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更多的青年作家發聲
謝有順
多年前我就認為，“80後”這一代作家崛起後，一種深刻的文學斷裂才真正出現———變革和斷裂是有根本不同的。我讀他們的作品，有一個強烈的感覺，不僅這一代人的文學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連他們的出場方式、作品的傳播方式，和前麵幾代作家比起來，也有著天壤之別。盡管用一個年代來命名一代人的文學，是機械的、不科學的，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也是一種不爭的事實。
在固有的文學製度裏，之前的幾代作家，都是通過期刊、評論家和文學史來塑造自己的文學影響與文學地位的，但隨著消費主義的興盛及網絡等新媒體的活躍，在最初那批“80後”作家身上，這種三位一體的文學機製不但發生了劇烈的動搖，而且有土崩瓦解之勢。出版社、媒體、讀者見麵會所構成的新的三位一體的文學機製，成了塑造新一代作家聲名的主體力量。他們的寫作，多數是讀者在場，甚至是以讀者為中心的寫作。通過博客、微博、讀者見麵會或媒體宣傳等，他們能時刻感受讀者的存在，讀者也能時刻意識到他們的存在。
文學寫作重視讀者，是值得尊重的選擇，讀者多與少，能從一個側麵見證他們的寫作價值。但是，文學的終極意義，終歸不是由市場所決定的。文學關乎人生追問和藝術探索，關乎經驗的展開和刻寫，以及對人類生活中那些精神疑難的辨識和表達。寫作是對這種生活可能性的敞開，也是對一種固化、死寂的現實所作出的孤絕反抗。問題是，在市場意識形態的強力壓迫下，不少作家表現出了一種精神屈服性，在寫作上普遍接受娛樂化、偶像化和符號化的風習，他們的話語方式、精神姿態極具表演性。有的作者，在媒體前的作態，與他真實的文字水平完全脫節。經驗的碎片，淺閱讀，削平深度，消費符號與小資趣味，等等，這些都是許多成名較早的“80後”作家作品的顯著特征。一旦他們的文學抱負僅僅局限於講述讀者喜歡的庸常故事，並借此獲得高份額的市場利益，藝術探索和精神追問很可能就由此停頓。
我想，這不僅是文學的危機，更是一種精神創造的危機、一種寫作主體的危機。
類似的作品讀多了，這樣的作者見多了，難免會讓人產生這樣的疑問：在這一代人裏，那種經由傳統經典浸染、熏陶，苦苦磨練技藝的寫作者，難道就真的無從尋覓了嗎？
當我的眼光從那些喧囂的風潮中轉離，很快就發現，原來這一代人中也有新的力量在探索、在成長，“偉大的傳統”並沒有死去。這些作家，其實也寫作多年了，並不新，隻是他們之前普遍被文學市場所忽略，被同代人所遮蔽，也被批評界所遺忘。他們沒有投合於那種新三位一體的成名捷徑，而是和前麵幾代作家一樣，以傳統期刊作為陣地，由短篇到中篇，由中篇到長篇，慢慢打磨自己的寫作技藝，一點點地經營自己的敘事美學。河南文藝出版社“80後新活力文叢”這次推出的三位作者，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成長起來的新作家，他們的存在，構成了我們觀察“80後”這一作家群體的新向度。
我重視這種純粹的文學向度。
王威廉是近年崛起的青年作家，他的寫作深刻而凝重，以超越同代人的思辨性不斷拓寬小說的文體邊界，可以看作是上世紀80年代先鋒小說運動在今天的回響和賡續。他的長篇小說《獲救者》不隻是一次文學想象力的冒險，更是思想與人性之旅的冒險。小說充滿了隱喻與象征、思辨與哲理，又籠罩在一層夢境般的荒誕中，是一部突破常規、充滿奇思的幻想小說。
《獲救者》虛構了一個隱藏在地下的洞穴王國，叫作“塔哈”，全部由殘疾人組成。三個年輕人，在盛夏的陽光中誤入塔哈，他們逐級參觀塔哈的社會，見識了不準談論尊嚴的禁忌、瘋狂洗腦的淨化中心、熱衷於社會實驗的古怪學者，還有神秘莫測的領袖。王威廉正是在這個封閉的空間內，展開他個人關於人類政治與文化生活的思考。塔哈王國原本是為了反對地麵上健全人的歧視而建立，但實際上“地下”與“地上”密不可分，他們的“殘缺”與我們的“健全”也絕非涇渭分明，兩者之間，在精神層麵上保持著一種同構的關係。這不禁令人想起米歇爾·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的論述，正是瘋癲的存在，才讓文明得以證明自身是“文明”的。王威廉在《獲救者》中思考了人類的苦難是如何造就，又是如何不可或缺的，顯示出了他善於在思想上用力的獨特氣象。他的這種敘事實踐，承傳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作家所開創的現代主義文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