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說：雖“事忠賢極謹，而陰慮其不足恃，每進謁，輒厚賄忠賢閽人，還其刺”。至崇禎朝，“元年，起光祿卿”，後“禦史劾其黨邪，罷去。明年定逆案，論贖徒為民，終莊烈帝世，廢斥十七年，鬱鬱不得誌。”吳偉業在《馬阮始末》中說得更具體些：
及左（光鬥）、魏（大中）諸公被禍，大铖雖對客不言，而眉間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尋召為太常卿。居數月，複乞歸。崇禎元年，起升光祿寺。蓋大铖陰狡，雖附璫，心知不可久恃，凡書幣往來，隨購其名刺出。故籍璫時無片紙可據。至大中子學濂上疏，稱大铖實殺其父，始坐以陰行讚導，削奪配贖。欽定逆案，列名其中。
罷官期間的前十年，此人還算老實，伏居南京，杜門謝客，寫《燕子箋》。王士禛《池北偶談》載：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與予遊祖堂寺，憩呈劍堂，指示予曰：‘此阮懷寧度曲處也。阮避人於此山，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為節。客倦罷去，阮挑燈作傳奇，達旦不寢以為常。’在《燕子箋》第一出《家門》的《西江月》中，“老卸名韁拘管，閑充詞苑平章，春來秋去酒樽香，爛醉莫愁湖上。”可以視作他被斥回鄉，失意官場的寫照。
如果援周作人例，不以人廢文的話，單就這部《燕子箋》，平心而論，戲雖一般，但在語言上，達到如此詩化的高度，是不能不令人歎服的。前人詞句，為其所用，如同己出，那融通化脫的能力，簡直無與倫比。《花朝生筆記》稱他：“其所作諸曲，直可追步前人，至於《燕子箋》則美不勝收矣。”《曲欄閑話》也稱他：“圓海詞筆，靈妙無匹。”
阮大铖寫的戲，其詞藻之華彩，文字之典雅，情致之柔曼，格調之清麗，確有不同凡響之處。同時代人的張岱，指出他的語言，“句句出色，字字出色”，雖然有點溢譽，但從琳琅滿目的佳句看，說他得晚唐詞人三昧，有五代《花間》餘韻，倒也不算過分。
張岱在《陶庵夢憶》書中《阮圓海戲》短文裏，提到他“在其家看《十錯義》、《摩尼珠》、《燕子箋》三劇”，阮大铖將戲中“串架鬥筍、插科打諢，意色眼目，細細與之講明，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不盡”。雖然，張岱對其作品的藝術成就，持十分推崇的態度。但在政治上也還是同他保持距離：“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靜，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為士君子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但他終究是藝術家，唯美主義者，認為“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
這大約是1644年明亡前的兩三年間事。
張岱，作為一位純粹的文人，也許意識不到國土日，危機臨近，也許預料不及大好河山，即將易色；但一向以“談兵論劍”自雄，頗有幾分軍事頭腦的阮大铖，對關外壓境的清軍，節節進逼，迫近京畿的流寇，坐大成勢的局麵，大明王朝的末日，為時不遠，已經看得很清楚。所以，這十七年間，前期的他，猶能韜光養晦，蟄居地下，因為前景不明。後期的他，開始不安於位，蠢蠢欲動，實在像一條冬眠的蟲豸，預感驚蟄節氣將至，要從地下爬出地麵，來迎接屬於他的春天了。
在中國，大文人通常被政治搞，小文人才熱衷於搞政治。阮大铖當然不願被政治搞，所以拚命要搞政治，這也是他的性格所致。性格即命運，最後，連小文人也作不成，一心一意做小人，而且要做最壞的小人，於是，他就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個無恥之徒。
那時的金陵城，北都貴遊子弟，越江而來，江南四大公子，雲集白門。甲申前數年間，斯文雅集，再振六朝風流，冠蓋軒冕，重現江左豐彩。秦淮河上，槳聲燈影，莫愁湖畔，遺簪墮珥，鳳凰台下，舄履雜遝，蔣山之巔，觥籌交錯……但是，所有這些文人雅士的聚會，名媛豔伎的茶敘，阮大铖休想收到一份請柬。甚至跟他有通家之好的侯朝宗，就是和李香君談戀愛的那個侯方域，也竭力疏遠他，冷淡他。
但這個阮大铖，雖到處碰壁，卻從不喪氣，雖忍辱負重，卻筆耕不輟，終於寫出字字珠璣的《燕子箋》，以及另外十種傳奇，還有一本《詠懷堂詩集》。你可以卑視其人，但你卻不能小看其文，你可以否定他的人格，但你卻不能抹煞他的精神。《明史》在其本傳中稱他：“機敏猾賊，有才藻”，是極其準確的結論。
這七個字，並不是所有小人、壞蛋、敗類、蟊賊、混賬、惡棍、偽君子、假道學之輩，都能當得起的。一般說來，以上這類東西，“猾賊機敏”者，是有的，“才藻”二字，就鴉鴉烏了。如今阮大铖的衣缽傳人，在文壇上走動的小混混們，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說句不敬的話，九斤老太的“今不如昔”論，未必沒有道理。文章寫得那個臭，學養顯得那個差，有一臉狺狺然的惡相，無咬斷筋骨的犬牙，真是為之抱憾。
所以，我賓服這個阮大铖，他壞蛋，壞得有水平，他混賬，混得很出色，要比當下罵人罵不到點子上，打人打不到坎節處，嗓子雖高，智商卻低，放屁很響，才氣毫無的文學垃圾，不知強多少倍？
當時，從地下出土的阮大铖，想打開局麵，談何容易？魏璫門客，聲名狼藉，列名逆案，臭不可近。正人君子無不躲避他，設法繞開這泡臭狗屎。於是，在南京，隻有同科考中的馬士英，與他“相結甚歡”。馬士英，字瑤草，和他一樣，也是個有才無品的文人。詩寫得還可以，官做得很差，這時，因貪賄，被革職，在白門閑住，與大铖“日夕過從，遂成莫逆”。除他而外，正派人不是把後背衝著他，就是報以白眼。甚至賠錢賺吆喝，做過蝕本買賣，努力巴結討好，也隻能討來沒趣。吳偉業《梅村文集》中，有一則生動的記載：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為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閹黨也，通賓客，蓄聲伎，欲以氣力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生未有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棣下，召其家善謳者，歌主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偵客雲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半，酒酣，輒眾中大罵曰：“若璫兒媼子，乃欲以詞家自贖乎？”引滿泛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