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涼好個冬逝去的年代
一直沒有讀到馮友蘭先生的最後遺著《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隻從有關馮先生的傳記和年譜中得到一些粗淺的了解，馮先生晚年寫了一本不能出版的書，這不容易。1991年3月下旬，張畢來、丁石孫等7名政協委員向政協七屆四次會議提出提案，呼籲出版《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宗璞為此還給有關領導寫過信，但最終不了了之。人世蒼茫，想到當年馮友蘭先生的無奈選擇，再看今日馮先生的執著，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馮先生如果沒有晚年這部書，也許我們不會更深地理解馮先生。或者說句大不敬的話，要是馮先生不得長壽，那不知會有多少誤解留存世間。馮先生雖有無奈的時候，但他也終有不需要應付，不需要為誰服務的時候。馮先生早年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終馮友蘭又獨立了，盡管這已到了他生命的終點，一個人到了這步天地才“海闊天空我自飛”，讓人覺得多麼沉重。在《新編》第七冊的“自序”中，馮先生說：“在寫八十一章的時候，我確是照我所見到的寫的。並且對朋友們說：‘如果有人不以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書達數百卷，沒有人為他出版，幾百年以後，終於出版了，此所謂‘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筆垂’。”（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馮先生“文革”中的失誤，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時代的關係。馮先生作為一個讀書人，在那樣的環境下，做一些違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為之。馮先生性格中的弱點，西南聯大時有一件小事可見。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說：“一日，有兩學生赴延安，諸生集會歡迎，擇露天一場地舉行，邀芝生與餘赴會演講，以資鼓勵。芝生先發言，對赴延安兩生倍加獎許。餘繼之，力勸在校諸生需安心讀書。不啻語語針對芝生而發。謂青年為國棟梁，乃指此後言非指當前言。若非諸生努力讀書，能求上進，豈今日諸生便即為國家之棟梁乎。今日國家困難萬狀，中央政府又自武漢退出，國家需才擔任艱巨，標準當更提高。目前前線有人，不待在學青年去參加。況延安亦仍在後方，非前線。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會後，餘歸室。芝生即來，謂君勸諸生留校安心讀書，其言則是。但不該對赴延安兩生加以責備。餘謂，如君獎許兩生赴延安，又焉得勸諸生留校讀書。有此兩條路，擺在前麵，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如君兩可之見，豈不仍待諸生之選擇。餘決不以為然。兩人力辯。芝生終於不歡而去。然芝生以後仍攜其新成未刊稿來盼餘批評，此亦難得。”馮先生比之錢穆，用今天的話，比較活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