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敏 藍錫麟
重慶出版社組織編篡的《巴渝文化係列叢書》，是呀人重慶市委宣傳部主持運作的“四加一”工程重點圖書之一。它邀請有關專家、學者分工撰寫，力求大視野，多維度、廣層麵地係統巴渝文化的豐富涵蘊，不僅具有學理價值，而且有助於增進各方麵人士對於巴渝文化的曆史演變、地域特色和人文風貌的切實的了解，對於塑造重慶市的曆史文化名城形象也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巴渝地區位於長江上遊與中遊的連接帶，自古與西之蜀、東之楚交融密切，共同構成中華文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秦漢以降，巴蜀比巴與楚聯係趨緊，人們多習慣於將巴蜀視為一個文化共體。從其共性看，自然有道理，但並不意味著巴渝缺乏個性。無論從祖係淵、政區嬗替看，還是從生產方式，風俗習慣看，二者都既有大同，又有殊異。早在東晉年間，蜀人常璩所撰《華陽國誌·巴誌》，便揭示了“江州（今重慶主城區）以東，濱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重。墊江（今重慶合川市）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巴與蜀同屬四川，是從北宋鹹平四年（1001）設置川峽四路開始的，並非自古而然。因此，正如長江下遊的吳趣嶺域可以合而論吳越文化，分而論吳文化，越文化一樣，長江上遊的巴蜀嶺域亦複可以合而論巴蜀文化，分而論巴文化、蜀文化；在巴與楚交接地帶，還可以論巴楚文化（荊巴文化）或大三峽文化。在中華文化的大時空內，對於地域文化進行不同層級的梳理和 羅，不僅可以並行不悖，而且便於相互發明，相得益彰。
事實上，前人關注巴渝文化，至少比四川建製早幹餘年。先於《華陽國誌》，西漢司馬相如的《上林賦》中，即已經述及“巴俞宋蔡，淮南於遮”。《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能引郭璞注說：“巴西閬中有俞水，僚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馬。”爾後的《晉書·樂誌》、《宋書·樂誌》和《隋書·音樂誌》，都對巴渝舞作過描述。降及唐、宋、元、明、清、曆代的騷人墨客歌詠巴渝不絕如縷，足見決非標新立異，另立門戶。但由於巴渝地區曆代行政隸屬關係更迭編劇，重慶主域直至南宋中期才由單一的行政、軍事職能向著兼容的經濟、社會職能轉化，“多勁勇，少文學”的風習長期存在，巴渝文化固有的豐富涵蘊多被埋沒，鮮為人知。還有一些成為耳食口傳之說，難免產生誤讀、誤導。在重慶直轄前的若幹年內，四川省和重慶市都有一些專家、學者力圖更張，搜羅左籍，考證文物，對巴渝文化開展分門別類的研究，漸次超越前人，取得了一些階段性成果。這一套係列叢書，就是要在既有成果基礎上有所承續，有所發現，有所前進。
曆史是一種過程，文化也是一種過程，其間充滿了變動，回留性研究必須截取相對的靜態。這一套係列叢書所指的巴渝地區，概以重慶直轄市的範圍為難。個別涉及與此不盡一致的地界，作個例處理，隨文交代明白。所涉時間上自古，下迄當今，個別也可以迄於近、現代之交。第一輯的十本書，分別從曆史學、考古學、神話學、社會學、民俗學、文藝學、工藝學、地理學、旅遊學等角度，述說了巴渝曆史沿革、文物古跡、山水名勝、民俗風情、詩詞歌賦戲劇樂舞、神話傳說、掌故集錦和英傑名流。所涉人物除《巴渝詩詞歌賦》略有例外而外，均重在巴渝兒女 ——一指巴渝本土人士，二指盡管出生地不在巴渝地區，但一生中主要經曆和人生歸宿卻在巴渝地區的曆代人傑。述說一律以時序為經，以地方、類別、事件、人物為緯，標寫時間、地點，均按學界通例。其中詩詞歌賦、戲劇樂舞兩本書，在重慶市這樣專題述說還是第一次；其餘的七本書，先前雖有相關題材的專著，但取材之新之富立言之允之洽，無不體現中有其追求縱或其間還有敞於一孔一得處，對相關話題，總能提供一種觀照。
早在兩百多年前，英國人類學家E·B·秦勒便在《初民文化》一書中，將文化定義為社會成員所獲得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他能力與習慣的複合整體”。據其審視巴渝文化、很顯然，隻憑一套叢書絕然不能解讀它的所有的奧秘。而研究巴渝文化，乃是弘揚巴渝文化必不可少的前提，那是一個宏大的、浩繁的係統工程，迫切需要多方合力，相與建功。這一套叢書隻是略盡綿薄之力，借此更希望，後讀之作，跨越之作、鼎定之作次第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