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一個完整的人
愛因斯坦曾經表示：“我自己就體會到，既要從事嘔心瀝血的腦力勞動，又要保持著做一個完整的人，那是多麼困難啊。”
愛因斯坦所說的做一個“完整的人”不是指無缺陷、無疤痕的人，不是與“赤金”類比那種意義上的“完人”。他常提到的作為“完整的人”的對立麵而出現的是指那樣一些人：他們沉溺在抽象的問題之中，對人類最迫切的需要視而不見，一碰到政治問題就采取最小阻力政策，完全躲避到自己的專業知識裏去。在愛因斯坦看來，這絕不是“完整的人”。一個完整的人就是做一個關心政治、關心人類命運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家。
愛因斯坦充分了解到，科學家不是生活在抽象思維和實驗操作的真空裏，科學家是一個人，他必然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道德和政治的氣氛中，而這種氣氛是受到他在的那個國家所製約的。科學家辛勤地勞作是為了全人類的事業，是為了人對宇宙世界的認識，而這種事業和認識一方麵推動著社會力量的進步，另一方麵也受到社會力量一定程度上的控製。科學家創造的成就在付諸應用時同樣由這些社會力量來定向，同時科學家本身也不應該脫離這個社會力量而置身事外，科學家就是社會的一員。愛因斯坦在感到做一個完整的人顯得困難重重時，心中所焦慮的是社會力量如何對待他心目中的世界圖像和他所追求的真理的。他始終抱有一個信念：世界是統一的、和諧的、完美的，其規律是那樣的美妙，讓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人所置身的這個社會世界也應該是統一的、和諧的、完美的。對他來說，單純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態度上對正義的維護。正像對待知識他永遠是一片赤誠之心一樣，對待社會問題他也總是光明磊落，不因強權而屈服，不因邪惡而退縮，不因凶殘而躲避。是生活、事實、政治警告了愛因斯坦不能做一個書齋中的學者。他和他的理論都經受過風雨嚴寒的襲擊，這種襲擊相當一部分並非來自學術界，因而使他的大腦愈來愈清醒。他所遭到的圍攻、歧視、誤解、人身攻擊，直至被抄家，被淩辱，著作被燒毀，財產被沒收，被剝奪公民權，被懸賞，這一切都曾橫亙在他的麵前，他未曾低過頭。如果說愛因斯坦對社會正義，對殘殺是出於一種本能的直覺反對的話，那麼當他麵臨著死亡的威脅，麵臨著恐嚇與辱罵的時候，他就已經是一個奮起抗爭的戰士了。
二、淡泊名利
全世界都在談相對論。各式各樣的哲學家、科學批評家、打油詩人、漫畫家、無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愛因斯坦熱、相對論熱中推波助瀾。有人是正兒八經地談，有人是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趕時髦。一個美國富翁出5000美元巨額賞金，征求一篇3000字的介紹相對論的文章。市場上的煙販子在叫賣“相對論牌”的香煙和“愛因斯坦式”雪茄。英國的一家報紙上刊登了一幅漫畫，把相對論和英國人特別愛好的偵探故事結合起來了：夜晚，一個大偵探手拿電筒，照出一束強光，光線繞過兩個大彎，落到正在撬保險櫃的竊賊身上。漫畫的標題是：愛因斯坦，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詩人描寫相對論的尺縮效應：傑克小子劍術精，出劍迅捷如流星，不料空間一收縮，長劍變成小鐵釘。到了這個時候，所謂相對論熱已經變成了一場鬧劇，嚴肅的物理學理論竟被新聞媒體煽起的熱浪衝得麵目全非。愛因斯坦深知人們在崇敬自己的同時，又在填補自身的無知與無聊。和人家的讚譽對著幹，板起麵孔作高深狀，天性善良的愛因斯坦做不出來。順水推舟，在人們淺薄的讚譽中欣欣然，樂融融？愛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會這樣。怎麼辦呢？
愛因斯坦的幽默與詼諧又一次派上了用場。他寫道：我走到那裏，我站在這裏，總看到眼前有一張我的畫像——在寫字台上，在牆壁上，在圍著脖子的黑絲帶上。
男男女女懷著仰慕的神情，來索取簽名留念。
人人都從那可敬的好小子那裏，討到一個帶鉤的簽名，有時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時刻我卻想：
是我自己已經發瘋，還是我誤入了牛羊群中？愛開玩笑的愛因斯坦，寫下了如此打油詩後，心裏有些誠惶誠恐。人們即使受到他的諷刺，仍覺得是一種難得的榮興，還喜不自禁地說：“看，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誰有這份幽默？”
在舉世矚目的榮譽麵前，愛因斯坦更多的是苦惱。
記者們一撥又一撥地按響了哈貝蘭大街5號的門鈴。談話、采訪、拍照、沒完沒了的追問、故作深刻的對話、添油加醋的渲染，還有廉價的吹捧，把愛因斯坦全弄糊塗了，也弄得萬分緊張。
愛因斯坦不無感慨地說：“我最凶惡的敵人是郵遞員，我已擺脫不了他的奴役了！”
每天早班郵件一到，圍攻就開始了。他會收到成百上千封討照片、討親筆簽名的信。許多信封上連地址也沒有，隻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幾個大字。也有一些討論科學問題的信。有人請他解釋空間怎麼會彎曲，有人請他證明宇宙怎麼能有限，有人請他說明時間怎麼能像橡皮筋似的拉長縮短……每個人都隻有一個小問題，隻要教授花費一分鍾時間回答。也有請求幫助的信：一個青年學生沒有考上大學，請教授在教育部說說情；一個青年發明家的新發明被埋沒了，請教授在科學院裏講幾句話；一個年輕婦女作為“天文觀察者”自薦效力；一家雪茄煙廠廠主告訴他已把自己生產的一種新型雪茄取名為“相對性”……
艾莎成了愛因斯坦的收發秘書。她每天得把信件分類，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複信，餘下的交給愛因斯坦過目。這項工作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時甚至是整個晚上。
盡管艾莎已篩選過，但信件仍使愛因斯坦傷透了腦筋。愛因斯坦說：“我從不擅長說‘不’。但現在，報界文章和信件不斷地向我詢問、邀請和要求，我每晚都夢見自己在地獄裏被火焚燒。郵遞員變成了魔鬼，對我大聲嗬斥，並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頭上擲來，就因為我未對過去的信件做出答複。”
後來，為了對付眾多的信件，愛因斯坦想出了一個一舉多得的辦法：請慈善機關代辦討照片和簽名的信。誰捐了錢，就拿到愛因斯坦教授的簽名和照片。這樣，既滿足了名人崇拜者的虛榮心，又幫助了窮人，同時還節省了自己的時間。至於討論問題和請求幫忙的信，愛因斯坦就自己複信，實在忙不過來，就請艾莎和女兒幫忙。
但是，另一種麵對麵的麻煩則更使愛因斯坦不得安寧：攝影家、畫家、雕刻家，各式各樣的藝術家都來找他。他們或者是想借愛因斯坦的名氣去闖天下，或者想豐富自己的創作目錄，或者想在曆史上留下藝術家與科學家交往的動人佳話。對於這些人，除了被艾莎客氣而優雅地擋走了部分外，餘下的就隻有愛因斯坦教授自己到客廳裏來周旋應付了。
愛因斯坦去日本途經中國上海的時候，瑞典駐上海領事給他帶來了他獲得1921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
愛因斯坦一點也不覺得突然，相反，他倒覺得十分有趣。
在這以前幾年，早有傳聞要授予愛因斯坦諾貝爾物理學獎。但直到1922年11月才正式決定授予他1921年度的物理學獎，同時，還決定把1922年度的物理學獎授予波爾。
1905年的三篇論文，每一篇都應該得一份諾貝爾獎，還有E=mc2，也應該得諾貝爾獎，更不用說廣義相對論了。可是，他的科學思想太革命了，受到保守的物理學家的反對。像勒納德、斯塔克這樣的人，甚至口出惡語：如果給相對論的創立者頒發諾貝爾獎，他們就要退回諾貝爾獎。現在，評委會找到了一種聰明無比的措詞：授予愛因斯坦諾貝爾獎，是因為光電效應定律的發現和物理學方麵的其他研究。
這樣，對於支持愛因斯坦的人來說，由於一項較小的貢獻而得獎，這更說明愛因斯坦的偉大。對於反對愛因斯坦的人來說，也可以自我安慰一番，說相對論是不配得諾貝爾獎的。真是聰明無比！
“哈！哈！哈！”愛因斯坦笑出了聲。
直到1923年7月11日，愛因斯坦才去領取1921年度的諾貝爾獎。
1952年，愛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總統魏茨曼去世不久後的一天晚上，電話鈴驟然響起，又是一位記者打來的。
“聽說要請你出任以色列共和國總統，教授先生。你會接受嗎？”
愛因斯坦說：“不會。我當不了總統。”
“總統沒有多少具體事務，他的職位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你是最偉大的猶太人。不，不，你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由你來擔任以色列總統，象征猶太民族的偉大，再好不過了。”
愛因斯坦說：“不，我幹不了。”
剛放下電話，電話鈴又響了。這次是秘書杜卡斯去接的。
“天哪，是華盛頓打來的。以色列大使要和你講話。”她把話筒遞給愛因斯坦。
“教授先生，我想請問一下，如果提名你當總統候選人，你願意接受嗎？”大使說。
“大使先生，關於自然，我了解一點；關於人，我幾乎一點也不了解。我這樣的人，怎麼能擔任總統呢？請你向報界解釋一下，給我解解圍。現在，梅塞街已經很不安寧了。”
“教授先生，已故總統魏茨曼也是教授呢。你能勝任的。”
“不，魏茨曼和我是不一樣的。他能勝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個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個猶太人，都在期待你呢！”大使的話是很真摯的。
“那……”愛因斯坦被自己同胞的這一番好意感動了，“我怎麼辦呢？我會使他們失望的。”
當然，提名當總統，拒絕當總統，這樣重大的事情，哪能隨便在電話上決定呢？11月8日，大使先生走進梅塞街112號的綠色大門。他帶來了以色列總理的信，正式提請愛因斯坦為以色列共和國總統候選人。愛因斯坦也在報上發表聲明，正式謝絕。
三、音樂魅力
愛因斯坦不但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而且還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對音樂有很深的造詣。那麼他是怎樣開始學習音樂的呢？
愛因斯坦的母親波琳是一位具有文化修養的賢慧母親。她愛好音樂，是愛因斯坦的音樂啟蒙老師。有一次，母親坐在鋼琴前輕輕地彈著琴鍵，彈出的旋律就如潺潺的溪水。一曲結束，她回過頭一看，小愛因斯坦正歪著腦袋聽琴呢！他聽得是那樣的入迷。年輕的媽媽感到孩子有很強的音樂感。她很高興地對小愛因斯坦說：“瞧你一本正經的樣子，像個大學教授模樣！喂！親愛的小家夥。怎麼不說話呀？”小愛因斯坦沉浸在音樂的世界，不答一句話。那時他隻有3歲。
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名字）從6歲開始正式學習小提琴。他那幼小的心靈就已經進入到優美的旋律之中，傳統的小提琴教授法並不是什麼藝術的享受，而是艱苦的勞動和體罰，甚至一連幾個小時進行反複的、機械的弓法練習和指法練習。有時小阿爾伯特感到麻煩。
7年之後，他懂得了和聲學和曲式學的教學結構。他體會到演奏莫紮特作品的技巧和奧妙。琴弦和心弦一起共鳴了，他一生中的科學和藝術生涯也開始了。
愛因斯坦學習小提琴的技巧並不是通過正規的小提琴霍曼教程，而是通過莫紮特的奏鳴曲來學習的。他認為熱愛就是最好的導師，從此他愛上了莫紮特。小提琴也成了愛因斯坦科學生涯中的終身伴侶和歡樂女神。她為這位科學家驅散了憂鬱和喧囂，驅走了混亂和邪惡，她為科學家增添了美麗與和諧。
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專利局作小職員的時候，有一次，一位喜歡和人吵架的同事在和人吵架後，來找愛因斯坦評理。愛因斯坦聽他說話的火藥味兒還很濃，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便笑嗬嗬地拿起心愛的小提琴，說：
“來，來，我們還是來拉拉韓德爾吧！”
這位同事忍不住笑了。因為作為德國古典作曲家的韓德爾的名字，在德語中也有“吵架”的意思。
在愛因斯坦與音樂的眾多故事中，人們都不會忘記一幅著名的漫畫：愛因斯坦的臉被畫成一把小提琴，琴弦上既有音符，還有那個著名的物理學公式：E=mc2。
音樂以它溫柔而深邃的懷抱接納了愛因斯坦，讓他吮吸著人類文化最甜的乳汁，給他一個安寧的精神家園，也給了他日後作為一代物理學大師的超凡的想象力。
1913年之後，愛因斯坦被普朗克和能斯特這兩位物理學界的台柱人物請到柏林後，成了柏林科學研究院的院士，但他愛好音樂的天性，使得他生活的世界，依然是由音樂的音符和數據公式共同構成的一個和諧的世界。他到柏林當科學教授不久，就常在普朗克家裏舉行音樂晚會。普朗克的助手莉澤·邁特納對此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彈奏了貝多芬的B長音階三重奏，普朗克彈鋼琴，愛因斯坦拉小提琴，演奏大提琴的是……一個荷蘭職業音樂師。聽這音樂是奇妙的享受，愛因斯坦偶然有幾個走調的地方，也算不了什麼……愛因斯坦顯然由於玩了音樂的緣故，而滿意喜悅，無拘無束地大聲笑著說，他因為自己的技巧有缺點而感到歉疚。普朗克站在那裏，神態安詳，麵上真正閃射著幸福，用手摩著自己的心窩：“這個美妙的第二樂章。”
在柏林的頭幾年，愛因斯坦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魯道夫·愛因斯坦。那時，魯道夫和女兒艾莎住在柏林。艾莎與愛因斯坦自幼熟悉，她在和丈夫離婚後，就帶著兩個女兒一直住在柏林的父親的家中。愛因斯坦得病後，一直受著艾莎的照顧，也由於這場大病，兩人在情感上都孤獨的人有了結合的願望。
1917年夏天，愛因斯坦從威特爾貝徹大街搬到哈伯蘭大街，住到艾莎一家的隔壁。12月寫信給朋友說：
“多虧艾莎的精心護理，我一夏天重了4磅，她親自給我燒飯，看來也需要這樣做。”
病中的愛因斯坦，確實從艾莎那兒得到了從米列娃那兒得不到的溫情。病中的人，都需要一個笑容滿麵、體貼入微的親人來照顧，他躺在病榻上，這位幼時的伴侶坐在身邊替他織大衣。艾莎操一口他們共同的方言，講起話來帶“兒”音，就像小河汩汩地流。她輕輕地站起來，快步走到廚房，又輕手輕腳把茶點端到愛因斯坦身邊，說：
“來，阿爾伯特，把這個奶油炸麵圈吃了。”
愛因斯坦心不在焉地嚼著香甜可口的食品，艾莎又用帶“兒”音的動聽的故鄉方言，給他講起柏林大街上有趣的新聞：麵粉多少錢一磅，又漲價了；哪一家商店裏來了一批進口的罐頭食品，誰也不知道裏麵裝的什麼東西，也不知道怎樣把那些罐頭打開……
在艾莎的精心護理下，愛因斯坦的身體明顯康複。但在1917年底，氣候變玲後，愛因斯坦的病又突然變重。他又患上胃潰瘍，因此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幾個月，他的情緒十分低落，“精神頹廢，氣力不支”。1918年4月，醫生允許他下床活動，但仍需小心行事，不得作任何受累的事情。誰知久病在床的愛因斯坦拿起心愛的小提琴。拉了一會兒後，競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病床上。他當時告訴朋友們說：
“近來，我遭到了令人極不愉快的打擊，很明顯，原因是我拉了一小時的提琴。”
1918年5月，重新臥床的愛因斯坦是患了黃疸病。顯然，長期勞累後的愛因斯坦體質完全被毀壞了。愛因斯坦說他在1918年8月做了一個夢，夢見他用刮須刀割斷了自己的喉嚨，這也許是他健康狀況不良的反應，也許是他陷入了米列娃與艾莎間的抉擇難題。所以12月他寫信告訴埃倫費斯特，說自己可能再也不會恢複健康了。
不久，愛因斯坦在身體基本康複後，就決定與米列娃離婚，和艾莎結婚。離婚判決書於1918年2月14日取得，並且約定愛因斯坦的諾貝爾獎金歸屬米列娃。
艾莎是位持家的能手，這一點是米列娃無法相比的。她在廚下煎魚炙肉，動作像藝術家那樣優美：這兒放兩塊紅的西紅柿，那裏添兩片綠色的黃瓜，在戰爭年代，她仍舊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來，讓愛因斯坦得到不少溫暖的感受。
艾莎知道愛因斯坦的脾氣，他們小時候常在一起玩。艾莎比愛因斯坦大3歲，1876年出生在德國巴登一符滕堡州的海亨根。艾莎一家常到蘇黎世走親戚，愛因斯坦也常到海亨根去玩。也許少年時代的愛因斯坦和艾莎問的感情就很親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時，兩個人走到一起是某種情感的延續。艾莎後來曾對訪問者說：
“當我還是一個女孩子的時候，我就愛上了阿爾伯特，因為他用小提琴演奏莫紮特十分美妙……他還會彈鋼琴。”
1919年6月2日，愛因斯坦與艾莎結婚。此時，愛因斯坦40歲，艾莎43歲。他們的新家安置在艾莎居住的哈伯蘭大街5號。
每當受到荷蘭萊頓大學的邀請，愛因斯坦總愛住在他的朋友、大物理學家埃倫菲斯特家裏。愛因斯坦從柏林來到荷蘭，從吵鬧的都會來到古老而幽靜的小鎮，實在感到清靜和愉快。當他聽到四周大大小小的風車在悠然自得地隨風轉動並唱出“伊伊呀呀”的歌聲時，他心裏充滿了詩情畫意。
在埃倫菲斯特的家裏，小提琴也常常參加科學家們激烈的科學論戰。埃倫菲斯特和愛因斯坦由於某個問題在激烈地爭論著，埃倫菲斯特思路是那樣的敏捷，那樣的善於抓問題的本質。如果他發現愛因斯坦的話語中哪怕有一點漏洞，也會一下子抓住不放。當然，愛因斯坦也不是一個次手。在唇槍舌戰中爭得麵紅耳赤時，他們就想休息一會。
埃倫菲斯特和普朗克都是出色的鋼琴家。愛因斯坦是一個小提琴家。愛因斯坦在這兩位物理學家的伴奏下，拉出的小提琴旋律會增加許多特殊的光彩。
當他們的演奏正在進行的時候，愛因斯坦突然停下了，他不拉了。然後他把小提琴的弓子用力地打擊小提琴的琴弦，他的意思是讓埃倫菲斯特停止鋼琴伴奏。愛因斯坦又開始了他科學的獨白，埃倫菲斯特手擱在鋼琴上細心地聽著他的獨白。他猶如森林中的獵人，正在端著獵槍等待著愛因斯坦的漏洞。一旦讓他抓住漏洞，埃倫菲斯特將像獵人那樣射出一排子彈。有時愛因斯坦的思想遇到障礙時，他就會著急地也走到鋼琴前，用幾個手指彈出一個清澈的大和弦。堅強而有力，反複地彈這三個和弦。
“當！當！當！”愛因斯坦在敲“上帝”的大門，又好像在向大自然發問：
“怎——麼——辦？！”
有時，彈著彈著，“上帝”的大門給他們倆打開了，這兩個朋友從論戰中又溫和地相對而笑了。
愛因斯坦與埃倫菲斯特一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埃倫菲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愛因斯坦每次進門的歡快聲，也總記得愛因斯坦的話：
“一個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還需要什麼呢！”
1919年11月7日後，世界各地的請帖潮水般地向愛因斯坦湧來。出訪荷蘭後，愛因斯坦風塵仆仆，從一個首都趕到另一個首都。他到處作關於相對論的演講，也到處呼籲和平、寬容與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執行著民族和解的神聖使命。為了恢複戰敗國德意誌共和國的國際地位，他把德國科學的威望帶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帶回德國。德國統治者也想通過愛因斯坦的巨大名聲使德國重新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所以，對愛因斯坦的頻繁出訪，他們給予默認，並密切注視著世界各地的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