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出生在一個普通教師家庭。我和我的同齡人一樣，經曆了共和國的風風雨雨、“天災人禍”……我並不認為我“生不逢時”，相反，我非常慶幸我有這一段特殊的經曆。正是這段特殊的經曆使我對社會與人生有了深刻的體認，並對我的哲學研究和學術生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實際上，“經曆”本身就是一筆財富。
當然，我們這一代不同於老一代。老一代在戰爭年代，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度過，我們這一代在和平年代，在不斷的精神苦煉中生存；老一代敢“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我們這一代“敢問路在何方”。我們這一代有我們這一代人的苦苦追求。
感謝鄧小平，正是他老人家的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使“九死一生”的中國現代化奇跡般地走出了曆史的沼澤地，並為我們這一代人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天和地。1977年，在那個“解凍”的年代，我走進了安徽大學哲學係，成為高校招生改革後的第一屆大學生，並從此與哲學結下了“不解之緣”。1986年，汪永祥教授把我領進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攻讀碩士學位，從此，我進入哲學研究的“快車道”；1988年，陳先達教授把我留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任教，同時被破格推薦免試攻讀博士學位，從此，我走向哲學的深處；陳誌良教授寬廣的視野和無私的幫助，使我在一個新的平台上展開了哲學研究。我忘不了我的兩位導師和這位摯友。從他們那裏，我不僅看到了哲學家的文采，而且看到了哲學家的風采；不僅學到了文品，而且學到了人品，並從此在哲學研究中一發而不可收。
實際上，我最初選擇哲學實屬“誤入歧途”。中學時期，我主要的興趣是在數理化方麵，並且成績優異；高考之前我擔任過中學數學老師。所以，我最初誌向是報考理科。然而，在高考前夕，一位哲學先行者——陳宗明老師告訴我：哲學是一個誘人的智慧王國，中國需要哲學，而你的天賦更適合學哲學。就是這一次談話，竟使我“鬼使神差”般地在高考前夕改變了最初的誌向，選擇了哲學。
從此，我踏上一塊神奇的土地，至今仍無怨無悔。今天，我已與哲學連成一體，或者說哲學已融入我的生命活動之中。哲學適合我，我也適合哲學，離開哲學我不知如何生存。當然，我也深知，哲學思維極其艱辛，誰要選擇哲學並想站在這一領域的製高點上，誰就必然在精神上乃至物質上選擇一條苦行僧的道路。“光榮的路是狹窄的。”（莎士比亞語）
我之所以從“誤入”哲學到“鍾情”哲學，並不是因為哲學“博學”，無所不知，實際上，“博學並不能使人智慧”（赫拉克利特語），而無所不知的隻能是神學；並不是因為哲學“愛”智慧，實際上，哲學本身就是一種智慧，它給人以生存和發展的勇氣和智慧，這是一種“大勇大智”；並不是因為哲學是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運動一般規律的科學，或者說，是關於世界普遍聯係的科學，實際上，哲學並不等於科學，現代科學的發展已經使“關於總聯係的任何特殊科學”成為“多餘”的了，在現代，企圖在科學之上再建構一種所謂的關於整個世界一般規律的科學，隻能是“形而上學”在現代條件下的“複辟”。
從“誤入”哲學到“鍾情”哲學，我的這一心路曆程的牽引線就是，哲學與人和“人生之謎”密切相關。無論哲學是把目光投向人與自然的關係，還是轉向人與社會的關係，歸根到底，關注的仍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顯示的仍是人的自我形象。如果說愛情是文學的不朽主題，那麼，人則是哲學的永恒主題；如果哲學不重視人，人也就不會重視哲學。哲學之所以使哲學家們不停思索、寢食難安，就是因為它在總體上始終關注著人，而“在某一意義上說，我們之所以不能認識人類，正是由於研究人類的緣故”（盧梭語）。一幕沒有主角的戲是無法上演的。如果哲學甘願把自己的主角——人讓渡給其他學科，那麼，它就會像浮士德一樣，把自己抵押給靡菲斯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