義的散文中。但我以為報告文學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單列更為適宜，因為它畢竟與一般的散文有較大的區別。一般的散文隻需遵從文學的規律，而報告文學除了受到文學的某些限定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了新聞的限定。
中國的報告文學既與中國文學在20世紀變革性的新生有關，更與近代以來新聞傳媒手段的興盛和發達有關。“報告”是新聞的行為，除了一般篇幅稍長之外，與通常我們熟悉的新聞報導實質上並無區別。不同的是，此種報告在這裏被陚予文學的性質。它從新聞中剝離開來，成了隸屬於文學的一種文體。報告文學既是“報告”，又是文學，它是一種兩棲的文體。作為文學的一種，我們當然更為關切它的文學性。
需要判明的是，文學在什麼規模和什麼程度上“限定”了“報告”，從而使原先作為新聞的文體被賦予了文學的性質。文學對於“報告”的施加，首先是它的形象性的表達、相當廣泛的文學手段的有節製地應用以及受到鼓勵的抒情性的充分加人、語言的生動優美的要求等。正是這些文學元素的進入，使原先較為純粹的新聞品類變得不那麼“純粹”了。也正是這種不“純粹”因素的加人，使此一原先的新聞文體具有了美文的性質。
當今學界對於報告文學是否允許虛構存在著分歧的看法。但我個人堅定地認為，盡管文學對於報告文學的浸潤可以非常寬容，惟一的一個例外，是對於文學至關重要的虛構，在這裏受到了排斥，是絕對不可通融的。報告文學的生命是對於人物、事件的絕對真實，而虛構完全有可能傷害此一根本。除此而外，也許還有傳統文學的典型化手段，在報告文學中也需要慎重對侍。
報告文學也有區別於一般新聞寫作的地方，上麵講到的“篇幅稍長”，隻是表象性的說法。其實，就一般而言，這一文體往往用來集中報導較為重大的新聞題材。內容的豐富，事件的複雜，決定著要以較長的篇幅來裝載它。但這並不意味著報告文學這一文體隻是用來寫“大”題材的，其實，“小”題材也可以做大文章。有一段時間，~中國文學界興起了“文學大報告"、“報告大文學”的熱瀨，以為非“大”無以成文學的“報告”，實在是認識上的偏離。當然，這些“大”報告文學的普遍忽視文學性，也是不可原諒的缺失。
中國的報告文學伴隨著新文學走過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曆程。它在近代以來中國曆史的各個重大轉折時期都留下了鮮明的文學性的記載。從早期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夏衍的《包身工》到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這些前輩作家的勞作，奠定了中國報告文學的堅實基礎。隨後又有華山等傑出的記者一作家，通過他們的文學之筆，生動地報導了在戰場、農村、礦山、工廠發生的諸多動人故事。華山的《踏玻遼河千裏雪》、魏瘺的《依依惜別的深情》以及徐遲的《祁連山下》，均是輝煌的接續。新時期以來，以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為標誌，更是創造了報告文學空前的繁榮期。
與創作的繁榮相比較，學界對於報告文學的研究，就顯得相對地滯後。就是說，創作報告文學的作者很多，寫作的成就也很大，但對它進行研究和批評的工作卻很少，專門的研究者就更是
序二
鳳毛麟角了。正是在這種期待之下，我欣喜地讀到了龔舉善先生的專著《走過世紀門一一中外報告文學論略》。這種欣喜，首先是畢競有人一一特別是像龔舉善先生這樣的年輕學人一未曾忘卻並積極關注和投入這一文體研究的慰藉。更為令人欣慰的是，這種關注是非常專業化的。
龔舉善先生長期從事文藝學和報告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的導師尹均生教授對他的治學和研究給予過很高的評價。在我的印象中，龔舉善對報告文學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的研究視野非常開闊，論述的範圍也相當地廣泛深人。他的研究具有強烈的文化意味和曆史感。如在敘述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曆程時，他對此做出了階段性的歸納：30年代的救亡型，50年代的建設型和80年代的改革型。這種歸納大體是符合實際的，從中表現了作者知識積累的豐富和宏觀概括的能力。不足之處在於，相對於報告文學的全麵研究而言，這種劃分大體停留在宏觀描述上，還有待於深入到文體自身的建設方麵，諸如風格的成立和演變，個人的和整體的審美風尚的把握和總結等。但我已經知道，他的有關這方麵的建構正在進行之中。我期待著，在不久的將來，他會有更為重要的著述麵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