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得益於新聞媒體的大發展。正是在國家改革開放促動下，新聞傳媒業的繁榮和發展，激活了新聞人才市場。可以說是媒體和社會與日俱增的對新聞與宣傳人才的需求，直接推動和促進了新聞與傳播教育的快速發展。
第三，乘勢於教育事業的大擴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我國教育開始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規模急速擴張，數量急劇增加，這就為新聞與傳播教育的快速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絕好的條件。
2.產生了新的飛躍
經過轉型期近30年的實踐，我國內地的新聞與傳播教育在實踐上和理論認識上都產生了新的飛躍。
這種飛躍集中體現在對新聞與傳播教育的科學內涵有了更加全麵、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在實踐中，大家逐漸認識到新聞教育的科學內涵在於，它應當是對學生的一種“德”、“才”、“識”、“能”的全方位的綜合教育。因此不能僅僅停留在一般的新聞知識和傳播技能的傳授上，而應當堅持專業教育、素質教育、倫理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結合。
“專業教育”，重在對學生進行新聞專業理念和專業技能的教育。
“素質教育”，重在對學生進行包括思想品德、行為規範等在內的各種基本素質的教育。
“倫理教育”，重在對學生進行職業精神和職業道德的教育。
“人文教育”，重在對學生進行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懷的教育。
通過上述教育，要使學生能夠成為一個人格健全、品德高尚、才能專深、富有責任感與同情心、能夠自覺獻身人民新聞事業的國家建設者和社會活動家。
談到新聞教育的內涵及意義，使我們想起了當年普利策在倡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時，留下的一段名言。他說：“我們的國家與報業休戚相關，升沉與共。報業必須有能力、大公無私、訓練有素、深知公理並有維護公理的勇氣，才能保障社會道德。否則，民選政府就會徒有虛名，成為一種贗品。報業的謾罵、煽動、虛偽、專橫將使國家與報業一同墮落。塑造國家前途之權，掌握在未來新聞記者的手中。”普利策的這段話，是從對媒體與記者道德責任的解讀，來闡述其倡辦新聞專業教育的主張的。
1892年普利策提出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捐款200萬美元，資助其創辦一所新聞學院。由於擔心普利策的《紐約世界報》的自由傾向會損害大學的聲譽，該大學謝絕了普利策的捐款。為了爭取理解和支持，1904年，普利策在《北美評論》上發表《新聞學院》一文，詳細闡述了自己創辦新聞學院的主張，並為自己的職業理想和辦學理念辯解。
他指出：“商業主義在報業經營中具有合法的地位，但它僅限於經理部。如果商業主義侵犯了編輯部，它便成為必然的墮落與危險。一旦發行人僅僅注意商業利益，那將是報業道德力量的結束。”他還說：“隻有最高尚的理想，最嚴謹追求真理的熱望，最正確的豐富知識，以及最忠誠的道德責任感，才能將新聞事業從商業利益的臣屬，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會利益的敵對中拯救出來。”
9年之後，普利策的願望得以實現。1912年，由他資助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正式成立。普利策之所以一直把創辦專門新聞院校、開展專業新聞教育作為自己的不懈追求，是因為他對新聞工作者所肩負的職業責任有著很高的評價和期待。
普利策曾經作過一個形象的比喻。他把國家比作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輪船，把記者比作站在船頭的瞭望者。作為瞭望者，記者在一望無際的海麵上需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觀察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隨時把海平麵上發生的各種情況報告給船長、船員和乘客，以使輪船能夠根據氣象和水情的變化，及時調整航速和航向，從而順利地越過激流，繞過暗礁，避開淺灘，駛達勝利的彼岸。在他看來，新聞業是各種職業中最重要的職業，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應當具有最高尚的理想、最嚴謹的追求真理的渴望、最正確的豐富知識和最忠誠的道德責任感，因此，他們應當接受專門的職業教育與訓練。他提出要像培養律師、醫生、工程師和建築師一樣，對新聞從業者進行專門的職業教育。
普利策的經曆說明，他倡辦新聞教育，旨在提升新聞傳播的專業理念和層次，增強新聞從業者的道德責任感，強調新聞媒介要以服務社會、增進公益為目的。可以說，這些內容對我們今天理解新聞教育的科學內涵仍然具有一定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