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思維敏捷，做事有條不紊，著裝簡樸整潔，然而，他的性格中有一處與眾不同的地方，頗使我這個與他同居一室的人心煩。那就是他在個人習慣方麵一塌糊塗。我自己在這方麵也並不是無可挑剔。
我曾在阿富汗工作過，那兒惡劣的工作環境使我形成了很隨便的生活習慣和與醫生不相稱的馬虎作風。不過，我雖然馬虎卻有限度。當我看到有人將煙頭扔在煤鬥裏，將煙葉塞在波斯拖鞋裏，將一些尚未答複的信件用大折刀插在木製壁爐正上方時，我便開始自鳴得意起來。我一直認為，練習手槍應該屬一種戶外消遣，福爾摩斯卻不這麼認為，他隻要來了興致，就會坐到扶手椅裏，拿起他那支手槍和一百盒子彈，以維多利亞式的愛國熱情，將對麵牆壁打得幹瘡百孔。我強烈地感到，他這麼做既不利於改善室內的空氣，又不利於改進房屋的外觀。
我們的房間裏到處都是化學藥品和罪犯的遺物，而這些東西經常鑽到了意想不到的地方，有時出現在黃油盤裏，有時甚至從更想不到的地方冒出來，然而最讓我頭疼的還是他的那些文件。他最不願意銷毀文件，尤其是有關以前案情的文件。一 兩年之中他隻集中精力整理一次。因為，就像我在回憶錄中曾經提到過的，他隻有成功地辦完某個案件時，才會爆發這種熱情。熱情過後他又恢複了冷漠，每天抱著小提琴和書本，除了從沙發邊走到桌旁，他幾乎寸步不移。由於日積月累，他的文件越來越多，直到屋裏每個角落堆滿了一捆捆的文件。即便是這樣，他也不願燒毀這些文件，也不願別人移動這些文件。
一個冬天的夜晚，當我們一塊坐在壁爐旁時，我突然提議到，既然他已經把摘要抄進了備忘錄，不妨利用接下來的兩小時，把我們的房間弄得稍微舒服一點。他無法反駁這一合理的要求，於是麵帶怒容地走進臥室，沒過多久，他拖著一隻大鐵皮箱出來了。他把箱子放在地板中央，在大箱子前麵的一張凳子上蹲下來，然後打開箱子。箱內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擺了文件，所有的文件都用紅帶子紮成了一捆一捆的。
“華生，箱子裏已經裝了不少文件了，”福爾摩斯用他那雙愛捉弄人的眼睛望著我，說道。“我想，如果你早就知道這個箱子裏裝了些什麼，你就會叫我把箱子裏的文件拿出一些來，而不是叫我把另外的文件添進去了。”
“這些是不是你以前辦理過的案子的記錄？”我問道，“我一直想了解了解這些案子呢。”
“是的，年輕人，它們都是我成名前辦過的案子。”福爾摩斯輕輕地取出一捆捆文件，顯出非常愛惜的樣子。“這些案例辦得並不都很成功，華生，”
他說道，“不過其中倒是有不少趣事。有塔爾頓凶殺案，有凡貝裏酒商案，有俄國老婦曆險案，還有鋁製拐杖奇案以及跛子裏科利特與其惡妻案。再看這一宗案件，它還真有點離奇呢。”
他把手伸進箱內，從箱底取出一隻小木匣，匣蓋是活動的，就像一隻兒童玩具盒。福爾摩斯從小木匣裏拿出一張皺巴巴的紙，一把老式銅鑰匙，一隻帶線團的木釘和三個生鏽的舊金屬圓板。
“喂，朋友，你猜這是些什麼東西？”福爾摩斯一麵觀察著我的表情，一麵微笑著問道。
“它們看起來倒真像罕見的收藏品。”
“確實罕見，要是你聽說過由它們引發的故事，你會更吃驚呢。”
“這麼說，這些收藏品還有一段來曆羅？”
“它們不僅有來曆，而且本身就是故事的起因。”
“什麼意思？”
歇洛克·福爾摩斯將這些收藏品取出來，一一擺到桌邊，然後坐回自己的椅子，滿意地瞧著它們。
“這些東西，”他說道，“都是我保存下來以紀念馬格雷夫儀式一案的。”
我已經不止一次聽他提過這件案子，卻一直未曾獲悉詳情。“要是你能把詳細經過講給我聽，”我說道，“我該有多高興啊！”
“那我可以不理這些亂糟糟的東西了”？”福爾摩斯調皮地喊道，“隻是，這個房間又要零亂不堪了，華生。不過，能把這件案子載到你的案情記錄中去，我也很高興。因為這件案子不僅在國內犯罪史上很奇特。而且在國外，我相信，也不多見。如果記載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時，卻不包括這件奇案，那也未免太不完備了。
“你可能還記得“格洛裏亞斯各特”事件，其中我給你講了那個人不幸的遭遇。他對我講的一席話，第一次使我考慮到職業問題，後來偵探工作真的成了我終生的職業。我現在已經小有名氣，公眾和警方都公認我為疑難案件的最高上訴法院。你剛認識我時，我正在調查那件後來被你署名為“血字分析”的案子。雖然當時還稱不上顧客盈門，但也有不少主顧了。你難以想象開始時我的工作進行得多麼艱難，又經曆了多麼長久的努力才獲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