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敘述角度相聯係，並由它衍生的是作品獨特的詩體結構。一是結構的心靈化、情緒化，它是以人物的精神曆程為結構主幹的，而不是以社會人生事件為結構的主幹。作品的次高潮、高潮是人物的感情、精神和思想，而不是生活事件。對所涉及事件的詳略取舍，也全以是否在人物心靈上劃出深刻印痕，掀起情感波瀾為標準，而不是以事件為標準。例如作品中南彧和藍桂桂的結識、定情、結婚、日常生活都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有點用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味道。作品開始在找朋友喝鮮蜂蜜，喝蜂蜜又無端引起借宿，借宿又將南彧同葉凱分作兩處，經不起嚴格的生活真實的推敲。與此同時，南彧同挑水女子的四次見麵就更莫名其妙了，十分隨意。這些都說明了《熱愛命運》是心靈結構的詩體浪漫主義小說而不是嚴格的現實主義小說。它如《浮士德》、《神曲》、《歐根·奧涅金》，而不是《複活》、《人間喜劇》。小說第十八章南彧到葉凱處，葉凱取出他發表的幾篇散文，南彧批評說：“很不錯，隻是有些地方匠氣重了點。”葉凱卻說，“你有你的自然，我有我的自然，各種自然之間千差萬別。你認為不自然的，也許正是我的自然。”這或許可以說明，程海自覺追求的不是大家公認的現實、客觀的自然，而是複雜萬端、變化莫測、奧妙無窮的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然，即使不認為這種自然更真實，起碼也認為它具有同樣的自然的價值。二是其他人物，以及其他人物的故事在《熱愛命運》中出現，都具有思想文化、精神心理類型的抽象意義，而不是為了或主要不是為了組織成現實的人物關係。如在男性人物中，葉凱是宗教隱逸型的人物，他的堅定明晰的理性精神，返歸自然的處世態度，恰與現象上熱衷於成名，欲望很強，靈魂躁動不安的南彧形成對比；而南彧的頂頭上司王主任是隨波逐流，意誌薄弱的世俗生活和世俗處世態度的精神代表。在作品中占了很重要地位的田大光，作家實際上是把他當作主流儒家文化的代表來塑造的，他能忍、能讓，愛情專一，富有犧牲精神。他終於同所愛的葉小曇結婚了，但卻因對妻子的崇拜珍愛而壓抑了自己的雄性能力。當得知妻子與南彧同居後，他雖然惱怒，但為了保全妻子的名聲，卻作偽證來否認……他是傳統的化身，道德的楷模，但卻活得窩窩囊囊。在他身上寄寓了作者對道德教化的儒家文化的批判意識：它很美，但卻沒有生命力。田大光這頭睡獅在最後的覺醒，表現了作者對在外來文化衝擊下，中國文化未來的期望和預言。在作品的女性形象中，藍桂桂是傳統文化中賢妻良母的代表，她愛，她奉獻，她付出，但麵對外來力量的競爭，她卻毫無力量，隻能委曲求全，——她是女性中的田大光。葉小曇是女性中的南彧，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衝擊中，她的靈魂同樣充滿了感性和理性，肉與靈分裂所帶來的全部痛苦。至於藍桂桂的舅母則是沒有靈魂的肉的化身，她以從肉體取悅男人為最高的滿足，作者對她也是卑視的。如果說南彧妗子是飽經世故洞明世事的鄉村哲人，女中丈夫的化身的話，南彧母親則是傳統道德的受害者。她是受難的基督，是母愛的化身，她同藍桂桂是年齡、時代不同的同一文化承載者，因此也一樣為人們悲憫。同南彧一樣，他們雖有文化精神類型的意義，但這並不排斥他們是作家豐厚的生活積累和現實生活的產物，他們不是憑空捏造的，具有不同程度的藝術生命力。不知是誰說過，凡庸的詩人隻能摹仿現實，天才的詩人卻能夠虛構現實，程海的小說讓人想到了他對凡庸的詩人的超越。
藝術感覺力是作家必備的諸多才能中最主要的才能，作家的藝術感覺力又常常構成作家獨特性的基礎，是將作家同他的許多同行區分出來的主要標誌。程海的藝術感覺力奇特而卓越，尖銳而犀利，平常的生活，平常的細節，別人筆下司空見慣的描寫，在他的作品中卻常常現出了新意，讓人突兀而驚喜。這樣的例子在《熱愛命運》中也是俯拾皆是，鑒於本文已經很不短了，這裏的分析隻好從略，隻摘引肖雲儒同誌的一段評《我的夏娃》的話作為旁證，他說：“作為詩人，程海用一副超乎敏銳、簡直就是尖銳的神經感應著人生。為了讓這些巨瀾般鳴響於心靈的感受傳達給社會時能夠保持原有的高分貝，他喜歡在小說中選用罕見的命運、異態的性格、利刃般的細節，將人物的形態、心態、情態，將作者的感察、感覺、感思，強化到極至。讀者於是感到電流乍然接通時的震顫和豁亮。不在你心裏燙燙地烙下一點什麼，他是不甘休的。”（見《小說評論》199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