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遊還重視“教民”。教農民重孝道，遵守傳統倫理道德，做善良的人。勸農民要勤儉，“我願鄰曲謹蓋藏，縮衣節食勤耕桑。追思食不饜糟糠，勿使水旱憂堯湯。”（《秋獲歌》，《詩稿》卷三十七）他認為淳樸忠厚的民風是國家太平的根基，“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歲暮感懷以餘年諒無幾休日愴已迫為韻》十首其九，《詩稿》卷三十一）批評“攘竊乃至忘君親”為“未俗”。（《感寓》，《詩稿》卷十九）詩人更教民愛國，“莫為躬耕便無事，百年京洛尚丘墟。”（《題幽居壁》，《詩稿》卷七十五）時刻不忘中原淪陷，收複故土，統一河山。
如何統治管理好農民，陸遊有自己的見解。他將“治民”形象地比喻為“牧羊”，《病中作》二首其二雲：
牧羊知治民，解牛得養生。一理儻造微，何事不可明。我老抱病久，頗窺古人情。唐堯授四時，帝道所以成。周家七百年，王業本農耕。造端無甚奇，至今稱太平。（《詩稿》卷三十五）《書意》三首其二雲：
解牛悟養生，牧羊知治民。通一萬事畢，我每思古人。小園財三畝，手自蓺嘉木。先當培其根，又戒無欲速。老鬆臥澗底，千歲陵冰霜。我豈樗櫟哉，但取無伐傷。（《詩稿》卷六十九）“牧羊”典出《漢書》卷五十八《卜式傳》：“式既為郎，布衣草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民富如羊肥，對人民，統治者應該加倍愛護，積極推行富民政策，不可欺壓摧殘。
陸遊重視農田水利建設，見《鏡湖》、《題門壁》、《題道旁壁》其二等詩。還重視農產品的價格問題，糧價過高或過低都會傷農。詩中多次寫到：“去秋宿麥不入土，今年米貴如黃金。”（《首春連陰》，《詩稿》卷三十一）“水旱適繼作，鬥米幾千錢。”（《鏡湖》，《詩稿》卷三十二）“千錢得鬥米，一觥當萬錢。”（《聞吳中米價甚貴二十韻》，《詩稿》卷七十九）“前年穀與金同價，家家涕泣伐桑柘。”（《豐年行》，《詩稿》卷三十四）“且祈麥熟得飽飯，敢說穀賤複傷農。”（《二月二十四日作》，《詩稿》卷一）詩人憂農民所憂。
陸遊關心農民，為民請命。淳熙八年（1181），紹興大水，良田被淹，災情嚴重。十一月，陸遊寄書給剛上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的好友朱熹，請他早來賑災，並請為災民減輕賦稅。
陸遊一直主張朝廷要“輕賦”，認為“輕賦”是富民之本。淳熙十六年（1189）四月十二日，他作《上殿劄子》雲：“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終必無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文集》卷四）隻有輕賦，才能讓百姓從根本上擺脫貧困，其它辦法都是其次的。
在《書通鑒後》一文中，陸遊針對司馬光財貨“不在民則在官”之說，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他說：“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並，或在釋老。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文集》卷二十五）他認為，天下財貨，上應在官，下應在民，隻有國、民雙富，才是“治世”。如財貨既不在官，又不在民，隻在權臣、貴戚等少數階層手裏，國、民雙貧，自非治世。因此，國家要長治久安，民富是本，“民力窮悴”便不可能成為“治世”。陸遊談的是曆史，卻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
陸遊批判官府對農民的“苛取”、“豪奪”。農民深受剝削壓榨，卻無法擺脫，陸遊深表同情。《書歎》雲：“齊民困衣食，如疲馬思秣。……有司或苛取，兼並亦豪奪。正如橫江網，一舉孰能脫。”（《詩稿》卷六十八）《太息》三首其三雲：“豪吞暗蝕皆逃去，窺戶無人草滿廬。”（《詩稿》卷五十九）陸遊主張對“盜”民要同情、寬容。“彼盜皆吾民，初非若胡羌。奈何一朝忿，直欲事毆攘。……撫摩倘有道，四境皆耕桑。”（《疾小愈縱筆作短章》，《詩稿》卷八十四）官府一定要善待農民，官有“道”，民則自然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