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看到蔡先生的名字，是在吳先生自英法寫給先父等幾個老朋友的數千字長信裏麵。這樣的長信，一連大約有兩封或三封，裏麵敘述事物很多，所以也當常會提到蔡孑民在柏林怎樣，怎樣。那時候的“蔡孑民”還隻是一個名字。
武昌起義之後，吳先生與蔡先生都是先後回國。在他們未到以前，他們的一位朋友，商務印書館主編“辭源”的陸煒士先生，常常對先父等說，將來修清史，隻有“稚暉與鶴卿”。那時候已經十五六歲了，知道鶴卿就是以翰林公而提倡革命的蔡孑民。聽了陸先生的談話又知道蔡先生是文章家。
蔡先生回國後住在上海的時候，似乎曾經跟了吳先生到他的府上去過。但是除上一所一樓一底的房子之外，什麼也不記得。也許這一樓一底的房子還記憶的錯誤，實在不曾去拜訪過也說不定。但是那時候一個印象是相當清楚的。也可以說是蔡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大約是在張園舉行的許多群眾大會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講是在那裏第一次聽到。他的演講，聲音不高，而且是紹興口音的官話，內容是樸質的說理，不打動聽眾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說話，台下的人交頭接耳的交談，甚至於表示不耐煩。所以演講辭更不能聽到。蔡先生的演說也就很快的完畢了。十年以後聽眾對蔡先生的態度不同了，演辭不至於聽不見，然而他演說態度、聲音，與內容似乎與我第一個印象沒有多大的出入。蔡先生不能說是一位雄辯家。
再會見蔡先生，是在十年後的倫敦。那時候蔡先生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校長，到歐洲去遊曆。在倫敦攝政街的中國飯店裏，北大學生開了一個歡迎會。名義上雖是北大學生，可是原先與北大沒有關係的也多人在場，我自己便是一個。此外記得起的還有張奚若，錢乙藜，張道藩。在場的北大教員有章行嚴與劉半農兩位，學生則有傅孟真，徐誌摩，徐彥之，劉光一等。那時我新買了一個照相機，初學照相。即在中國飯店的樓上照了兩張團體相。這相片到抗戰以前還存在，現在可無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倫敦時的故事，現在隻記得二三個，大約因為稍微帶些幽默，所以至今沒有忘掉。有一次倫敦大學政治學教授社會心理學者懷拉斯請蔡先生到他家去茶敘，座中有他的夫人與女兒。陪蔡先生去的是誌摩與我兩人。起先我們任翻譯。忽然誌摩說蔡先生在法國住好久，能說法語。懷夫人與小姐大高興，即刻開始與先生作法語談話。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樣回答。我為了解圍，說蔡先生在法國隻是作寓公，求學是在德國，所以德文比法文好。懷夫人、懷小姐不能說德語，隻好依舊作壁上觀。懷拉斯說他從前到過德國，可是德話好久不說已不大能說了。他與蔡先生用德文交談了幾句話。我記得懷指窗外風景說SCHON，蔡先生說IE—BRACBON，可是這樣的片言隻字的交換，沒有法子，懷先生說還是請你們來翻譯吧。
一次我與誌摩陪蔡先生參觀一個油畫院。裏麵有約翰孫博士的一張油畫像。我與誌摩說起約翰孫博士的談吐，骨氣，生活狀態，很像中國的吳先生。在出門的時候，蔡先生選購了幾張畫片，微笑著的說“英國的吳先生的畫像也不可不買一張”！
最難忘的一次是某晚在旅館中蔡先生的房間裏。一向總是有第三人在一處。此時第三人卻因事出去了，房內隻有我與蔡先生兩個人。那時與蔡先生還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可是蔡先生卻恭恭敬敬陪我坐著，我提了兩三個談話的頭，蔡先生隻一言半語便回答了。兩個人相對坐著，沒有談話。心中著急，更想不出話來。這樣的坐也許不到半點鍾，可是在那時好像有幾點鍾似的。幸而第三人來了，方才解了當時的圍。
民國二十一年冬與吳先生同船由法回國，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與吳先生同乘津浦北上。拜訪蔡先生後沒有幾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廠的菜根香請吃飯。吳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從前在英國的熟朋友。飯後一幹人一同步行從先農壇走到天橋。當時感覺到一種北平閑暇的趣味。可是沒有多少時候，空氣突然緊張，蔡先生離京南下，此後他便有十年沒有到過北平。
大約是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過幾天。武漢大學的同人給他一個很熱烈的歡迎。可是那時候我正病臥在床上，不能夠行動。倒是蔡先生走上百餘級石級，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問。對於一個後輩，而且實在是很少見的人，看做親切的朋友，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