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休假回家，假期滿了，我又請過兩次假留在家裏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個月。我看見她病情日趨嚴重，實在不願意把她丟開不管，我要求延長假期的時候，我們那個單位一個“工宣隊”頭頭逼著我第二天就回幹校去。我回到家裏，她問起來，我無法隱瞞，她歎了一口氣，說：“你放心去吧。”她把臉掉過去，不讓我看她。我女兒、女婿看到這種情景自告奮勇跑到巨鹿路去向那位“工宣隊”頭頭解釋，希望他同意我在市區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個頭頭“執法如山”，還說：“他不是醫生，留在家裏有什麼用處！留在家裏對他改造不利。”他們氣憤地回到家中，隻說機關不同意，後來才對我傳達了這句“名言”，我還能講什麼呢？明天回幹校去！
整個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個插隊落戶的兒子在我們房間裏出現了，他是昨天半夜裏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請假回家看母親，卻沒有想到母親病成這樣。我見了他一麵，把他母親交給他，就回幹校去了。
在車上我的情緒很不好。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在幹校待了五天，無法同家裏通消息。我已經猜到她的病不輕了，可是人們不讓我過問她的事。這五天是多麼難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幹校的造反派頭頭通知我們全體第二天一早回市區開會。這樣我才又回到了家，見到了我的愛人。靠朋友幫忙她可以住進中山醫院肝癌病房，一切都準備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麼希望住院前見我一麵，我終於回來了，連我也沒有想到她的病情發展得這麼快。我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說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說：“你安心治療吧。”她父親也來看她，老人家雙目失明，去醫院探病有困難，可能是來同他的女兒告別了。
我吃過中飯就去參加給別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會，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個，其中有一個我的熟人王若望同誌，過去，也是作家，不過比我年輕。我們一起在“牛棚”裏關過一個時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肯聽話，他貼出大字報，聲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給捉去關了一個時期不算，還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監督勞動。在會場裏我一直在做怪夢。開完會回家，見到蕭珊我感到格外親切，仿佛重回人間。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講話，偶爾講一句半句，我還記得她講了兩次：“我看不到了。”我連聲問她看不到什麼？她後來才說：“看不到你解放了。”我還能回答什麼呢？
我兒子在旁邊，垂頭喪氣，精神不好，晚飯隻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著他小聲說：“他怎麼辦呢？”他當時在安徽山區農村插隊落戶已經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沒有人管，生活上不能養活自己，而且因為是我的兒子給剝奪了好些公民權利。他先學會沉默，後來又學會抽煙。我懷著內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後悔當初不該寫小說，更不該生兒育女。我還記得前兩年在痛苦難熬的時候她對我說：“孩子們說爸爸做了壞事，害了我們大家。”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沒有出聲，我把淚水全吞在肚裏。她睡了一覺醒過來，忽然問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說：“不去了。”就是那個“工宣隊”頭頭在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於校，就留在市區。他還問我：“你知道蕭珊是什麼病嗎？”我答說：“知道。”其實家裏瞞住我，不給我知道真相，我還是從他這句問話裏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動身去醫院，一個朋友和我女兒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車來。她顯得急躁又有些留戀，東張張，西望望，她也許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這裏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塊大石頭。
將近二十天裏，我每天去醫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著她，同她短短地談幾句話，她的病情變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卻一天天大起來，行動越來越不方便。當時病房裏沒有人照料，生活方麵除飲食外一切都必須自理。後來聽同病房的人稱讚她“堅強”，說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掙紮著下了床走到廁所。醫生對我們談起，病人的身體受不住手術，最怕她的腸子堵塞，要是不堵塞，還可以拖延一個時期。她住院後的半個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來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時間，是我和她在一起度過的最後的平靜的時刻，我今天還不能將它忘記。但是半個月以後，她的病情又有了發展，一天吃中飯的時候，醫生通知我兒子找我去談話。他告訴我：“病人的腸子給堵住了，必須開刀。開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許中途出毛病。但是不開刀，後果更不堪設想，他要我決定，並且要我勸她同意。”我做了決定，就去病房對她解釋，我講完話，她隻說了一句：“看來，我們要分別了。”她望著我，眼睛裏全是淚水。我說：“不會的……”我的聲音啞了。接著護士長來安慰她，對她說：“我陪你，不要緊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時間很緊迫。醫生護士們很快作好了準備，她給送進手術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術室門口的。我們就在外麵廊上等候了好幾個小時，等到她平安地給送出來，由兒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兒子還在她的身邊守過一個夜晚。過兩天他也病倒了，查出來他患肝炎，是從安徽農村帶回來的。本來我們想瞞住他的母親，可是無意間讓他母親知道了。她不斷地問：“兒子怎麼樣？”我自己也不知道兒子怎麼樣，我怎麼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進空空的、靜靜的房間，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一切都朝我的頭打下來吧，讓所有的災禍都來吧。我受得住！”
我應當感謝那位熱心而又善良的護士長，她同情我的處境，要我把兒子的事情完全交給她辦。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檢查，讓他很快住進別處的隔離病房，得到及時的治療和護理。他在隔離病房裏苦苦地等候母親病情的好轉。母親躺在病床上，隻能有氣無力地說幾句短短的話，她經常問：“棠棠怎麼樣？”從她那雙含淚的眼睛裏我明白她多麼想看見她最愛的兒子。但是她已經沒有精力多想了。她每天給輸血、打鹽水針，她看見我去，就斷斷續續地問我：“輸多少cc的血？該怎麼辦？”我安慰她：“你隻管放心，沒有問題，治病要緊。”她不止一次地說：“你辛苦了。”我有什麼苦呢？我能夠為我最親愛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興！後來她的身體更不行了。醫生給她輸氧氣，鼻子裏整天插著管子。她幾次要求拿開，這說明她感到難受。但是聽了我們的勸告她終於忍受下去了。開刀以後她隻活了五天，誰也想不到她會去得這麼快！五天中間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著她在受苦（我是設身處地感覺到這樣的），可是她除了兩三次要求搬開床前巨大的氧氣筒，三四次表示擔心輸血較多、付不出醫藥費之外，並沒有抱怨過什麼，見到熟人她常有這樣一種表情：請原諒我麻煩了你們。她非常安靜，但並未昏睡，始終睜大兩隻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著，望著，好像在望快要燃盡的燭火。我多麼想讓這對眼睛永遠亮下去！我多麼害怕她離開我！我甚至願意為我那十四卷“邪書”受到千刀萬剮，隻求她能安靜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讀梅林寫的《馬克思傳》，書中引用了馬克思給女兒的信裏的一段話，講到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說：“她很快就咽了氣。……這個病具有一種逐漸虛脫的性質，就像由於衰老所致一樣，甚至在最後幾小時也沒有臨終的掙紮，而是慢慢地沉入夢鄉，她的眼睛比任何時候都更大、更美、更亮！”這段話我記得很清楚，馬克思夫人也死於癌症。我默默地望著蕭珊那對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這段話，稍微得到一點安慰。聽說她的確也“沒有臨終的掙紮，”她也是“慢慢地沉入夢鄉”。我這樣說，因為她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不在她的身邊，那天是星期天，衛生防疫站因為我們家發現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來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願意到醫院去照料她，講好我們吃過中飯就去接替。沒有想到我們剛剛端起飯碗，就得到傳呼電話，通知我女兒去醫院，說是她媽媽“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靂！我和我女兒女婿趕到醫院。她那張病床上連床墊也給拿走了。別人告訴我她在太平間。我們又下了樓趕到那裏，在門口遇見表妹，還是她找人幫忙把“咽了氣”的病人抬進來的。死者還不曾給放進鐵匣子裏送進冷庫，她躺在擔架上，但已經給白布床單包得緊緊的，看不到麵容了。我隻看到她的名字。我彎下身子，把地上那個還有點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幾下，一麵哭著喚她的名字。不過幾分鍾的時間。這算是什麼告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