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風
大約是受了文化研究的影響，文學製度研究是近幾年興起的一種新的文學研究視角，陳思和、洪子誠等專家在這方麵做出了開拓性的成就，而王本朝的《中國現代文學製度研究》和《中國當代文學製度研究》則是這方麵研究的代表之作。文學製度研究的特點是更為關注文學發展背後的製度因素，比如國家在某一時期的文學（文化）政策、作家社團、文學社團的組織機製、報刊、出版社、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機製、文學的評獎和審查機製以及讀者的接受機製、文學批評的約束引導機製等等，認為這些都參與了文學場域與文學話語的建構，對文學活動的形態、文學的發展、文本構成、風格流派等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這一認識顯然突破了長期以來單純從審美角度或文本角度來理解文學，把文學史看成美學史、思想史或形式史的研究思路，為我們更為全麵地了解文學的發生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王本朝說得更為清楚，他認為“文學製度支配、控製、引導文學的觀念、形式和審美的發生和生成，使文學超越作家的個人世界，超越純粹的文本形式和語言領域，進入社會的公共空間，成為擁有強烈的社會意識的審美對象。因此，文學製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社會化和現代化，並成為其重要組成內容”（《中國現代文學製度研究》）。
就中國現代文學來看，其發生與發展有著遠遠超出作家個人因素的、極為複雜的製度性原因，在這些製度性原因中，文學社團又處在非常核心的位置。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最初的基本格局，就是以文學社團和文人團體為單位建構的。而在中國現代文學社團中，文學研究會被公認為是影響最大的。因此，把文學研究會作為對象，從文化研究角度進行研究，就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個案研究，同時也可以從中探查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機製，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學術意義。
那麼如何研究社團？如何研究文學研究會？傳統的研究方法或者是從作家作品、創作實踐的角度去研究，或者是從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去研究，而李秀萍的這部著作，則繼承了當今文學製度研究的最新成果，並卓有成效地把它運用到文學研究會的研究中，為文學社團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也為文學製度研究提供了一個普遍參照意義的個案分析。
本書在充分關注文學研究會建設文學製度所秉承的文化啟蒙宗旨的前提下，分別從“文學研究會的文學社團組織製度”、“文學研究會的職業作家創作製度”、“文學研究會的編輯體製與傳播製度”、“文學研究會的文學論爭與批評製度”等幾方麵對文學研究會製度體係進行了全麵而深入的分析，對拓寬與加深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解具有啟示意義，比如在“文學研究會的編輯體製與傳播製度”一章中，作者明確強調了傳播機製對中國文學“現代性”建構的重要意義，並通過翔實的史料，闡明了出版社的商業運作謀略，編輯者的立場與誌趣、欄目的設置與導向、發行網絡的規模等，對中國文學現代性建構的決定性意義，這些為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文學研究會的文學論爭與批評製度”一章中，作者通過分析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與鴛鴦蝴蝶派以及與學衡派的論爭，闡釋了文學論爭的雙重作用：一方麵通過論爭可以獲得話語權，最終達到規範新文學的目的，文學研究會也為此從理論到創作再到批評製訂了一整套具體的方案，這些顯然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學的正常發展；但另一方麵，作者也指出了論爭所帶來的內耗（與創造社的論爭），這在很大程度上又限製乃至損害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可以說，所有這些闡述，使我們看到了文學發展的豐富性和複雜性，看到了文學史並不隻是文學文本的機械串聯，而是一個綜合的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