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曆史悠久,源遠流長。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過多少興亡、盛衰、成敗、得失;有過多少明君、忠臣、豪傑、君子;也有過多少昏君、奸佞、梟雄、小人。朝代在不斷地更替,歲月在無聲無息地流逝。然而,往事如昨,對於今人,仍曆曆在目;故人猶在,他們在今人的口裏、心中仍栩栩如生,其人其事讓人評說、借鑒、向往。這全要感謝古往今來無數史學家們所編寫的浩如煙海的史學典籍。
早期的史書,如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都已經失傳了。一般人認為,孔子整理編訂的《春秋》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編年史,它記錄了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年~前479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曆史。但這部書僅一萬八千餘字,記事過於簡略,因此,在戰國前期出現了《春秋左氏傳》,又名《左氏春秋》,簡稱《左傳》。《左傳》較之於《春秋》,所記曆史略長,記載至魯哀公二十七年;內容也詳盡得多,如隱公元年《春秋》書“鄭伯克段於鄢”,隻用六個字。《左傳》則敘述了鄭莊公家庭間的矛盾、群臣的警告以及潁考叔調和莊公母子的關係,極其詳備。《左傳》與《春秋》體例相同,都是編年體。到了漢代,司馬遷以《史記》開創了史書紀傳體的新形式,被封建正史所承襲和沿用,成為《二十四史》之首,從此編年體不再受重視。直到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出現,編年體才重新大放光彩,取得與紀傳體並駕齊驅的地位。從此,“兩司馬”成為史學領域前後輝映的兩大巨人,他們的著作也成為傳統史學的兩座豐碑。
《資治通鑒》是一部空前的編年體曆史巨著,也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它繼承並發展了《左傳》寫人敘事的特色。《左傳》最後講到晉國韓趙魏三家滅智伯,司馬光也就以三家分晉作為開篇,一直寫到五代十國為止,即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用三百餘萬字,記錄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成書二百九十四卷,另有《考異》三十卷,《目錄》三十卷,總共三百五十四卷。
《資治通鑒》是司馬光受宋英宗之詔編纂的,宋神宗賜以書名並親自撰序。其寫作目的就是為了“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其指導思想雖是為帝王政治需要而提供曆史參考,但司馬光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正史、稗官野史、奏議、筆記、文集、譜錄、墓誌、碑傳、行狀等雜史野書三百餘種,記載史事詳實、人物形象生動、語言簡潔洗練、故事饒富趣味、場景恢宏大氣、表達情真意切,被推崇為“前古之所未有”的輝煌巨著,是以“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
人們常說:“讀史使人明智”“觀今宜鑒古”“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此,筆者在尊崇原著體例、忠實於原著的同時,又從這部三百餘萬字的鴻篇巨著中,擷取其精華,對原著中的篇目進行了適當的刪減,省去原著中較不重要的篇章,將最具代表性的章節呈現在讀者麵前,以突出對當時社會、乃至後世影響深遠的重要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在為人處世上、在才智謀略上、在道德修養上仍具有很重要現實意義的,使讀者在閱讀其中王侯將相和先賢明哲的行事風格及成敗始末的史實中汲取經驗,以史為鑒。
本書力求語言簡潔凝練、語意通俗易懂、語句通達順暢,使讀者在閱讀時既有節奏明快之愜意,又有如飲甘泉之況味。期望這樣的呈現,能為讀者開啟進入中國古典殿堂的方便之門。本書內容分為原文、譯文、評析三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另附上事件發生的時間,以便讀者閱讀、查找。
解譯者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