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2002年9月，我申請的基地重大課題《中國新聞傳播法製建設研究》，就是一個完全基於新聞工作現實需要的課題。申報這一課題的主要目的是想為國家的新聞傳播法製建設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希望通過課題研究能對我國的新聞傳播立法工作起到一定推動和促進作用。這個課題彙集了學界和業界的一些知名學者共同攻關，顯示了基地科研的特殊優勢。課題完成後出版的《新聞法製學概論》（由我擔任主編）一書，對我國新聞法製建設問題從理論和實踐上作了全麵的梳理和探討，既有一定理論價值，又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另外，我還和方漢奇教授共同主持了基地重大課題《中國共產黨80年新聞思想研究》。這個課題於2004年12月完成，作為其最終研究成果的專著《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史》（由我擔任主編）也在當年出版。這項研究成果較為係統地梳理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曆史脈絡；分析了其形成和發展的背景及條件；揭示了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在我國的形成過程；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的曆史傳統、經驗和教訓；闡釋了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論述了其曆史地位及未來發展。專著出版後，在學界、業界和社會上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有評論說，它的完成填補了我國新聞史學研究的空白，對新聞學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可以說，“三進人大”把我引向了一個新的學術高地，使我獲得了新聞教學和科研更加廣闊的平台和空間。
在回到人大後的幾年時間裏，我有多部學術著作和教材出版，發表論文百餘篇，組織了多場大型學術研討會。特別是2004年5月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我代表中國人民大學與幾位其他兄弟院校的老師一起成功贏得了2006年北京第七屆世界傳媒經濟學術會議的主辦權，並被推舉為會議組織委員會主席和大會主席。這個會議於2006年５月如期在北京舉行，是迄今為止我國舉辦的規模最大、最有影響的傳媒經濟學方麵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它不但搭建起了我國傳媒經濟學界與世界傳媒經濟學界相互溝通的橋梁，而且也提升了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力，為擴大我國新聞學術研究的國際交流與合作開拓了一個新的空間，因而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2004年6月，我從教育部部長手中接過聘書，成為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的首屆委員。這使我有機會能夠從更高的層次上，對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進言獻策。
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方麵的最高谘詢機構，共有100餘位委員。其中新聞與傳播學科有兩位委員，除我外，另一位是複旦大學新聞學院的丁淦林教授。委員會要求每個委員要對自己所在學科領域的學科建設和學科發展問題向教育部提供谘詢和建議。
為了盡好社科委員的責任，近年來我始終在關注新聞學科建設和發展中的一些相關問題。在給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的谘詢報告中，我就新聞學學科地位和學科發展問題，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異同問題，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發展規模和教學、教育質量問題，以及青少年媒介素養教育問題等，提出了一些建議和意見。我想，作為社科委員盡職盡責的最好的辦法，一方麵是要及時、充分、準確地反映高校師生對學科建設與學科發展的好建議、好意見，另一方麵應當主動為維護新聞學的學科地位，促進新聞學科的健康發展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由於種種原因，我國新聞學在最近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曆了許多曲折和艱難。除了政治上受到“左”、右兩種思想傾向的影響外，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新聞無學論”的衝擊。諸如“淺薄論”、“無用論”、“非科學論”、“不獨立論”、“不成熟論”等觀點，常常會成為一些人貶低新聞學的用語。而有些人提出的“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用新聞傳播學替代新聞學”等觀點，也為“新聞無學論”助長了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