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少數民族詩歌從表層結構到深層意蘊，都有濃鬱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其鮮明的民族特點和藝術特征，是中華詩壇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中華主流詩歌一起，彙成了中華詩壇雄渾的交響曲，顯示出詩的國度的萬般氣象，使中國的詩歌園地煥發出無窮的生命力。但少數民族詩歌的上述特點，卻不是孤立的，因為無論少數民族文學內部還是漢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之間，都有密切的關係。這與中華文化板塊結構有關。
先秦時期，中華文化的四大板塊結構業已形成，四大板塊可以用文化圈和文化區來標定，它們是（：一）中原旱地農業文化圈。它包括黃河中遊文化區和黃河下遊文化區；（二）北方森林草原遊牧狩獵文化圈。它包括東北文化區、內蒙古高原文化區和西北文化區；（三）西南高原農牧業文化圈。它包括青藏高原文化區、四川盆地文化區和雲貴高原文化區；（四）南方稻作文化圈。它包括華中文化區即長江中遊文化區、華東文化區即長江下遊文化區、華南文化區即珠江流域文化區。四大板塊在新石器時代奠定，在夏商周形成，各有明顯的特征。以石器而言，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帶為細石器文化，江南文化圈為帶肩石斧和有段石锛，華南文化區更以大石鏟文化聞名。在總體發展水平上，中原文化圈程度最高，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圈。在民族分布上，中原文化圈主要為華夏所居，是漢語的發祥地；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自東而西依次為阿爾泰語係滿——通古斯語族、蒙古語族、突厥語族各族所居；西南文化圈主要是漢藏語係藏緬語族諸族分布；江南文化圈則是越人和武陵蠻的天下。四大文化圈以中原文化圈為中心，其它三個文化圈的九個文化區像九個互相套住的鏈環，自東北繞過西北、西南、華南直至華東，呈匚形，它們是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等各少數民族先民所居。這就是先秦古籍所說的“四夷”，《尚書·旅獒》在描繪華夏與四夷的關係時說：“四夷鹹賓。”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雲：“羌，西戎，羊種也，從羊兒，羊亦聲。南方蠻、閩從蟲。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從羊……唯東夷從大，大，人也。”這是以圖騰表示民族。《春秋公羊傳·魯成公十五年》說“內諸夏而外夷狄”，這說明，周邊少數民族祖先各有自己的生活區域和習俗。有自己的社會生活便有自己的文學，有自己的詩歌。這一格局一直延續到後世，至今也沒有完全改變。唯一變化的是主流文化由於不斷壯大，擴展到周邊各民族文化圈，使中華文化呈現出交融狀態。各文化圈之間、文化區之間、民族之間、族群之間，存在著四條紐帶，這就是政治一體、經濟互補、文化互動和血緣互滲。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曾經存在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說存在過不少地方政權，有的是少數民族上層建立的，如十六國時期中的十三國，是北方和西北鮮卑、氐羌、匈奴等建立的；春秋戰國和五代十國，多數是漢族或漢族祖先建立的。然而從總體上看，和占三分之二以上，分占三分之一不到。中國的地方政權一般有個特點，即其首領常常是雙重身份，在自己的區域內稱王，有單於、汗、可汗、讚普、君、王等頭銜，另一方麵他往往又接受中央政權的封號，以臣事之，按時納貢。有的可汗還是中央皇帝封的，如鄂爾渾回紇汗國（744—845 ）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封號“英武威遠毗伽可汗”，就是唐肅宗李亨封的，李亨還派自己的堂弟為冊封使，龐大的使團帶去了冊封詔書、印璽和大量賀禮，非常隆重。這種對下稱君對上稱臣的格局，是中國政治格局的一大特色，它造成了政治一體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對國家的統一，民族之間的密切交往和團結，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經濟上的互補最明顯的是“茶馬貿易”，也就是遊牧民族需要中原民族的糧食、茶葉、金屬等農產品；而中原則需要遊牧民族的肉類、奶類、皮毛等土特產，彼此在長城腳下交易。宋代始，朝廷在秦州、成都等地建立茶馬司，明擴大到洮（甘肅臨洮）、河（甘肅臨夏）等地，清代茶馬司置大使，意在通過官方控製和促進茶馬貿易。民族地區有豐富的礦產、森林、良馬、肉奶製品、藥材、玉石、水果、水力等資源，有“動物王國”、“植物王國”、“有色金屬王國”、“花果之鄉”、“水稻之鄉”、“綠色寶庫”之美譽，皆為內地所需。而內地有發達的農業、手工業、絲綢業，是民族地區必不可少的，因而曆史上經濟交流頻繁，即使上層之間爭戰，民間貿易也沒有停止。一條西去的陸上“絲綢之路”和一條南去的海上“絲綢之路”，就把中原和邊疆串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