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該地區發生了一係列動蕩。我意識到伊朗人其實並不是阿拉伯人。他們是波斯人，波斯人是與阿拉伯人有著不同曆史的另一個民族。2009年6月12日，反對黨候選人米爾·侯賽因·穆薩維的支持者在德黑蘭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被稱為“綠色革命”。他們的目標是抗議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重新當選伊朗總統。那場選舉的投票率高得令人難以置信，很多伊朗人懷疑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操縱選舉。在這場抗議活動中發生的一幕酷似1978年震驚全國的那場暴力活動，抗議者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警察向示威人群發射催淚瓦斯。在隨後的掙紮中，有將近四十名伊朗人被殺。這一幕在2011年2月再次上演，這一天被稱為“憤怒日”。反對派候選人穆薩維的忠實支持者想要舉行集會，表達對發生不久的“阿拉伯之春”的支持。但集會的火花很快就在毛拉的勸導和伊朗革命衛隊的血腥鎮壓下熄滅了。一些示威者遭到毒打和拘捕，年輕的激進人士退卻了，也許某一天還會出來抗議。
作為一名情報人員，我對舊有交流規則是否能夠繼續發揮作用沒有信心。你很難跟一個不想走到談判桌的對手談判。想要跟一個不尊重國際外交規則的政府達成共識也很困難。我們情報機構最好的希望就盯緊毛拉和伊朗政府，並盡力阻止他們可能計劃的任何嚴重傷害。這項任務確實很累人。
每當我想到“阿爾戈行動”的秘密能夠保守多久的時候，就會想到在希爾唐家的那個周日晚上。那天，我對“客人們”說，雖然他們可能很想把在德黑蘭發生的事情告訴別人，但是這是不被允許的。我們的保密基本上算是成功的。唯一走漏消息發生在事件被報道後不久，華盛頓的專欄作家傑克·安德森在他供稿的廣播節目裏說，兩個中情局特工扮演了“老母雞”的角色，掩護六個美國人通過梅赫拉巴德機場。我們都覺得他在中情局內部有認識的人，但是他的報道並沒有引起任何注意——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我們虛驚一場。吉恩·佩雷特爾後來跟別人合寫了一本關於這次營救行動的書，名叫《加拿大人的奇謀》，書中錯誤百出。他在書中說，所有的偽裝都是加拿大設計出來的。中情局看到之後，當然無不高興。
不論是我，還是幾位“客人”——我們都沒有寫過書。也沒有人能夠寫書，不過1997年，局裏對我進行了表彰。
那是中情局成立五十周年，為了慶祝這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日子，局裏谘詢了一家宣傳機構，得到的建議是稍微脫掉點神秘的偽裝，舉行一場公開活動。這一活動後來演化成一場內部提名，要選出中情局成立五十年來最優秀的五十名特工。結果，我竟然被選為這五十人之一。
“開拓者”獎章的頒獎詞中有這樣一段：“在中情局的全部曆史上的所有級別和領域，他們在追求使命的過程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績，樹立了讓他人學習的光輝典範。”當然了，那天還舉行了一場公開的頒獎典禮，還請來了媒體。“開拓者”勳章被頒發給當選的每個情報人員，有些頒發給了獲獎者的近親屬。
在媒體方麵，《紐約時報》的蒂姆·韋納第一個提出了采訪請求。不知道是誰把營救行動透露給了他，但是我告訴他不能用於報道。“有人會因此而受到傷害。”我說。他寫了一篇報道，但是沒有用伊朗行動的素材。後開，我向上級請示，我的想法被否定了，他們讓我就伊朗行動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丹·拉瑟的采訪。我反對說：“這是我們保守最嚴的秘密之一。”“局裏的宗旨要求你這麼去做。”領導對我說。所以我就按照領導的指示去做了。但是我必須得說，讓我把我們曾經做過的事情從自己嘴裏說出來確實很困難。
我擔心家人的安全，也擔心伊朗人在意識到自己被耍了之後會采取什麼行動。七樓上的服裝讓我不用擔心任何危險。“他們可能永遠連往你家走的車道都找不到。”一個局裏的高級官員說。他這些年去我家參觀過我的藝術工作室，知道不管是誰，要想開車穿過我家前一英裏長的土路可不容易。
真相既然已經披露出來了，那就沒有理由不跟公眾分享。科拉記得自己最後把事情真相告訴了婆婆，她婆婆有點惱慍。“你怎麼不早點告訴我呢？”她問科拉。“因為，”科拉解釋道，“這種事情最容易一傳十，十傳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