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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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先鋒和先鋒派早已陳舊的文學藝術領域，先鋒是一個什麼概念？在我們自身的社會語境中，先鋒不再是玩弄技術，先鋒派不是顛倒價值而是體現了一種價值趨勢的人。
一個民主的人就是一個先鋒詩學的人。他意識到詞與物的間距，言義關係的緊張，他意識到理念和現實的距離，因此他既不會因為這種間距而成為價值虛無主義者，也不會成為幼稚的意義實證主義者。一個自由的人就是一個詩學的人，他希望保持著詞與物的差異和異質性，防止思想犯下統一性的暴行；他希望保持著意義實踐中的潛在性與可能性，以免陷入存在即合理的暴政。他不會因為發願推動政改的言論與製度沉重的惰性之間的巨大間距，而站在後者一邊居心不良地諷刺前者；也不會站在現狀一邊，挖苦微弱的希望。
專製主義者是價值虛無主義也是權力實證主義者，他是權力的信徒；而自由與民主的人是一個詩學的人，為著意義的可能性、為著自由的可能性而創造生存希望的人。
同樣，一個深刻理解古典詩學思想的人也是一個先鋒的人，一個懂得中國古典思想言意之辨的人，就是一個能夠理解詞與物之間的間距的人，就是一個能夠接受詞語與意義之間的縫隙的人。詞與物的間距，言與義的縫隙，不是出自於意識形態的欺詐，不是源於宣傳機器的騙局，不是源於徹底的虛無主義與心存惡意的懷疑論，而是源自對純粹理性的界限、實踐理性的限度的理解，源自於對事物與狀態的非確定性、潛在性的意識，來自於對意義辨認與實踐理性的可能性、未完成性的認知。這是一種有條件的確信，一種將觀念置於具體化的處境中的實踐理性。他能夠把詞與物之間的間距，把言義之間的張力關係視為信念自身的屬性，把這個縫隙視為人性的一部分。一個具有詩學品質的人，不會把任何實踐理性中所出現的詞與物的間距視為純粹的謊言，不會把在具體化的社會語境中出現的言義之間的縫隙視為虛無主義的論據。他不會由此幼稚地陷入失望或絕望，也不會貌似深刻地陷入津津樂道的懷疑論。故此，人們才會在森子、鄧萬鵬、高春林、扶桑、杜涯……尤其是在藍藍、羅羽、東東的詩歌中體味到這種充滿悖論的感受與情緒體驗，也能夠看到一個詩人轉身成為一個內行的批評者時所具有的相應的敏銳。
當一些人———知識界的人，一些文學家與詩人———“看到”民主製社會中的民主的紛爭時，當他們“看到”自由製度下的自由的批判性的言論時，當他們看到詞與物之間的慣常的間距、言義之間的縫隙在某個瞬間擴大時，他們幾乎有點沾沾自喜：看吧，哪裏也沒有真正的自由，哪裏也沒有真正的民主，一切都是謊言。此刻，麵對具體的經驗語境，他們深刻的哲學和他們的詩學意識蕩然無存。應該說，這絕不是先鋒詩人的態度，或許應該說，基本上不是一個詩人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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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製的社會實踐存在著詞與物的間距，自由製度下的社會表述存在著言與義之間的縫隙，就像思想中的詞與物的關係，就像詩學中的言與義的問題一樣，間距與縫隙不會成為徹底否定思想與意義的證據，不會成為否認詩學功能的論證，恰恰相反，詞與物的間隙、言與義之間的緊張正是思想與詩學中的一個充滿魅力的證據。自由與民主的思想和實踐就包含著對自由的非真實性的質疑、對民主實踐中的形式與內容之間的距離的批判，以尋求其意義的顯現，以尋求自由與民主的最大值。民主社會的多種主體性之間紛爭性就是民主的證明過程，自由意誌的表達就是自由的證明過程。它們就是作為一種充滿紛爭的活動，一種可錯的實踐和一種糾錯機製的運行。它是人們為了共同生活而預設的價值，也是需要在每一種具體境況中被證明和展現的實踐。這就是說，當一個群體感受到不公正、當某些人遭遇傷害時，他們能夠信任和求助於這一原則和實踐，而不至於陷入沉默與無助。這意味著，詞與物的間距、言與義的縫隙既不是什麼也沒有的空無，也不是其言義關係全然悲劇性的或荒誕的顛倒。徹底顛倒詞與物關係的、徹底粉碎言義關係的是極權主義製度：民主就是集中，自由就是服從，真理就是謊言，平等就是世襲，和平就是暴力，和諧就是噤聲，革命就是反動，以至於在具體生活中，人民的歡樂就是恐懼，讚美就是詛咒，壞人、罪人就是一些還心存良知的人，積極分子和進步分子就是徹底道德淪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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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一個作為政治目標的鬥爭性的民主的英雄時代，存在著一個為具體的利益目標的紛爭性的民主含義含混的商人時代。在民主的英雄時代，民主是一個戰鬥著的總體化的“人民”形象，它的訴求主要體現在政治倫理方麵和建構一般性原則方麵；在民主的商人時代，民主的形象是分散、多重的利益主體，是紛繁多元的利益訴求。英雄時代民主的邏輯是一種同質性的邏輯，商人時代民主的邏輯是一種異質性的邏輯。後者在製度化的曆史過程中不斷地自我調節及其多重主體的欲望多元化的實踐中，漸漸變得平庸，既是目標的平庸也是手段（形式合法性與目的合理性方麵表現出來的）的平庸，早期民主實踐中的英雄般的政治目標、群體規模與革命手段漸漸讓位於現階段商人般的利益目標、小群體或邊緣群體與抗議形式上的謙遜。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聲音中幾乎沒有了社會總體動員的仇恨情感，也沒有了曆史與政治上的宏大話語。民主實踐的形式與話語都不再渴望訴諸一種絕對真理，或一種全人類的曆史目標。它既不對它所反對的對象進行全麵的邪惡化攻擊，也不想作為它徹底摧毀的對象，它在東方革命所犯下的暴行之後，似乎產生了對無產者的民粹主義的道德感染的免疫力，阻止了總體性話語再次輕易允諾人類拯救的目標下犯下新的普遍性的暴行。讓人一時無法斷定這是民主實踐的成熟的標識還是民主蛻化的跡象。現在，人們在阿拉伯看到的是前者，在西方看到的是後者。也有人在阿拉伯看到了暴民的暴動或革命，在西方看到了民主的軟弱無力或“虛假性和虛偽本質”。我們的社會醞釀著的或許將要發生的激變，不知將采用阿拉伯的方式還是更接近西方一點點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