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中國詩人認為自己的詩歌是“天下”（古中國人心目中的）唯一的詩歌，他們很少意識到還有其他種類的詩歌存在，一如他們很少意識到還有其他種類的文化存在一樣。如果他們碰巧遇到了一些用其他語言寫成的詩歌，他們就把它們譯成中國詩歌的式樣，仍作為中國詩歌來欣賞。
但是進入近代以後，中國詩人的這種幻想便被無情地粉碎了，一如他們在其他方麵所遭遇的那樣。隨著以西方詩歌為中心的外國詩歌的湧入中國，他們知道了原來還存在著一些遠不同於中國詩歌的詩歌樣式，而且同樣擁有自己悠久的傳統與豐碩的成果。
同樣的情況也在相反的方向上發生。以西方詩人為中心的外國詩人，也開始知道原來世界上還有一種中國詩歌，這種詩歌遠不同於他們所熟悉的詩歌樣式，卻同樣擁有悠久的傳統與豐碩的成果。
在這種相互了解的過程中，比較被不可避免地做出了。人們發現的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的一個根本區別，便是抒情詩傳統與史詩傳統的不同。
也就是說，正如人們一再談到的，西方詩歌是以史詩開場的，並且形成了強大的史詩傳統；而中國詩歌卻是以抒情詩開場的，並且形成了強大的抒情詩傳統。
當然，西方詩歌中也不是沒有抒情詩傳統。早在古希臘時期，薩福和品達就以抒情詩聞名。史詩衰落以後，抒情詩繼之而起。但在西方詩歌中，抒情詩總是隻占第二位的，總是被看作第二義的。
從更廣闊的範圍來看，這種對比當然不僅僅發生在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之間。以史詩開場的，不僅有西方詩歌，而且還有同樣屬於東方詩歌的印度詩歌等；而以抒情詩開場、並且形成了悠久的抒情詩傳統的，也不僅有中國詩歌，而且還有日本詩歌、朝鮮詩歌和阿拉伯詩歌等。因而，史詩傳統與抒情詩傳統的對比問題，其實不僅涉及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而是牽涉到一個更為廣闊的範圍。
不過，我們在這裏卻隻能涉及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的對比問題。首先我們想介紹一下東西漢學家們對於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由於近現代的大多數漢學家大抵都要談到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在此隻是就手頭所及隨便舉幾個例子。
普實克談到了史詩對於中西文化的影響及在中西文化中所處地位的不同：“史詩及史詩的現實觀在希臘文學及史學中極為重要，並且對於後來整個拉丁及歐洲的史學，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然而它們在中國史學的地位，大體說來，卻是無關緊要的。”他這裏所談的側重於史學，其實對文學也是如此。
保爾·戴密微談到了中國詩歌沒有史詩色彩的問題：“除了一些非古典式的受到民間文學影響的敘事詩之外，這些詩都沒有史詩的色彩。”他還將中國詩歌與印度詩歌作了比較：“在印度，梵文和巴利語的聖經裏的詩文主要特點往往是教訓，講述，或者是頌歌式的，很少有抒情的樂章。這跟中國迥然不同。在中國詩歌傳統裏，抒情占主導地位。”
劉若愚也指出了中西詩歌傳統的這種對比：“中國的詩歌主要是抒情的（即非敘事性的也非戲劇性的）。當然，敘事詩是存在的，盡管從來沒有達到西方史詩的長度。戲劇性的詩歌出現較晚，並往往插入散體。在西方詩歌中戲劇與史詩曾是曆史上主要的文學類型。因此，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照。”
比較的目的本來隻是為了更好地了解被比較的各方，但不幸的是價值判斷常會不由自主地攙雜進去，於是詩歌傳統的不同便被解釋為文化優劣的不同；而由於外交上的實力原則的潛在影響，這種價值判斷又常常是不利於中國詩歌的。這一方麵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傲慢，一方麵也引起了中國人士的自卑。傲慢的表現比較一致，而自卑的表現則不盡相同：或者以中國詩歌中缺乏史詩傳統為天大憾事，或者汲汲於在中國詩歌乃至散文小說中去發掘史詩傳統。
當人們說什麼東西“缺乏”的時候，其實本身已經蘊含了批評，因為在這種說法裏麵，暗寓了“本來應該有結果卻沒有”這樣一種遺憾的心情。當人們說中國詩歌缺乏史詩傳統時，其意識深處正蘊含了這種遺憾與批評。其實，“缺乏”總是相互的，正如吉川幸次郎所指出的：“中國沒有產生莎士比亞，但要看到，西洋也沒有產生司馬遷與杜甫。”換言之，我們也同樣可以說，中國缺乏西方式的史詩傳統，但西方也缺乏中國式的抒情詩傳統。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完全一樣的，因而才構成了它們各自存在的理由。
對於中國詩歌幾千年來的抒情詩傳統，我們沒有理由妄自尊大，以為其他詩歌傳統都不在話下；但也沒有必要妄自菲薄，以為它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東西。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詩歌的抒情詩傳統，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智慧的結晶，蘊含著極為豐富的、不僅對中國也對整個人類有益的文化寶藏。
抑製對神的關心而隻凝視人間的文學
西方的史詩傳統是從荷馬史詩開始的，中國的抒情詩傳統是從《詩經》開始的，它們給人的最深印象之一，是它們的內容竟是如此不同。
吉川幸次郎曾對此作過饒有意思的比較：“最初的西洋文學，荷馬史詩和希臘的悲劇喜劇，就表現了英雄、神、妖怪，並能在海上作戰。總之，史詩的內容不是凡俗日常的世界，而是超凡越俗的天地。西洋文學正是發軔於這種虛構的文學……但是，《詩經》內容與荷馬史詩以非日常世界為素材不同，而以日常生活為素材；原則上不表現英雄，例外地就英雄後稷的成長歌頌了其神秘性，而這位英雄長成後是位農業英雄。僅此例外，其他都是現實的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喜悅和悲哀。其中心是各國民謠《國風》諸卷，所表現的是讚美村女，祝賀新婚；或為幽會桑中、怨恨愛人不相從之類戀歌；或為征夫怨婦的詠歎；或歡欣於凱旋，或斥責窮兵黷武，或詛咒徭役的繁重，這都是以我們現實凡俗之人的日常生活和其中的悲歡離合為題材的詩歌。”他這裏所說的“虛構文學”，和我們一般所說的概念不同，乃是指表現“超凡越俗”內容的文學；另外，像後稷這樣的農業英雄，也與荷馬史詩中的神性英雄不同，可以說仍未脫離日常生活。這兩點是需要說明的。
這種表現超凡越俗世界與表現凡俗日常世界的不同，不僅表現在中西詩歌的源頭《詩經》與荷馬史詩裏，而且也貫穿於整個中西詩歌傳統乃至中西文學傳統之中。因而可以認為，正是在這種表現內容的不同裏麵，蘊含著中西詩人對於世界的不同看法，也就是中西詩人不同的哲學現念。
在西方哲學中，世界被分成現象世界與本體世界兩個部分。現象世界是人生活於其中的凡俗日常世界，西方哲學認為它是沒有什麼認識價值的。他們所關注的是超越於現象世界之上的本體世界，認為它才是有認識價值的。本體世界有形形色色的變形，從古希臘神話中的超自然世界，到古希臘哲學中的理念世界，到基督教中的宗教世界，隨著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正因如此，西方詩歌也就更重視表現超現實世界的史詩，而像薩福和品達那樣的歌唱個人感情和表現日常生活的抒情詩，則被認為是第二義的。
但是，在中國哲學中，卻始終沒有把世界二元化為現象世界和本體世界這兩個世界。中國哲學就其主流來說，所關注的主要是現實世界的問題。中國神話、宗教和哲學的不發達，都說明了這一點。吉川幸次郎認為：“對於漢民族來說，有價值者是從感覺世界帶來的既存事實，漢民族是從來不將其信賴建立在不能從感覺世界中帶來的空想，諸如他民族的Idea和神等等之上的。”“正如中國人被譽為現實的國民那樣，他們認為，被現實地感覺地把握的是客觀實在，隻有在現實世界中，而不是在空想中，才有陶冶人情操的美好之物。”正因如此，“這種哲學決定了將平凡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現的事作為素材的文學，並以此作為其文學傳統”。也正因如此，中國詩人也就更重視表現凡俗日常世界的抒情詩，而不是表現超凡越俗世界的史詩。
如果要表現超凡越俗的世界，那麼史詩也許是最好的形式，但如果要表現凡俗日常的世界，那麼抒情詩無疑是最好的形式。正是由於對於世界的看法不同，所以決定了中西詩歌從最初起采取的形式的不同。正如餘光中所指出的：“由於對超自然世界的觀念互異，中國文學似乎敏於觀察，富於感情，但在馳騁想象，運用思想兩方麵，似乎不及西方文學；是以中國古典文學長於短篇的抒情詩和小品文，但除了少數的例外，並未產生若何宏大的史詩或敘事詩。”當然，這種不同，是應該沒有價值高下之分的。
如果說，史詩傳統表現了西方詩人認識世界的獨特方式，因而表現了西方詩人的獨特智慧的話，那麼也可以說，抒情詩傳統表現了中國詩人認識世界的獨特方式，因而表現了中國詩人的獨特智慧。“若就文學而言，像這種文學（中國文學）那樣地凝視著地上的文學，抑製對神的關心而隻凝視人間的文學，是其他地域無與倫比的吧。”“一般認為，尊重空想的文學往往忽視現實，而中國文學在告訴我們空想是建立於現實經驗之上的同時，還告訴我們現實中也有美好的世界。”這一來自日本漢學家的意見，在我們考慮中國詩歌抒情詩傳統的特征與價值時，也許仍有值得傾聽的價值。
它常常是由偶然的事件所激起的
與上述這種重視凡俗日常世界的哲學觀念聯係在一起的，還有中國詩歌通過個人經驗來把握現實世界的表現方法。
按照黑格爾的美學理論，隻有當詩歌表現了“客體的全部”時，才談得上史詩體裁；而與史詩體裁相反，抒情詩體裁則以表現個人經驗為目的。顯而易見，這兩種不同的體裁需要運用不同的思維方式。要把握“客體的全部”，就要對客體之間紛紜複雜的關係進行分析，並將客體與個人的感情進行分離；而要表現個人經驗，則隻要憑藉對日常生活的敏銳感受和對自己感受到的東西的直觀把握即可。顯而易見，前者恰恰是西方人的思維方式的特長，而後者恰恰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的特長。
因而，對於中國詩人來說，表現瞬間感受到的個人經驗，自然要比從宏觀的角度表現“客體的全部”更為重要。這早在《詩經》裏就已經是如此了。《詩經》中的詩歌，大都是表現個人經驗的。而且在最早的詩歌理論表述之一的《毛詩大序》中，這種表現個人經驗的表現方式，就被作了明確的規定：“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後來的整個中國詩歌，在表現方式上都具有這樣的傾向。正如保爾·戴密微所指出的：“它（中國詩歌）常常是由偶然的事件所激起的，人們隻有通過事件的背景才能真正地理解它，普遍性的印象和象征性是可以從這些偶然的背景中得出來，但它們永遠不能從中國人本能地畏懼的抽象力量中產生出來。”而且，這種表現方式也一直影響及於日本詩歌及東亞其他詩歌。
但是，中國詩歌的這種表現個人經驗的表現方式，並不隻具有個人的具體的意義，同樣也具有普遍的象征的意義，隻不過其普遍的與象征的意義，是蘊含於個人經驗的表現之中的，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具體的共相”。“讀者應把這些詩中所展示的細小畫麵看成是從現實事物中提取出來的成千上萬的意象。你們會從這些景象中看到所展現出的人類的全部生活……你們會隨時透過那些含義始終是具體的詞語，發現中國浩瀚無垠的疆土、與人類相適應的宇宙。”當保爾·戴密微這麼說的時候，他正是看出了中國詩人通過個人經驗來表現普遍的象征的意義的方式。這種表現方式，應該說是與史詩的表現“客體的全部”的表現方式截然不同的，但它卻仍然具有自己的獨特優越性。
這種通過個人經驗來表現普遍的象征的意義的表現方式，也就是“具體的共相”的表現方式，不僅為中國詩歌，而且也為中國其他文化領域所具備。比如與西方的史學傳統以試圖表現事件全貌的記事體為主和試圖將曆史抽象化係統化的曆史哲學層出不窮不同，中國的史學傳統則以“通過敘寫個別事例而廣泛地提出社會問題”的紀傳體正史為主，至少它在曆來的史學觀念中被認為是最高的形式。又比如與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強調從邏輯出發深入地分析進而達到高度的抽象不同，中國禪宗的思維方式則主張從直覺出發通過個人體驗直接接觸事物的本質。“在禪宗這裏，個人的經驗便是一切……因此，為了獲得關於某一事物最明確、充實的理解，必須通過個人的經驗，特別當這事物與人生密切相關的時候，個人的經驗便是絕對必要的了。”同時，這種個人經驗又是通向更深刻的內在運動與存在本質的橋梁，“我們常常會由於它接觸日常生活事實而忘記它的高度抽象性，禪宗的真正價值其實正在於此。為什麼呢？因為禪宗在豎起一個指頭或與偶然路上遇到的朋友的寒暄之中也能感受到遠遠超越這一簡單行動的不盡的意味”。緊緊抓住個人經驗，通過個人經驗領悟存在本質的禪宗思想，還有“通過敘寫個別事例而廣泛地提出社會問題”的史學思想，都與中國詩歌通過個人經驗表現普遍的象征的意義的表現方式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