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詩人的社會地位
唐代是詩歌的國度。詩歌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文體，人們謀求仕途、抒情言誌、社交應酬、日常娛樂，都離不開詩歌。在唐代，詩人的地位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那便是：盡享榮耀。
帝王也作詩
詩歌地位的確立，跟帝王的創作有很大的關係。自從漢高祖劉邦開了帝王寫作詩歌的風氣之後，漢武帝劉徹也花費大量時間，從事詩歌創作，儼然半個詩人。漢末曹操更是於四海動蕩、軍政繁忙之際，在馬上橫槊賦詩，成就卓著，堪稱一代大詩人。曹氏家族詩人輩出，曹丕以帝王之尊，高度肯定詩賦的功用——“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植以其傑出的稟賦，用心於斯，成為一代詩宗。至此，詩歌已經成為華夏民族一樁非常崇高的事業，無論有才沒才、聰慧愚蠢，人們都要竭盡全力，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日夜苦吟。
到了唐代，詩歌的規則更加豐富，技術臻於完善，帝王們也更加熱情飽滿，紛紛染指。李唐王朝存在的二百八十餘年間，總共有二十三位皇帝，其中有詩歌作品留存到今天的就有十二位：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中宗李顯（哲）、睿宗李旦、玄宗李隆基、肅宗李亨、德宗李適、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懿宗李凗、昭宗李曄。此外，一般正統史學家將其排斥在李唐皇帝行列之外的武則天，也留下了一些詩歌作品。皇帝之外，皇後、貴妃、太子、王、公主，也有好多位是寫過詩的。《全唐詩》中，就收有文德皇後、徐賢妃、上官昭容、楊貴妃、江妃、章懷太子、韓王元嘉、信安王禕、宜芬公主等人的作品。皇帝當中，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的作品最多，在《全唐詩》中分別占了一卷的篇幅。
皇帝作詩是一件隆重的事情。中宗時，皇帝舉行國宴、遊覽，除了宰相，就隻有修文館的直學士們可以跟隨在皇帝身邊。皇帝有所感觸，寫了詩，就讓學士們唱和。雖然這些學士並沒有寫出像樣的作品，無非是些溜須拍馬、歌功頌德的套話，但這事情本身在當時是人人羨慕的。賀知章告老還鄉，臨別之際，唐明皇李隆基下令在長安城東門設帳，為其餞行，要求朝廷百官參加，李隆基本人也寫了送別的詩歌，這在當時也是一件轟動朝野的大新聞。白居易去世不久，新登基的宣宗李忱為了賜予他哀榮，也曾作詩吊唁：“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係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既高度評價了白居易詩歌作品的影響，也表達了對詩人的懷念之情。
當然，從藝術的角度講，唐代雖然有這麼多皇帝寫過詩，卻沒有一位是出色的詩人。太宗雖然是公認的一代英明君主，文武兼備，在詩歌上顯然也下過一些功夫，但是，他的作品仍然不免有“女郎詩”之譏。
不過，帝王們作詩，好壞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們重視詩歌這種文體，他們打心眼裏願意做一位詩人帝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都熱情洋溢地從事詩歌創作，整個社會自然會蔚成風氣；與此同時，皇帝的參與，也必然提高了詩人們的社會地位。換言之，這麼多皇帝以九五之尊，興致盎然地客串了一把詩人，至少說明，這詩人的頭銜在當時的確是發散出光芒的，是令人羨慕的桂冠。
皇帝重視士子的詩歌才華
皇帝畢竟是皇帝，通常要端端架子，不能什麼時候都親自出馬；再說，大唐皇帝的榜樣李世民確立的是勤政務實的作風，不像其他“多有才藝”的“亡國之君”，一味地沉湎於詩詞歌賦之中。因此，多數情況下，皇帝們都會讓別人作詩來“潤色鴻業”，歌頌偉大的時代或偉大的事件。
比如，武則天有一次遊龍門，為了留下曆史記錄，命令群臣賦詩，寫得又快又好的就賞賜他一襲錦袍。結果，左史官東方虯最先完成，就得了賞賜。拜謝之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屁股還沒有坐穩，宋之問的詩也完成了，而且文理俱美，人人稱讚，被評為第一。武則天於是下令，奪了東方虯手裏的錦袍，改賜宋之問。再比如，中宗有一年重陽日登高，曾下令讓二十四位大臣作詩紀念，結果，韋安石、蘇瑰最先完成。還有一次，金城公主奉命和蕃，中宗親自送到馬嵬驛，也曾讓群臣賦詩紀行。
皇帝重視作詩，也表現在對身邊大臣的詩作、詩才的誇讚上。有一次，太宗李世民作了一首《帝京篇》，命令李百藥賡和。李世民讚歎李百藥和作精妙，手批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長安流行春遊，宰相蘇頲作詩描寫，有這樣兩句：“飛塵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唐明皇很欣賞，於是掐了一枝禦苑中的鮮花插在蘇頲的頭巾上，當時人都覺得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康洽善於創作樂府詩，宮女、梨園都有將他的作品譜曲歌唱的。因此，玄宗也知道他的名字，曾經讚美了一番。他的朋友戴叔倫有詩寫到這件事：“一篇飛入九重門，樂府喧喧聞至尊。宮中美人皆唱得，七貴因之盡相識。”
玄宗誇讚過的詩人不隻康洽。天寶末年，玄宗有一次月夜登勤政樓，命令梨園弟子唱幾首歌曲湊興。有人唱起了李嶠的詩：“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隻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當時玄宗年事已高，記性不大好，問是誰的詩，有人回答說是李嶠的詩。隻見玄宗“淒然泣下”，說了句：“李嶠真才子也！”不等聽完曲子就離開了。第二年，安史亂軍攻占長安，玄宗慌忙之中逃往成都。一次登上白衛嶺，眺望良久，又聽見有人唱李嶠的詩，他又說了句：“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慨。
皇帝重視詩才，不是隻有空話一句，有時候還會落實在行動上：提拔或任用詩人。
唐代實行詩、賦取士的科舉製度。雖然並非詩寫得好的人就一定能夠考中進士，考中進士的也絕非個個都是詩人，但是，把詩才當作衡量人才的一種重要標準的做法，必然會激發、造成全社會重視詩歌、學習作詩的風氣，極大地提高了詩人的社會地位。唐代的科舉考試卷子分省試（在考場臨時寫出的詩歌，一般是五言律詩）和行卷（舉子事先準備好的作品，給考官或有影響的達官貴人、名流看的）兩個部分，省試固然很難產生優秀的作品，但是，行卷中是很有可能出現好詩的。
除了詩、賦取士的科舉製度，皇帝們也經常會有即興發揮，給一些詩人以額外的進身機會。
有人因為有詩名，意外得中進士。會昌五年（845年），主考官陳商準備放榜，武宗李炎責怪榜中沒有顧非熊（顧況之子）的姓名，命令有關官員將其追加上去。顧非熊是因為在當時很有詩名，所以有這個恩遇。
更多的人因為有詩名，得到較好的職位。杜審言因為受命作了一首《歡喜詩》，武則天欣賞他的文采，任命他為著作佐郎。德宗時，知製誥缺人，中書省兩次上奏人選名單，德宗都不批準。第三次請求禦批，這才批道：“給韓翃。”當時有兩個韓翃，一個是詩人，一個是江淮刺史，宰相不知道皇帝指的哪一位，皇帝就又批道：“‘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不久，韓翃就以駕部郎中升為知製誥。
憲宗皇帝似乎特別喜歡提拔詩人。有一次，他說：“我記得有一首《詠史》詩，這作者如果還活著，就讓他做朗州刺史。武陵桃花源，可以滿足詩人的興致。”詩是戎昱作的，他大概也沒有真的被派去做朗州刺史，但是，皇帝這麼惦記著他，在當時確實可算是一種榮譽。還有一次，憲宗因為熟悉李益的名字，就把他從河北召回京城，任命他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
宣宗曾問宰相：“詩人趙嘏，有好官做嗎？可以把他的詩拿來我看看。”宣宗本意是想了解一下趙嘏的情況，給他一個合適的職位。不料，趙嘏詩集的第一篇《題秦》詩有這樣兩句：“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宣宗當時就很不高興，提拔的事就吹了。
一般來說，唐代白衣書生要想進入仕途，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昭宗景福二年（893年），詩人鄭良士向皇帝獻詩五百首，馬上就被授予國子四門博士（正七品上），後來又升遷至康州、恩州刺史，兼禦史中丞。鄭良士因此被視為“詩可達人”的典型。
皇帝之外，王侯也有不少是很喜歡結交、賞拔詩人的。比如開元時期（713—741年），岐王李範就很愛跟文人儒士交往，劉廷奇、閻朝隱、張諤等就經常出入他的府邸，飲酒賦詩，日相娛樂。眾所周知，杜甫也曾是“岐王宅”的常客。
士大夫推重詩才
詩歌才華在唐代被認為是一種很重要的才華，一班喜歡獎掖後進的士大夫，也樂於對有詩才的後進加以獎拔，或為其延譽，或奉為上賓。
都說文人相輕，其實在唐代也有許多不但不相輕反而相推重的例子。王灣遊覽今天鎮江北固山，作了一首詩，詩曰：“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失（一作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江南意》，或作《次北固山下》）當時的宰相張說也是文壇領袖，他十分欣賞其中“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兩句，便親手將其書寫在宰相辦公室（政事堂）的牆壁上，經常讓能作詩的人看看，把王灣的詩句當作學習榜樣。
孟浩然四十歲的時候，為了謀求仕進，來到京城長安。一次在秘書省，雨後天氣，秋月如洗，一班詩壇名流聚在一起吟詩作賦，玩聯句成詩的遊戲。當孟浩然對出“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的時候，舉座讚歎其清絕，都停筆不再往下續。從此，丞相張九齡，侍禦史王維，尚書郎裴勝、盧僎，大理評事裴揔，華陰太守鄭倩之等等，都紛紛跟孟浩然結為忘形之交。張九齡、王維更是對其讚不絕口。
上文曾經提到過，有個叫康洽的詩人，因為詩寫得好，得到了玄宗的讚美。其實，他在士大夫中間也頗受歡迎，出入王侯貴主宅第，參加各種遊覽活動、宴會，達官貴人家的駿馬、仆人，都仿佛是他自己的，可以任意使喚。看他服飾玩物的光鮮珍貴，一般人恨不得一回到家裏就燒了自己的東西。安史之亂爆發前，康洽曾經密切往來的達官貴人有令狐楚、牛僧孺、沈傳師、王起四家父子兄弟，以及李德裕、李玨、楊漢公、趙蕃、張又新等人。一時貴人，皆有交往。
郎士元與錢起是齊名的詩人，當時朝廷自丞相以下，離開京城到外地做官、出差，若是沒有這兩位詩人的送行詩篇，都會感到臉上無光。可見，詩人在士大夫的社交場合是多麼地受歡迎。
唐代文人之中，張說、張九齡、賀知章、王維、韋應物、韓愈、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白居易等人都曾經熱心接引過在詩歌創作上表現出一定才華的後學。曾經做過國子監祭酒的楊敬之，更是古道熱腸，一旦得知他人寫了一句好詩，便整天掛在嘴上，如同有癮。其中，最有名的是他讚揚項斯的故事。因為他欣賞項斯的為人和詩才，於是在給項斯的贈詩中這樣寫道：“幾度見君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後來，“說項”便成了一個固定詞語。
詩人既然在士大夫階層是受推重的群體，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詩人尤其是優秀詩人，他們的仕途都很不順利呢？這能不能說明，唐代詩人的地位也不過是“光著屁股坐花轎”有名譽無實惠呢？《明皇雜錄·補遺》有一條說，唐代鼎盛時期的天寶年間，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都有詩名，但是卻都流落不偶，仕途坎坷，其原因都是他們“恃才浮誕”。這說法也許指出了部分原因，但肯定是不全麵的。古往今來，才華與命運的關係從來都是很複雜的，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規律；有個人原因，也有客觀情況。
比如，李商隱的一生，輾轉下僚，命運坎坷，我們似乎可以較為清楚地看到他的個人原因。李商隱幼時即能寫詩。他於弱冠之年，拿著自己的作品去拜訪當時的河陽節度使令狐楚，令狐楚一見之下就十分欣賞，加以禮遇，讓他跟自己兒子交往。李商隱參加進士考試的時候，令狐楚、令狐綯父子也在主考官高鍇那裏替他說好話，因而他順利地中了進士。不久，令狐父子又為他謀得了集賢校理的職位。但是，很快，李商隱又跟令狐父子的政敵王茂元密切往來，並且娶王茂元的女兒為妻。李商隱的這一舉動，受到了當時士流的普遍指責。因為，當時牛李黨爭十分激烈，令狐父子、王茂元分屬牛（僧孺）、李（德裕）黨。李商隱這樣腳踩兩船，自然受到了人們的非議，被認為是“詭薄無行”，受到了兩個方麵的共同排擠。跟他從小一起長大後來做了宰相的令狐綯，也“惡其忘家恩，放利偷合”，不肯提拔他。
而實際情況，可能不是那個樣子的。作為優秀詩人，李商隱可能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複雜，也可能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浮淺。他之所以跟王茂元密切來往甚至娶了他的女兒，可能是出於天真性格，對黨爭的殘酷性缺乏必要的認識，也可能是他為了追求愛情，忽略了家族恩怨，有點像莎士比亞筆下的羅密歐。當然，也有可能是李商隱對牛李黨爭持不以為然的態度，他對牛李黨的分歧不感興趣。
著名詩人張祜的命運也很有戲劇性。張祜早年就有詩名，據說曾得到過白居易的賞識。但是，當令狐楚將他推薦給朝廷的時候，卻受到了當時正被皇帝重用、也是著名詩人的元稹的阻撓。元稹對皇帝說出的理由是，張祜的詩才不過是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如果朝廷獎勵太過，可能會導致社會風氣的改變，言外之意是助長華而不實、投機取巧之類的風氣。當時皇帝顯然聽信了元稹的說法，張祜那一次到京城謀求進身，自然隻能以失敗告終，寂寞而歸。為此，他作詩自悼：“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這故事，表麵上看，張祜的坎坷好像是他的才華沒有得到元稹的賞識，而實際情況，可能不是這個樣子的。《舊唐書》令狐楚傳記載，自從元稹得到皇帝信任，被任命為學士，就開始討厭令狐楚跟皇甫鎛為了穩固恩寵相互勾結的做法，在一次起草詔令時，指出令狐楚曾在擔任地方長官時暗中破壞朝廷的出兵計劃，勾結奸邪黨人，妨礙了賢能之士的進身之路，令狐楚因此在心裏十分憎恨元稹。可見，元稹跟令狐楚之間是勢不兩立的關係。元稹阻撓張祜，根源很可能在令狐楚那裏：阻止政敵所推薦的人進入朝廷，乃是政治鬥爭的需要。張祜不幸成了這種鬥爭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