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潔
孫潔，複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教師。
北平/北京和老舍創作的血肉關聯已不必再證。暫不論老舍寫的那些北京城的三教九流、男女老少、風物流轉、市井滄桑，他一生寫作的成敗也往往與能否終於“求救於北平/北京”老舍“這回還得求救於北平”，參見《我怎樣寫〈離婚〉》，《老牛破車》，《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9頁。相關聯。
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北京以“符號”、“人物”或“文化”的方式在老舍新中國時期創作中出場的情形，探討“北京”在老舍新中國時期文學作品中的隱現，厘清老舍第三次在文學上“回歸”北京的始末因由。
一
老舍一生的文學創作經曆過三次回歸北京說明：為了行文方便，除了注引，本文一律把“北平”和“北京”統稱為“北京”。，分別是1933年寫《離婚》，1942年動筆寫《四世同堂》和1956年寫《茶館》。
返歸北京，是因為離開在先。每一次離開，都是因為要寫有政治意義的作品；每一次回歸，都是因為一寫指向政治的作品，老舍就找不到自己了——作家本人更多地表述為“生活”。
和幾乎所有小說家一樣，老舍的創作生涯也是從寫故鄉背景和少年經曆開始的，用他自己的話說：“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這兩個字就立刻有幾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開映。”老舍：《我怎樣寫〈離婚〉》，《老牛破車》，《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9頁。從《老張的哲學》到《二馬》，老舍旅居英國期間寫的三部小說都是寫北京人的日常起居和心理狀態的，唯一的不同是第三部《二馬》，故事展開的背景改為倫敦，老舍把老馬和小馬兩個北京人拋擲在倫敦人的白眼和偏見之中，任由他們自生自滅，企圖從中完成中英兩國國民性比較的偉大事業老舍：“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於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語出《我怎樣寫〈二馬〉》，《老牛破車》，《老舍全集》第16卷，第173頁。。但是，老舍的第四部長篇小說《小坡的生日》，從背景到人物完全地離開了北京，寫的是南洋小朋友的生活和夢境。老舍說，到新加坡之前，他在寫一個愛情小說《大概如此》，但是，一到新加坡，他的“思想猛的前進了好幾丈，不能再寫愛情小說了！”老舍：《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老牛破車》，《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1頁。
“思想猛的前進了好幾丈”顯示了對政治的關切，從此老舍不再是那個用寫作填補寂寞的老舍，這也為他歸國後寫作的兩部長篇小說《大明湖》和《貓城記》埋下了伏筆。《小坡的生日》、《大明湖》、《貓城記》這三部長篇都有很強的政治隱喻或政治指向，並且都不是以北京為背景的，也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小說中有北京人的形象目前唯一有關《大明湖》的介紹文字就是老舍的《我怎樣寫〈大明湖〉》了，但是從這篇文章介紹的故事梗概看不出《大明湖》的人物設計裏有確切的北京人的形象，而小說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濟南。從《我怎樣寫〈離婚〉》所表白的“求救於北平”，也猜想出《大明湖》沒有寫有關北平的人和事。。關於《大明湖》和《貓城記》因“故意的禁止幽默”導致的作品枯燥無趣——其實就是失去了作者本人獨特的語言風格和敘述特長，老舍調侃道，可以讓人明白“一條狗很難變成一隻貓”《我怎樣寫〈貓城記〉》，《老牛破車》，《老舍全集》第16卷，第187頁。。我認為這兩部作品和此前的《小坡的生日》因為北京和北京人的不在場導致的作品本身的空洞也可以如是理解。因此，隨後《離婚》的“求救於北平”不應僅理解為一次寫作策略的變化，而應理解為老舍終身的寫作密鑰。
從《離婚》開始，老舍一直走在“求救於北平”的軌道上，這造就了老舍創作的無可替代、時不再來的高峰，直到抗戰爆發。
抗戰伊始老舍的亢奮完全是和文學史的亢奮同步的。大致上從1938年到1941年，老舍創作了大量的大眾文藝作品，並且努力地探討寫大眾文藝的技巧和方法，這四年幾乎顛覆了老舍前十年寫作的全部努力，也包括“求救於北平”的自省。也是在這四年內，新文學從五四發源彙成的壯麗河流幾乎被阻斷，一時間，除了大眾文藝不可替代的當家花旦的地位，由報告文學取代了五四的小說傳統，由街頭劇取代了五四的話劇傳統，由朗誦詩取代了五四的新詩傳統，而此前已蔚為大觀的京派文學和海派文學的自由主義文學傳統隻在“孤島”殘存了些許餘緒。現在回過頭去再檢視抗戰前四年的文學史，說滿目荒涼有點過了，但屬於文學本身的起色卻也未見端倪。1902年，梁啟超曾寫《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稱：“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這開啟了五四新文學的道統的一麵。這個側麵在“啟蒙派”、“救亡派”、“自由派”各有勝擅的二三十年代沒有更多的騰挪空間，但到了全民禦敵的抗戰年代卻大放異彩、獨步文學領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