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給蘇方的有：鼓吹“全民國家”、“全民黨”、“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主張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社會主義自己則“和平過渡”，以及“認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
蘇方同敬中方的有：“左傾冒險主義”、“教條主義”、“大躍進是經濟狂熱病”、“狹隘的民族主義”、“階級鬥爭擴大化”……
昔日彼此都頌揚為“永葆長青”的雙方友誼，演變成了彼此眼裏窮凶極惡的頭號敵人。隨之邊境各自陳兵百萬，思想的批判發展成了武器的批判，最終在珍寶島上大動起十戈。
烏龜有肉不在外麵（四）
個中原因，當然是中蘇兩黨、兩國領袖為鞏固扞衛自身的領導權威，進而維護國家利益使然。此外，還有一個深層原因：中蘇兩國的社會政治製度均缺乏彈性，缺乏靈活有效的糾錯機製。“反對意見”在中蘇兩國內部都難有存活的空間。事實上……
從國家利益的大原則出發，對相互關係做一些調整，使論戰適當降溫，起碼維持正常的國家關係，是完全可能的。但中蘇兩黨高度集中的政權體製，使主要領導的意誌很難得到修正。即使有主張緩和的人，也不願承受妥協、退讓，更別說承認錯誤可能會帶來的國內政治風險。而恰恰相反，起勁地按領袖意誌同對方堅決鬥爭，反而會獲取國內政治資本……
這種“無路可退”的體製，使論戰的立場、觀點具有了某種“剛”性，這也是促使論戰你追我趕、步步攀升的一個重要原因。——（馮群力《中蘇論戰緣何開》）
負責製造“九評”重磅炸彈的是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白1962年成立起，直到“文革”前夕收攤，康生一直擔任組長。“文革”甫一發動，康生即獲重用，一時興雲播雨，兩掌遮天，顯然與此有關。
今天再翮看當年念起來印堂也在炯炯放亮的《九評》，凡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大概無不感喟不已。按照中國當年的邏輯，今日之中圍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肯定比南斯拉夫更一路絕塵；而蘇聯則進行了一場“心髒移植手術”，昔日讓多少中國革命者魂牽夢繞的克裏姆林宮仍在，但此宮已非彼宮了……
積極的愛國主義不會是大轟大嗡的口水仗，項莊舞劍的政治秀。
更不會有股市的熊牛變幻，有利益時人頭攢動，無利益了門可羅雀。
它的真諦，應該是像大多數中國普通人一樣辛勞地建設這塊土地，努力地改變這塊土地。
國家不強大，“愛國”便是空穴來風。
國家不文明，“愛國”就可能放出魔鬼來——德國、日本放出過毒焰萬丈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巾國自己也在無際的紅色咆哮巾放出了大傷了民族元氣的“文革”。
建設一個強大而又文明的國家，必然是億萬巾國人民共同的、持久的目標，必然是一個向世界開放並逐步接軌於人類普世價值的偉業。“愚公移山”的典故，用在這裏是第一貼切了。白叟黃童，每天挖山不止，舉袂成幕，揮汗如雨，既有詠歌於大風之快意，亦有眺望遠山之憂戚。與他們比起來，自命為“精英”的“偽悲情”者們，不過是王屋山下幾個聚嘯而來、呼哨而去的小混混……
1932年12月6日，胡適在接受北平《晨報》采訪時說：“大凡一個國家的興亡強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爾三島，一躍而為世界強國，再一躍而為世界五強之一，更進而為世界三大海軍國之一。所以能夠如此，也有他的道理。我們不可認為偶然的。我們要抵抗日本，也應該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當塗著血紅的膏藥旗的坦克已經碾進了東北的白山黑水之時，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魯迅也持有與胡適相同的認識：“在這排日聲巾，我敢堅決的向巾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赴的。”
在那個非凡的年代裏——舉國已經被抗日洪流席卷得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兩位巾國現代史的泰鬥能說出這樣一番話來，自有非凡的眼光與膽略。
當今的巾國遠沒有到兵臨城下的地步，竊以為，與其人雲亦雲，義憤填膺，還不如仁國有更多的人坐下來，認真地讀一些日本的戰前史、戰後史，看幾部日本的電影、小說，有可能去列島走一趟，實地打量一番東邊的這個鄰居……
當然，我也敬佩像王選這樣的行動者——1977年她從杭州大學畢業後，當了8年巾學教師。1987年，留學日本築波大學，畢業後到丈夫的貿易公司擔任海外特派員。1995年8月3日，她無意中看到一則日本共同社采寫的消息：首屆731部隊國際研討會在中國哈爾濱召開，浙江省義烏市崇山村有3個村民代表就當年日軍實施細菌戰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參加本次研討會的幾名日本人將赴崇山村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