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誌寫《為人民服務》一文時，特稱司馬遷是“中國古時候的一位文學家”，魯迅讚譽《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足以說明司馬遷和《史記》在文學和史學方麵的重要貢獻。
司馬遷的一生，有兩件事情對他影響最大。第一件是司馬談辭世時的遺囑。司馬談臨終對司馬遷講述了家世的光榮曆史，更重要的是強調自己未實現著史的理想，所以特別囑托司馬遷千萬不能忘記自己“所欲論著”的宏偉事業，並教導司馬遷“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要求司馬遷以周公、孔子為榜樣，以其“論載”來歌頌“海內一統”的漢家天下。司馬遷於是在父親麵前低下頭流著眼淚表示了決心：“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這就是說，僅就這一短暫的場景而言，司馬遷所承受的是一種傳統文化的無窮力量及其所要求的堅毅品質，這對他後來在異常困難的情況下完成《史記》的寫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第二件是李陵事件。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司馬遷因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又因為家境貧寒拿不出錢贖罪，而被判處了宮刑。這對司馬遷來說是個莫大的打擊，受宮刑就意味著與宦者為伍，這使他感到極度的羞恥，他曾經因此而產生過自殺的念頭，但還是堅強地活了下來。“所以隱忍而苟活，含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可以看出，還是父親的遺訓幫助他在痛苦中作出了正確選擇。不過由於這一親身遭遇，他對封建專製主義的評述態度更加客觀冷靜了許多，已經不完全如司馬談最初設計的那樣一味歌頌，而是能更清醒地全麵認識社會，並站出來對某些黑暗現象進行揭露和批判，從而也使《史記》獲得了更強的政治和學術生命力。
應該看到，司馬談、司馬遷父子能相繼完成《史記》的寫作，自然是他們主觀努力頑強奮鬥的結果，但《史記》卻也是在更為深廣的社會曆史背景下造就的。促使《史記》在漢武帝末年完成的社會曆史條件是：西周以來，中國出現了大一統局麵，雖然其後有過春秋、戰國時期的分裂，不僅社會生活內容更加豐富發展了，而且經過秦的武力征伐，國家又重新歸於統一；漢家接續這個態勢，至武帝時已是空前的繁榮了，這就需要有一部史書來反映這一巨大的時代變遷。在政治領域中，較長時期的社會曆史發展，大一統局麵下社會矛盾有所加劇，並不斷顯露出來，人們不能不注意探求國家社會長治久安的政策方法，也需要有一部全麵總結成敗興衰的曆史經驗的著作來完成這樣的任務。而且儒學產生後出現的各種政治學術思潮，可以使人們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分析社會現象，提出不同的治理社會的策略和主張，如《論六家要旨》所表明的，已經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思想材料可資憑借以幫助進行深入思考，從而得出恰當的認識上的結論。同時，較長時期較為穩定統一的局麵及相關的政策環境，武帝時期的圖書文獻資料也已經充實到足備曆史總結的需要。總之，曆史發展到漢武帝時代，社會需要及政治、物質、思想上已為一部全麵的曆史著作的產生準備了條件，加上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的個人天賦和努力，《史記》就應運而生了。因此，可以說，《史記》的出現是曆史的必然，而司馬遷父子寫作《史記》隻是必然中的一種偶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