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富堂不長不短的五十年人生曆程，包含了太多的內容。他這一生承載的文化意義的豐富性、複雜性，超過了別人幾輩子。和那些普通農民的個性氣質、人生境界、生活道路比起來，他似乎總處在錯位之中。他出生於貧寒農家，又是不受父母看重的老三，但他沒有像老實木訥的父親那樣本分做人，而是憑心計手腕當上劉家掌櫃的，從此呼風喚雨，富甲一方；他不是安心於當一個養尊處優的土財主，而是與團總魏文炳爭風吃醋，打著為民除害的旗號將其置於死地，從此走上落草為寇的土匪生涯。
土匪，這兩個字看起來簡單，實則極其複雜。在一般老百姓眼裏，土匪就是那些殺人越貨、花天酒地，普通老百姓聞知色變的家夥；在最高統治者和各級政府大小官員們眼裏，對土匪的定位除了與老百姓相似之處外，還包括了不守法律、蔑視官府、犯上作亂等含義。但若將其放在一個更久遠寬泛的社會角度來看，問題就遠不是這麼簡單。從數量來看，在一般意義上，土匪少至一兩人，多至幾百幾千；但如果是幾萬、幾十萬人的隊伍呢？還能叫土匪嗎？再則，不同社會集團的人在不同的時期，站在不同的立場，從不同的角度，對土匪的定位定義又可能迥然相異。比如曆史上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領導的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隊伍，當時的統治者均視為土匪，必欲剿殺，但老百姓和我們今天的人則認為他們是反抗黑暗統治的革命英雄；而這些農民起義首領和他們的後人一旦“革命”成功，坐上皇位，又會視那些不滿他們統治的反抗者為“土匪”，如朱明王朝對李自成、張獻忠；再比如二十世紀上半期錯綜複雜的中國社會，滿清統治者視革命黨為匪，老百姓則視那些亂殺亂搶的軍閥隊伍為匪；國民黨蔣介石視共產黨、紅軍為“共匪”，共產黨和人民則視國民黨隊伍為“白匪”；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在“文革”武鬥動亂中，不同派係的群眾組織也互相攻擊對方為“匪”。
由富足的農民淪落為土匪，這本已是一次人生的錯位；可魏富堂又不象一般土匪那樣在殺人越貨中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由於攻打教堂和結識謝靜儀這兩個偶然的機緣，受到了現代文明的啟發和熏陶，竟然一改過去的暴烈凶蠻，對人對事逐漸變得平和寬容，於是便有了建橋修路辦教育等文明舉措。如果按照古往今來“土匪”非搶即殺、奸淫擄掠的行為規範來衡量，他這又是一次“錯位”。在最後決定青木川和他自己命運歸宿的關鍵時刻，他其所以選擇了率部投誠而不是像李樹敏那樣負隅頑抗，除了有共產黨代表林閩覺許諾的“保證所有投誠人員生命財產安全”因素外，無疑還與他上述對人生、對世界認識態度的改變有著密切的關係。但他沒有想到時過境遷後，談判代表的許諾竟然落了空。否則，如果他走上外甥苦勸的道路，會是一種什麼結局，那就很難說了。也許像於四寶那樣死裏逃生，在海外終老餘年；也許像劉芳那樣窮凶極惡，危機時刻最大限度地殺傷對方然後自己了斷；也許像李樹敏那樣走投無路，被生擒活捉後斬首示眾。無論哪一種，隻要不接受投誠招安，雙方就免不了幾場血戰，免不了更多人的流血犧牲。人生的鏈條改變了一環，隨後的一切自然另是一種結果。正如老黑格爾在評價荷馬作品人物時說過的：“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滿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征寓言式的抽象品，隻有這樣的多方麵性才使性格具有生動的興趣。”（2）
老革命馮明，是小說的另一個主人公——當年進駐青木川的解放軍三營教導員，共產黨工作隊隊長。他和魏富堂雖然分屬兩個不同陣營的頭麵人物，但由於魏的不戰而降，接受整編，因而他們之間並沒有正麵衝突和交鋒。青女揭發了魏私藏槍支和鴉片後，隨即以性質改變為由將其押進大牢，從這時直至槍斃，魏作為失去自由的階下囚，更沒有任何反抗的可能。馮明的尷尬從個人生活方麵來說是愛情與婚姻分離的無奈，從社會政治層麵說則是他自己對當年在青木川鎮反、土改濃厚的革命懷舊情結與現實、與當年老部下們的淡漠這一巨大反差帶來的失落與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