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講這個故事之前，我想先說一下什麼是安樂死。其實，安樂死的意思並不難，就是它的字麵含義“平靜的死亡方法”。它是英語Uthanasia翻譯過來的。所謂“平靜的死亡方法”，不用說，指的就是讓身患絕症的病人在瀕臨死亡時免受無盡的痛苦，利用注射藥物或其他方法，盡量減少病人的痛苦，讓病人在安樂中死去。據說—這種方法竟然在羅馬帝國時代就已經非常盛行了，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也描述了通過安樂死讓人死亡的事情。我不知道日本自古以來有沒有人探討過安樂死，但被迫施行安樂死的醫生肯定不在少數。
我從T醫科大學畢業後的兩年間，一直在內科教研室B老師的指導下進修。之後我回到家鄉美濃深山的H村，在那裏開了家診所。朋友們都勸我在東京開業行醫，可我壓根兒就不喜歡城市的氛圍，最終還是選擇了悠閑的山村生活。在這個偏僻的小山村裏有學問的人很少，所以我診所的生意十分興隆，就連十裏以外的病人都會專門趕來看病。我每天騎著馬，往往要走兩三裏地去給病人看病。
在內科教研室實習期間，我親眼目睹了許多臨終前的病人，由此開始認真考慮安樂死的事情。我常常想，在身患絕症的病人臨死之際，通過注射樟腦液等強心劑，讓病人逐漸衰弱的心髒勉強興奮起來，無端延長患者的痛苦，果真是恰當的做法嗎？在癌症患者臨終之際，給他服用大量的嗎啡，完全消除他的痛苦，讓他平靜地像入睡一樣死去，這對患者來說可是功德無量的事情呀！其實，急性腹膜炎患者的痛苦，是讓人慘不忍睹的。看著病人在床上翻來覆去，呻吟掙紮的樣子，要是不狠下心來的話，你是絕對做不出給他注射強心劑這一決定的。又如，患上腦膜炎後，病人會意識全無，隻能感覺到劇烈的疼痛，生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讓病人早點兒安詳地死去，也是符合人道主義的。
我想人之所以害怕死亡，最主要的原因是畏懼臨死前的痛苦，即所謂的“臨死之苦”吧。如果沒有臨死前那種無法訴說的痛苦的話，人們就不會那麼畏懼死亡了。很多老人都會反複說想得腦溢血之類的病猝然死去。人越臨近死亡當然就越容易想到死的事情，考慮到死亡這個事情的時候，老人們肯定都是願意安詳地死去的。據說羅馬的奧古斯都大帝在臨死前也大叫“讓我安樂死！讓我安樂死”，如果換作是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後，在臨終前劇烈的疼痛來臨之時，我肯定也會選擇安樂死這種方式來逃避那種疼痛的。很多情況下，其實是病人的家屬實在不忍心看著病人那麼痛苦，他們會請求醫生：既然已經無法治愈了，還不如讓病人少受病痛的折磨，早點兒安詳地死去為好。有時也會有病人親自懇求醫生讓自己早點兒死去。這些例子以前是很常見的。
可是現在的醫生，根據法律不會隨便讓病人在任何情況下死去的。也就是說，如果醫生故意施行安樂死術的話，是要受到相當嚴厲的懲罰的。所以任何一位醫生，在明知隻會徒增病人痛苦的情況下，也隻能嚐試用注射樟腦液等方法，盡量延長病人十分鍾、二十分鍾毫無意義的生命。所以可以說，按照“臨終前要注射樟腦液”這一無意識的慣例，不顧患者痛苦的做法，是現今醫生們的一大通病。不過，這不是醫生的問題，而是法律存在問題。當然，有的病人通過注射樟腦液而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因此可能有人會反駁我說，為絕望的病人嚐試注射樟腦液的做法難道不是醫生的職責嗎？可我認為，要不要注射樟腦液要根據病人所患的疾病來決定。對急性肺炎患者使用樟腦液會有奇效，可對惡性腫瘤患者來說，就不會有奇跡出現了。而且患惡性腫瘤的病人會伴有劇烈的疼痛，如果你親眼看到病人那種疼痛難忍的樣子的話，你無論如何都不會無動於衷的。據說在歐美各國，因人們不忍看到用於醫學研究實驗的動物遭受巨大的痛苦，都出現了所謂的反對生體解剖運動。特別是在英國，除非獲得許可，一般對動物施行手術時必須要在麻醉狀態下進行。就連動物的苦痛都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人的苦痛當然就更需要醫生們的注意了。既然消除病人的苦痛是醫學的目的之一，我認為醫生就應該通過研究分析來實施安樂死術。
不過，我在內科教研室進修期間，一次也沒給病人實施過安樂死。這是因為，要是違背法律實施安樂死而被發現的話，我個人倒無所謂，關鍵是會牽連到以B老師為首的全體教研室的同事們。因此，盡管我內心並不願意那麼做，可還是和其他醫生一樣狠下心來讓患者承受無意義的痛苦。這樣的事情越多，我內心就越想盡快離開這個都市，以便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行醫。況且，我的母親還一個人在家鄉孤獨地等著我回去，所以兩年的進修時間讓我覺得非常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