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馬宗融夫婦回國，馬宗融在複旦大學任教。羅淑在上海郊區南翔立達學院教書。1936年3月，羅淑夫婦去看望巴金，巴金與他們談起法文翻譯的事，問他們能否譯些法文著作？得到允諾後，巴金就將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何為》（今譯《怎麼辦》）法文本給他們翻譯。一個多月後，羅淑就將她的譯稿交給巴金，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這一年的9月，羅淑給巴金送來她寫的小說《生人妻》。巴金本來就很重視培養作者，見到文學新人無不大力扶持。如今這位同鄉創作了小說，非常高興，給她提了些修改意見，鼓勵她繼續寫作。羅淑本名羅世彌，巴金幫助她修改這篇稿子時，給她取了個“羅淑”的筆名，並將這篇《生人妻》交給靳以發表在《文季月刊》1936年的9月號上。
《生人妻》問世後，引起了讀者的廣泛注意，朋友們都鼓勵她繼續寫作，接著羅淑又發表了《劉嫂》、《桔子》和《井工》等小說。
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後，馬宗融應聘到四川任教，此時羅淑身懷六甲，行動不便，與女兒留在上海。可是不久“八一三”淞滬戰爭打響，羅淑在上海很不安全。巴金讓他的弟弟給羅淑買了船票，送羅淑母女前往成都。到成都後，羅淑於1938年2月生下一個男孩，取名少彌，卻因產褥熱不治而辭世。
噩耗傳來，巴金非常悲痛。為了紀念羅淑，巴金將羅淑的作品編輯出版了《生人妻》、《魚兒坳》、《地上的一角》等三本創作集。還親自為這些集子寫了編後記。
羅淑逝世不幾年，她的丈夫馬宗融也病逝了，留下一對孤兒孤女。巴金和蕭珊就將羅淑的一雙兒女接到家裏撫養，一直供養他們大學畢業。至今這對姐弟如同巴金的親生兒女一樣。
痛斥兵痞
在羅淑的親友中，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年的農曆2月15日，風和日麗。羅淑和十多位同學到青羊宮去趕花會。剛剛走出二汕庵門，忽見幾十個佩盒子槍的弁兵蜂擁著一個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的瘦子迎麵走來，攔住了女學生的去路。這幫不懷好意的丘八嘻皮笑臉，圍著女學生指指點點，評頭論足。學生們驚驚惶惶，往後躲藏不迭。羅淑本來走在後麵，見了這般情況，就挺身上前，義正辭嚴的對為首的那個人說：“你這個人太豈有此理，怎麼慫恿兵丁如此無理。男女都是平等的，要互相尊重，也應當自愛。”一個馬弁大吼：“這是我們的石旅長！”羅淑說：“我們是文廟街一女師的學生，將來是要做教育學生的老師的。你既是一旅之長，就應當懂道理，為人表率，把為國為民的事放在心上，為什麼這樣不知禮儀？奉勸閣下好好約束自己的部下，不要惹事生非。”一席話說得那人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憋了半天，隻說了一句“承蒙指教”，拱拱手，悻悻然帶著兵丁們走了。這時老百姓才圍過來說，女先生真了不起，剛才那個人是土匪出身的混世魔王石肇武，軍閥劉文輝的幹兒子，無惡不作的。羅淑聽了，也有些後怕。回到學校，校長批評羅淑說，這種事可一不可再，萬一出點事情，太不值得。羅淑說：“人是戰鬥的動物，我們十來個人被他們圍住，若不背水一戰，怎麼脫身呢？”
羅淑作品精選
轎夫
記得是在一個暑期裏，因為一時的高興，答應了幾個住在遼遠的L縣的同學，一同到她們的家鄉去過夏。隻給家裏通了個信去，並不等候許可，就同著她們走了。
起初的兩天是坐木船。可是在船上沒有像我們想象中的那麼瀟灑，平靜，因為我們搭著的是一隻裝載菜油往下河去的貨船，蔑篷終日給陽光炙得火燙，艙底的油蒸發著強烈的熏人的氣味，而且搭客太多，起居上也深感到不便當。於是在第二天的晚上，我們便商議改走山路，雖是多了一日的路程，免不了要受她們家庭的埋怨，但是有我這一個外客，凡事隻往我身上推，不就什麼都幹淨了麼？等到早晨船靠了一個市鎮的時候，我們就上岸去，在這裏雇了四乘涼轎。
沒有上轎以前，我們叮嚀轎夫說：“四乘轎子要接連一起走，不許隔得太遠，有趕不上的，走攏了不添酒錢。”
於是四乘轎子，八個轎夫，熱熱鬧鬧地拉了一長串，在滿是樹木的山道上蜿蜒地前進。
轎夫們全都很馴良，又因許了他們到家後多把小費，供給一餐飯食，所以他們就格外地殷勤。
我們一路上耽擱著，隻要有好風景的地方，或者看見了一些不曾見過的花木，總把轎子停了下來，逗留好些時候才肯再走。要是停轎的地方有人家，他們就趁著我們向鄉裏人買東西的時候，向人討碗涼水，幾口吞完之後，再打一個欠，坐在突出地麵的大樹根上，石頭上，抽著旱煙低聲地閑話著。從那不善掩飾的目光裏，我猜想得到他們談話的主題是我們，可是我拿得定，那是不含著任何惡意的：我們沒有像穿黃衣服的兵大爺，時刻用槍柄在他們幹柴似的骨架上敲打，也不像著長袍大褂的老爺們，慣於用口唾和腳頭對付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