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父親任弼時
任遠誌
人們常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而我卻要說，父親是我一生的老師，盡管我15歲才見到他，19歲時，父親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大女兒，你回來啦！
抗戰勝利第二年，我15歲時，爸爸才有條件派人到湖南接我和妹妹遠征與他和家人團聚。1946年6月，人們帶我和妹妹離開老家湘陰唐家橋新屋，先到武漢住在吳德峰伯伯家，而後到達南京軍調部執行小組駐地。在那裏，曾憲植阿姨為我和妹妹添置了新衣服新鞋襪，把我們從頭到腳“武裝”起來，我既興奮，又緊張，爸爸到底是什麼樣呢？
幾天後，我和妹妹遠征乘飛機去延安，想到就要見到爸爸媽媽了，我心情更加激動。不料飛機抵達延安上空，因天氣不好，不能降落，隻好轉飛北平。我十分失望。
在北平，我見到了當時主持軍調處執行部工作的葉劍英伯伯和李克農伯伯。由於旅途顛簸，水土不服，加上精神緊張，我身體一直十分虛弱，本打算第二天乘原機飛往延安，葉伯伯恐怕我身體吃不消，便臨時決定留我在北平先休養一陣，於是妹妹遠征隨機先行赴延了。我留在“葉公館”休養，心中盼望著與爸媽團聚的日子到來。
長到15歲了，我還沒見到爸爸的麵，對母親也沒有什麼印象。隻聽說1931年，媽媽臨產前一周，爸爸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啟程赴中央蘇區工作，留下媽媽和即將出世的我。我出生後不到百天，媽媽便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懷中抱著吃奶的我被關進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關押中，媽媽堅貞不屈，裝作農村婦女，始終未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經黨組織和周恩來副主席等多方營救，將近一年，媽媽被釋放，我這個“小囚徒”也隨媽一同出來。周恩來副主席電示，要我媽媽立即去中央蘇區，媽媽為不影響工作，當機立斷地把我送回湘南老家，當時我奶奶健在。幾年後，母親又把長征途中生的妹妹遠征送回老家，六歲的我，算是第二次見到母親，但因年齡小，時間短，媽媽是什麼樣，我一點也沒有記住。後來，奶奶去世，我和妹妹就由鄰村的一位王奶奶照顧，老少三人相依為命，直到這次爸爸派人來接我。
7月11日，是朗朗的晴天，我又乘上赴延安的飛機。在北平時，我就向人們打聽爸爸媽媽的樣子，他們告訴我：“你爸爸戴著黑邊眼鏡，留著小胡子，手裏常拿著一根拐棍。你媽媽最好認，到了延安，你看到一個既矮又瘦的女同誌，你叫她媽媽準沒錯。”
終於盼到這一刻了，飛機降落在驕陽下的延安機場。
步出艙門，我一眼就看到了媽媽——又矮又瘦的媽媽，媽媽把我摟在懷裏，撫摸著我的頭和脊背，疼愛地呼喚我：“大女兒！大女兒！”正當我四下張望，尋找戴黑邊眼鏡留胡子的爸爸時，媽媽忙告訴我：“爸爸沒來，他去接從新疆監獄出來的叔叔阿姨去了，他可想你啦，咱們快回家吧！”
媽媽帶我進了延安城。在新市場——延安唯一的大街上，一輛中吉普在我們對麵停下來，媽媽忙告訴我：“快，去叫爸爸，那個剛下車的人就是你爸爸。”我看到爸爸果然像人們告訴我的那個樣子，隻是覺得他那身灰布軍裝不那麼合體。我快跑幾步，真想大聲呼喚十幾年來默默想念的爸爸，可終因從未叫過爸爸而沒有張口。爸爸和媽媽一樣，伸出雙臂，把我迎進他寬闊的懷抱，連連說道：“大女兒，你回來啦！大女兒，你回來啦！”
我撲在爸爸的懷裏，流著幸福的眼淚，感覺到自己再也不是孤兒了，我和別的孩子一樣，有親愛的爸爸媽媽，一種從未體驗過的幸福油然而生。
爸媽領我上了吉普車，車上已坐了好多人，第一排位子空著，看來是專門留給我們的。我坐在爸媽的中間，媽媽向我一一介紹車上的人，朱總司令、康媽媽、楊尚昆叔叔、李伯釗阿姨……
長輩們親切地笑著向我噓寒問暖，使我懂事以來第一次享受到這種融融的愛，我終於鼓足了勇氣，按照湖南老家對父親的稱呼，輕輕地叫了聲“爹爹”，沒想到第二排的朱總司令答應了。我納悶極了，轉過臉用十分不理解的目光看著這位慈祥的老人。媽媽忙給我解釋：“大女兒，陝北有個毛主席，還有這位朱總司令，我們延安的娃娃都叫總司令‘爹爹’。所以總司令以為你叫他哩！”這時“爹爹”伸過手摸著我的頭和藹地說：“大女兒，你來延安，見到你的爸媽，也見到了我這個‘爹爹’。”我高興地笑了。
吉普車把我們送到楊家嶺大禮堂，中央首長為新疆回來的同誌們接風，我隨爸媽也去了，但因為我太興奮，太激動了，根本吃不下飯，便獨自走到院子裏去了。
從兩湘水鄉到黃土高原，這裏的一切都令我倍感新奇。正在我琢磨著房子——窯洞，弄不清它是怎麼回事時，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輩走到我跟前，親切地撫摸著我的腦門，用湖南話問我：“你是哪個？你叫什麼？”他也是我們湘南人，他是誰呀？恰好這時，爸爸從大禮堂出來，急忙走過來向我介紹：“大女兒，快叫毛伯伯，這就是剛才在車上媽媽告訴給你的，咱們延安的毛主席呀！”我趕忙叫了一聲：“毛伯伯！”
這一天——1946年7月17日是永生不忘的日子，我認識了自己的爸爸媽媽，認識了許多中國共產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要能吃苦，要好好鍛煉自己
不久，爸爸把我送到延安中學讀書，我們全部住校，吃當時組織上規定的三種夥食標準的最低檔——大灶。星期六回家和父母團聚時才可以解解饞，爸媽的小灶、妹妹的中灶和我的大灶，三種飯菜合在一起吃。
一次，我生病了，好幾天吃不下飯，我的同學劉少奇伯伯的兒子劉毛毛向食堂要了點麵粉和鹽，煮成糊糊給我做“病號飯”。學校把我生病的情況通知了爸爸媽媽，請他們接我回家治病，可是爸爸既沒派人來接我，也沒派人來看我，我很不愉快，想故鄉，想帶我長大的王奶奶，甚至想大米粥，酸泡菜。
星期六，爸爸派一位叔叔接我回家了。一見麵，爸爸看我真的是病了，人也瘦了，心疼地說：“大女兒！我還以為你不習慣陝北的生活，吃不了苦，所以你的老師通知我時，我沒有去看你，也沒有讓叔叔去接你，希望你在學校鍛煉得更好些，原來你是真的病了呀！”我這才明白了爸爸的良苦用心，怨氣一掃而光。
這一次，爸爸留我在家裏休息了幾天，等身體好一些了，又馬上讓我回學校去，並囑咐我說：“要能吃苦，要好好鍛煉自己，要努力學習，長大了才能為國家做事，為人民服務。”
爸爸很疼愛我，從各方麵培養鍛煉我，當時部隊搞軍事訓練打靶時，爸爸常抽空參加，並且帶我去參加。15歲的我好奇心重，又不知道害怕，不管爸爸打什麼槍，我都要求打，什麼三八大蓋、小口徑步槍、手槍，就連後坐力很大的機關槍也不例外。
1946年在延安機場打靶的情景，至今我仍記憶猶新。其他槍種爸爸都同意我打，唯有機關槍爸爸不同意，他怕機關槍後坐力太大我承受不了，然而他禁不住我再三請求，勉強同意了。我興致勃勃地上了陣，盡管我自己完完全全按照要領去做，但終因人小、力小，一扣扳機還是把我震得往後退了。過後肩膀痛了好幾天，爸爸說我：“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常常參加射擊訓練使我的槍法大有長進。這樣，每逢朱總司令約爸爸休息去山裏打獵時，也帶我同去。
我的眼睛好，常常是我先發現目標；我的腿又勤，打到獵物，我都搶著跑去拾回；我還時時提些幼稚的問題，他們一邊回答我，一邊高興地笑。我為他們的打獵活動增加了不少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