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麵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地肩負起了救亡圖存的曆史責任。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尊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自強不息、不畏強權、保家衛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與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封建勢力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演出了一幕幕驚天地、泣鬼神、波瀾壯闊的曆史話劇。最終以革命的大無畏精神和領導智慧力挽狂瀾，拯救中華民族於危亡之中，創建了獨立自主的新中國，由此掀開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
一、中華民族救亡圖存道路的艱難探索
中國的大門是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野蠻進攻下被迫開啟的。這是一個遭受多次挫折的漫長而痛苦的曆程。由洋務運動拉開序幕，經“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中國的先進分子進行了救國救民道路的艱難探索，但並沒有取得顯著的成效，而且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之後，國家失去了對外獨立和對內統一的基本前提，中華民族陷入全麵的危機之中。在國破家亡的困境中，許多仁人誌士奔走呼號，各類政治團體提出種種設想、方案，他們或通過改良或通過革命，試圖救亡圖存，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和社會複興。
（一）中華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困境
19 世紀中葉，封建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被迫打開，自身的發展進程被打斷，帝國主義列強恣意橫行，清朝政府昏庸腐朽，經濟命脈被控於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專製，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獨立自主的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陷入了苦難深重和極度屈辱的深淵。亡國滅種的陰影一直籠罩在中國人的心頭。
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過程是同它本身的發展過程相適應的，為了達到掠奪目的，帝國主義列強向中國發動了多次侵略戰爭，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一係列不平等條約。通過這些條約，帝國主義列強勒索了大量賠款，割據了中國領土，控製了通商口岸，強行設置了租界，取得了協定關稅、領事裁判、內河航行、傳教士自由活動以及在中國駐軍等特權。利用這些
有利條件，它們大量地向中國推銷商品，廉價收買中國的原料，到了19世紀60年代以後，特別是80年代以後，中國已成為資本主義列強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的重要場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廣大人民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也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迫，可以說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世所罕見。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裏，主要的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這些矛盾的鬥爭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偉大的近代和現代的中國革命，是在這些基本矛盾的基礎之上發生和發展起來的”。
（二）中華兒女不屈不撓的民族抗爭
獨立自主的中國淪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陷入了苦難深重和極度屈辱的深淵，展現在中華民族麵前的是悲慘黯淡的前景。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並與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把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就是中國人民不斷反抗侵略和壓迫的過程。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國人民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1.太平天國起義
19 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發生了近代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起義，以洪秀全為領袖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把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推向了高潮。
1851～1864 年，由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從廣西金田起義開始，擴展到十八個省，向封建的土地所有製和腐朽沒落的清王朝發起猛烈進攻，前後堅持了十四年之久，建立了號稱“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政權，組織起了強大的農民武裝，發動了廣大農民推翻封建土地製度的鬥爭，並且抵抗外國侵略者，起到了阻止中國殖民地化的作用。在中國曆史上，擔負了反對國內封建勢力和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雙重任務，沉重地打擊了中國的封建統治和外國侵略勢力，顯示了中國農民具有堅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是，太平天國革命在帝國主義和清王朝的聯合鎮壓下最終失敗。
2.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是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人民在反瓜分、反侵略鬥爭中自發組織的反帝武裝。它長期流行在山東、直隸、河南一帶，它的基本群眾是貧苦農民、手工業者、沿海漁民、城市貧民，還有少數愛國士紳及清軍士兵。義和團比較普遍地使用過“扶清滅洋”的口號。“扶清”就是扶助清朝，“滅洋”就是驅逐洋人。反映了義和團的主旨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國公使聯合照會清政府，限令兩個月以內將義和團“一律剿除”，否則直接出兵“代為剿平”。6月10日，英、美、俄、日、法、德、意、奧等國組成八國聯軍，由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率領，從天津向北京進犯。17 日晨，侵華聯軍向大沽口發動進攻，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正式爆發。義和團對八國聯軍進行了全麵的抗擊，主要進行了三次大的戰鬥，即廊坊戰鬥、天津保衛戰、北京保衛戰。
義和團運動作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重要篇章，有著偉大的曆史意義和不可磨滅的功績。它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顯示了中國人民不可戰勝的巨大力量。義和團運動之前，帝國主義分子吹噓，隻要有一萬名現代化的軍隊就能夠橫掃全中國。但義和團的頑強鬥爭，使他們不能不感歎：“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中國土地廣闊，民氣堅勁……吾故謂瓜分認說，不啻囈也。”義和團對帝國主義瓜分陰謀的痛擊將永載史冊。
（三）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嚐試與破產
為了救國救民，中國人民的先進分子把向西方學習，走西方的路作為苦苦奮鬥的目標。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發動的愛國圖存、變法自強的戊戌變法運動以及以農民為主體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都以失敗而告終，無數誌士仁人為此抱終天之恨。隨著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為了挽救封建王朝的統治，中國仁人誌士開始倡導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1.洋務運動
19世紀60年代以後，由於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打擊，清王朝更加衰落。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清政府一部分善於通權達變的政治家主張以學習、采用、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堅船利炮”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中心內容的“富強”運動，借以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人們通常把這一運動稱為“洋務運動”，倡議此運動的人被稱為洋務派，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是其中的代表。
洋務運動乎19世紀60年代，止於19世紀90年代中期，前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6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主要內容為創辦軍事工業。第二階段從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主要內容為創辦民用企業。洋務運動曆經35年之久，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宣告破產。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多方麵的原因的。首先，洋務運動遭到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阻撓與壓製；其次，洋務運動遭到本國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撓與破壞；再次，洋務派是地主階級的一翼，是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買辦性較強的一部分官僚，他們本身兼具媚外的買辦性與濃厚的封建性。
2.戊戌變法
維新變法作為政治運動，是以“公車上書”為起點的。1895 年 4 月，《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來，舉國嘩然。正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無不義憤填膺，痛心疾首。早已蓄有變法之誌的康有為更是憤慨異常，立即發動18省舉人在達智橋鬆筠閹開會，並連夜起草了一份約15 000字的上皇帝書，痛陳割地賠款的嚴重後果，發出救亡圖存、變法維新的強烈呼籲。當時在信上簽名的有1300多名舉人，成為轟動全國的“公車上書”事件。
維新運動既然是一種進步潮流，就必然遭到頑固勢力的抵製和反對。以徐桐為首的封建頑固派和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結合起來，瘋狂地向維新派反撲。他們攻擊維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敗類”，詛咒維新思想是“異端”、“邪說”。維新派為了宣傳和推廣變法維新，與頑固派、洋務派展開了一場激烈論戰。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麵交鋒，也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這場爭論的實質，就是要不要讓資產階段參加政權，實行君主立憲，代替地主階級專政的君主專製製度。通過這次交鋒，不僅沉重打擊了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使資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得以在中國漸次傳播，同時也開闊了知識分子的視野，改變了社會風氣，推動了變法維新運動的不斷發展。
維新派的主張得到光緒皇帝的讚同，康有為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光緒根據康有為等人的意見，頒布了110道新政改革詔書。從1898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書至9月21日慈禧太後囚禁光緒，共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百日維新衝擊了封建的官僚製度，開拓了人們的眼界，有利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傳播，符合當時的曆史發展要求。戊戌變法是以甲午戰爭後中國麵臨亡國的危局作背景的，在此大勢下，維新派人士挺身而出，為民族獨立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奔走呼號，其不啻是一次重大的社會改革運動，具有鮮明的愛國救亡性質。但是戊戌變法最後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一是變法維新賴以勝利的物質條件尚不成熟；二是封建反動勢力十分強大；三是維新派的態度軟弱，並且脫離廣大人民群眾。
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嚐試與破產
自鴉片戰爭以來，掀起過一波又一波試圖發展資本主義的浪潮。從“師夷長技以製夷”到洋務派興辦洋務，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救國活動一浪接著一浪，一浪高過一浪，一大批仁人誌士在其中各自提出過不同的救國方案，並親自實踐。他們向西方學習，向資本主義學習，然而，其結果，要麼壯誌未酬，抱恨終天，要麼胎死腹中，過早夭折。但是，中國的先進分子並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隨著一批新興的知識分子的產生，救亡圖存的革命思想得到廣泛傳播，人們對救國救民的方式方法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興起
隨著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和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在中國的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這一新的社會力量開始初步成長，在戊戌變法運動失敗後，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走上了曆史舞台，開始領導真正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1.“三民主義”
1905 年夏，孫中山自歐洲到達日本，在東京會晤黃興，建議建立統一的革命政黨。孫中山的建議得到革命派的熱烈響應和支持。7月30日，各個革命團體代表70餘人在東京召開第一次聯合會，建立了名為“中國同盟會”的全國性革命組織。8月20日，同盟會召開第二次大會，通過了同盟會總章，選舉孫中山為總理。中國同盟會的建立，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同盟會的革命綱領即孫中山在同盟會宣言中提出的十六字綱領：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孫中山又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將其闡明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因時代與階級的局限性，存在必然的缺陷。如民族主義因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認識不清，並沒有明確提出要推翻帝國主義的在華統治；民權主義隻提推翻封建專製製度，未提出推翻整個封建剝削製度，解放廣大勞動人民。所謂“五權憲法”仍是資產階級專製，“主權在民”必然流於形式，民生主義不僅帶有空想成分，而且並未明確如何真正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
2.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黨人熊秉坤、金兆龍首先發動起義，武昌當晚即被起義軍占領。武昌起義勝利後，革命黨人成立了湖北軍政府，宣布改國號為“中華民國”，改宣統三年為黃帝紀元4609年，發布《告全國父老書》，號召推翻清朝政府。從10月10日武昌起義開始，到12月初，全國內地18個省中，隻有直隸、河南、甘肅未曾宣布獨立，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已使清朝統治者惶惶不安。12月29日，各省代表又在南京開會，選舉剛剛回國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1912 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定國號為“中華民國”，五色旗為國旗，並建立了中央政府機構。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國”的誕生，它不僅結束了兩百多年的清朝統治，也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
辛亥革命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具有完整的或嚴格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有著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同盟會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它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體製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奮鬥目標，建立了一個短暫的資產階級革命政府，它不僅推翻了統治中國長達數百年的滿清封建王朝，而且最終結束了延續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君王製度，使共和製度的理想深入人心，從而使人民群眾獲得一次巨大的精神解放。
（二）資產階級共和方案的嚐試與失敗
長期以來，由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曾經獲得過兩次較為短暫的發展時期，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開始夢想著能夠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製政體，以資本主義的“民主”製度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
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宣布南京臨時政府的建國方針是“盡掃專製之流毒，確定共和”。而且《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具體規定臨時政府的內政、外交方針：在內政方麵，要求實現民族統一、領土統一、軍政統一、內政統一、財政統一，反對民族壓迫和分裂割據；在外交方麵，孫中山明確主張海關自主與反對領事裁判權。南京臨時政府又發表一係列有利於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
1912年3月18日，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約法》，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其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性質，明確規定要在中國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製。《臨時約法》又規定，“中華民國人員一律平等”，人人享有人身、財產、營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居住、遷徙、信仰等自由，享有請願、陳訴、考試、選舉和被選舉等民主權利。當然，《臨時約法》是一部資產階級憲法，明顯具有剝削階級烙印。但是，在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否定了兩千餘年封建君主專製製度，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體和政體，具有徹底的革命性和民主性，為人民群眾爭取民主權利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法律依據。
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性質的革命政權。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這個政權中占有領導和主體的地位。南京臨時政府製定的各項政策措施，集中代表和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願望和利益，在相當程度上也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但是，南京政府也有它的局限性。一是在“中華民國”的《告友邦書》中，南京政府企圖用承認清政府與帝國主義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清政府所欠的一切債務，來換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華民國”的承認。由此可見，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革命過程中既表現出了勇敢性和民族精神，又暴露出了軟弱性和妥協態度。
由於在武昌起義和各省政權更迭過程中，部分省份舊官僚和立憲派實際上改頭換麵地維持著舊政權；有些省份雖是革命黨人掌權，但這些人很快蛻變為新軍閥、新官僚。所以，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在快速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建立起牢固的基礎，在它的內部和外部都潛伏著深刻的危機。總之，辛亥革命雖然取得了某種巨大的成功，但仍然是以失敗而告終。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帝國主義列強從政治、軍事和經濟等方麵不斷對它施加壓力，並極力扶植擁有軍事實力的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以扼殺革命。革命陣營內部的立憲派、舊官僚和各種投機分子也竭力擁護袁世凱。領導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政黨同盟會，在取得政權之後日趨渙散，內部矛盾日益嚴重，妥協傾向不斷滋長。在此背景下，開始了南北和談。袁世凱在得到孫中山將讓位於他的保證之後，加緊向清廷逼宮。1912年2月，清帝被迫宣布退位，孫中山隨之辭職，袁世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並在京津等地製造兵變，以此為借口拒絕南下就職，迫使革命黨人放棄了建都南京的主張。1912年4月1日，臨時政府遷往北京，政權落到袁世凱的手中。
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之後，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北洋軍閥反動政權。在政治上建立起施行軍閥官僚的專製統治，剝奪了《臨時約法》規定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各種政治權利，任意逮捕、殺害革命黨人和無辜民眾；在經濟上，北洋政府竭力維護帝國主義、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麵，尊孔複古思想盛行，通過發布《通令尊崇孔聖文》等命令，攻擊民主共和，宣傳封建倫常，要求避免“人人之心皆為革命所顛倒”。總之，北洋軍閥政府從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思想上對辛亥革命進行了反攻倒算。中國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淵，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夢想破滅了。
近代曆史事實告訴我們，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行不通，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隻能以失敗而告終。孫中山具有頑強的革命精神，他首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不斷摸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並始終堅持奮鬥，不愧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的先行者，在領導人民推翻帝製、建立共和國的鬥爭中建立了不朽的曆史功勳。但是，孫中山並沒有找到救國救民的真正出路。護法運動的失敗不僅是孫中山個人的失敗，也標誌著整個中國民族資產階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經陷入絕境，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再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前進了。
（三）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徹底破產
中國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重壓下，在惡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隻能在夾縫中緩慢爬行。軟弱而脆弱的資產階級，迫切希望能夠改變中國任人宰割的被動地位，妄圖通過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發動資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挽救處於危亡邊緣的中華民族，並以此為契機推動中國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但是，在外無民族獨立、內無民主的情況下，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幻想最終隻能成為泡影。
曆經資本主義列強侵略劫難的中國人民，在看到世界大戰給人類社會造成的巨大災難，並在戰後再次遭到資本主義列強背信棄義的欺淩時，對資本主義產生了強烈的厭惡與排斥感情。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的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在長達二十二年的時間內，把中國拖到了絕境。麵對滿目瘡痍的中國，人民大眾對資本主義絕望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國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
1.中國不具備資本主義產生的曆史環境
中國是封建社會經曆時間最長、封建製度最完備的農業大國。在兩三千年的自然經濟怪圈中，社會財富除供少數統治者奢侈揮霍外，隻能在田產的再分配中形成小循環；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製和宗法製度相結合，一方麵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另一方麵也使農民失去了獨立的人格；以儒學為正統的意識形態長期標榜的“重農抑商”和曆代統治者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又嚴重束縛了商業的發展，中國的商業一直是為調劑餘缺服務，始終沒有形成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循環係統。這在客觀上抑製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再加上封建中國長期形成的封閉、保守的思想觀念也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當歐洲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發展得如火如荼之時，中國仍然還在沿襲著封建王朝的互相更替。因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盡管早在明朝嘉靖、萬曆年間就已經有了，但始終未能破土而出。
2.中國不具備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
一般來說，“資本主義的產生需要三個條件：貨幣資本的積累、商品市場的形成、自由勞動力的出現。這些條件是通過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完成的。”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資本主義，是中國被迫開國的結果，
3.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有力支持
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時候，正是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帝國主義階段轉變的時候。國際資本主義這時已開始從發展走向爭奪、從進步走向反動，殖民地被瓜分完畢，反對和鎮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成為其主要任務。帝國主義國家聯合鎮壓了中國的義和團運動，又勾結中國的封建勢力使戊戌變法流產。從19世紀7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直至新中國的建立，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甚至對任何一種進步，都始終扮演著阻礙、反對、幹涉、鎮壓的角色。在如此惡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資本主義怎能不步履維艱，資本主義在中國又怎能行得通呢？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由於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聯合專政，造就了中國資產階級經濟上的軟弱性和政治上的動搖性，使他們不能獲得國家政權，因而也無法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卻憑借其政權的力量保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使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麵臨種種障礙。其一是資本主義的入侵和殖民統治。他們先是限製機器進口，繼而控製中國的市場，通過商品傾銷，利用價格優勢和壓價競爭，排擠和打擊中國的民族工業。帝國主義掌握了對中國民族工業生殺予奪的經濟實力。民族資本家不僅在機器設備上要依賴外國，連產品銷售、資金融通、能源供應方麵也要依賴外國，甚至連一些原材料如棉花和小麥也要進口。其二是本國的封建勢力。無論是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政府還是國民黨新軍閥政府，他們都千方百計地保護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製。由於地租和高利貸剝削較為保險，利率又高於工業投資，因此社會資金的流向主要的不是近代工礦業，而是購買土地和放高利貸，民族工業想要擴大再生產十分困難。封建統治者又實行“抑民奉外”政策，對洋商洋貨隻收海關稅和子口稅。華商洋商負擔差別如此之大，致使民族工業完全喪失了競爭能力。其三是官僚資本主義的壓榨。官僚資本的基本形態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其發展壯大依靠的是政治強力、舉借外債、發行公債、增加稅收、實行戰時經濟統治、通貨惡性膨脹、大發戰爭財和國難財等超經濟手段巧取豪奪而來的。在官僚資本膨脹之時，民族資本出現嚴重滑坡。1927年前上海民族資本辦的工廠1295家，到1931年隻剩下795家。1946～1947年上海、重慶、漢口等20多個城市的工廠商店有27 000多家倒閉。
中國資本主義在上述三座大山的重壓下，在惡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隻能在夾縫中緩慢生長。“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起伏曲折、速度緩慢、實力微弱，而且重工業和機器製造業極少，缺乏建立獨立經濟體係的基礎；分布過度集中且不合理；近代交通和近代農業不能與近代工業協調發展；近代商業和近代金融畸形發展，所有這些都表現出中國資本主義的軟弱、脆弱和落後。正是因為這種軟弱、脆弱和落後，使中國資產階級在參與政權和奪取政權的鬥爭中先後失敗。反過來，又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取得政權，在外無民族獨立，內無民主的情況下，發展資本主義的幻想隻能成為泡影。”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帝國主義勢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變本加厲地對中國推行經濟侵略和政治控製的政策，以北洋軍閥為政治代表的封建勢力正對全國人民實行著嚴酷的統治；力量極為薄弱的民族資產階級，空有在中國發展工商業的願望，沒有獨立發展的可能，沒有力量能夠改變中國政治力量對比的現狀，沒有辦法把中國引上一條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更沒有能力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勝利。於是中國資產階級沒有完成、也沒有能力完成的革命任務便落到了無產階級身上，以五四運動為開端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便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民主革命鬥爭。民主革命既然由無產階級領導，那麼無產階級從本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出發，它的前途就不會再去爭取資本主義，而是爭取社會主義了。同時，在中國，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於人民共和國，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是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人民做出的曆史性選擇。
三、馬列主義為中國革命帶來光明
在十月革命影響下，中國出現了一批開始運用無產階級世界觀觀察自己國家命運、要求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正如李大釗所說，“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中國人民在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得到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到一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
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五四運動前後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一批盛讚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開始在中國形成一股有相當影響力的思想潮流，這一潮流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中國人民的新覺醒，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重要的思想條件，預示著新的革命風暴即將到來。
十月革命的勝利，引起了人類曆史的根本轉變，它開辟了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新時代，創造了通過暴力革命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光輝榜樣。正如毛澤東所指出，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十月革命對中國的最大幫助是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了解、歌頌十月革命的同時，開始學習、接受和宣傳馬列主義，李大釗是中國舉起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旗幟的第一人。他讚揚俄國革命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20世紀新潮流的勝利”，“是 20 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十月革命後，世界曆史已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十月革命的勝利，是人類曆史上的偉大轉折，它使一個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從資本主義體係中擺脫出來，使工人階級第一次成為國家的主人，從而結束了長期以來的人剝削人的製度，極大地鼓舞和促進了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同時，也大大地推動了中國革命的發展，使中國革命的麵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曆史新紀元，開辟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新時代。中國先進分子終於明白了在中國人誠心誠意向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學習時，“先生”總是欺負自己“學生”的原因。他們認定馬克思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理論，是人類文化的精華，代表了曆史的前進方向。於是，他們毅然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馬克思主義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強大思想理論武器，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希望。正如毛澤東指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麵目為之一新。”
十月革命發生在同中國情況相同（封建壓迫嚴重）或近似（經濟文化落後）的俄國，對中國人民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俄國工農大眾敢於衝破世界帝國主義陣線，建立了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醒，看到了爭取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資本主義的路不通，可以走社會主義的路。十月革命後建立的蘇維埃政府，公布了1907年以來沙皇政府與日本簽訂的針對中國的《日俄密約》並發表對華聲明，宣布廢除過去一切對華不平等條約，這使中國人民感到自己的鬥爭不再是孤立無援的，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認真研究俄國革命的經驗。一批探索中國新出路的中國先進分子開始把學習目光由西方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俄國，從十月革命的經驗中尋找他們在探索中的種種問題新的合理的解答。
第一，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革命人民鬥爭的土氣，中國人民從俄國革命看到了成功的榜樣，產生了民族解放鬥爭的新希望。它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人民找到了爭取解放的思想武器。
第二，十月革命的勝利，促使全世界無產階級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進一步聯合起來，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陣線，從而使中國革命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緊密聯係起來，並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一向孤立的中國革命再不感覺孤立了，因為有了國際工人階級的援助。
四、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的客觀需求
辛亥革命失敗後，軍閥官僚代替了原來的清王朝，軍閥之間的割據和相互之間的連年混戰，使國家陷於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值此國家、民族危難之際，中國麵臨何去何從的曆史選擇，中國隻有以一個偉大而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取代資產階級的各黨派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才能使中國革命煥然一新，帶領中華民族走出困境。
（一）中國革命需要中國共產黨提供思想和理論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