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認為，學術觀點應該是多元的，多樣化的，學術探討應該是開放的，自由式的，各種不同的觀點可以自由交流、爭辯，相互學習、借鑒。但是我也主張一個學者在學術研究中，應當有自己的基本立場、基本態度和基本觀點，要有起碼的“學術良心”。
在近年來的學術研究中，目睹一些有違學術道德、有悖學者良知的現象，作為一個學者，我深感嚴守“學術良心”的重要性。
所謂“學術良心”，我認為最根本的就是要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敢於堅持正確原則，敢於維護科學真理，為了這一目標可以不計個人的利益與得失。
這些年來我一直力求站在一種較為客觀和理性的立場上，堅持說真話，講實情，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學者應該具備的基本品質，也是一個學者其“良心”之內涵所在。
我給自己立了一個信條：“該堅持的原則一定要堅持，該解放的思想一定要解放。”這既是我一直信奉的一個理念，也是我一直在堅守的一條原則。
這條原則的基本內涵和要求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要敢於抵製來自“左”、右兩方麵的幹擾和影響，不做“順風倒”的人物。過去我們一些人往往是一反“左”就右了，而一反右又“左”了，老是像翻燒餅一樣。我想，作為一個學者應當善於總結曆史的教訓，保持清醒的頭腦，力求在這方麵做得好一些。
在近30年的新聞教學和科研過程中，我一直在努力要求自己盡可能地按照這條原則去做，爭取做到既不迎合和屈從“左”的東西，也不迎合和屈從右的東西，總之，注意做到不跟風，不迷向。
具體說，就是在教學和科研中，力求做到既注意總結我國新聞工作曆史上好的傳統和經驗，也注意總結其失誤和教訓；既注意分清哪些是可以作為我國新聞工作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經驗繼續保持和發揚的好的東西，又注意分清哪些是根據我國社會發展和新聞實踐的需要應當改革和創新的東西；既注意弄清西方新聞學中哪些是值得吸收和借鑒的好的東西，又注意分清哪些是不符合我國國情，對我們的實際工作沒有益處的東西，哪些又是完全體現和代表西方國家的特有的價值觀的東西。
例如我在寫作《當代新聞理論》和《新聞理論新編》時，就吸收了不少西方新聞理論中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像新聞價值理論、社會責任理論、客觀公正報道原則、受眾興趣與需要原則、新聞倫理規範、新聞法製規範，等等，從而豐富了新聞理論的研究內容，維護了新聞學的專業理念和專業品質。當然在介紹和闡釋這些理論觀點的時候，我都盡可能地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來分析與論證其形成背景、理論內涵、應用價值及曆史局限。
再如，我在撰寫《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一書的總論部分，總結中國共產黨80多年來新聞事業的曆史發展過程時，既注意總結其曆史傳統和經驗，又注意總結其失誤和教訓，闡述它們留給我們的啟示。我認為隻有堅持從正反兩方麵來分析和論述問題，才是實事求是的，才是對曆史負責的。
當然，新聞學研究需要遵守一般的學術規範，需要尊重其相對的學術獨立性，以保證其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不受非學術因素的幹擾和影響。比如涉及對新聞學基本原理、新聞傳播基本規律和新聞工作基本規範的研究，就應當充分考慮其學術性質和專業規範，按照相應的學術規則來開展研究。
應當說，新聞學研究中確實有一些是屬於純學術性的、專業理念性的內容，如真實、客觀、公正、自由、責任等等，需要我們按照一般的學術規範去理解，去認識其原理性和普適性。不過要看到，即使是這樣的一些內容，在我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中，也往往會折射或顯現出某些“政治”的因素。比如“客觀”，我們在研究中就反對“純客觀”和“客觀主義”的觀點，主張在新聞報道中要善於運用客觀的形式去表達主觀的立場；又如“責任”，我們不僅強調媒體作為社會輿論機構，對社會和公眾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還強調其作為黨、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對國家和人民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再如“自由”，雖然它是一個可以廣泛使用的中性概念，但是我們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就賦予其一定的政治含義，強調要正確區別和看待西方國家新聞自由和我國新聞自由的不同性質及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