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與他們麵對麵(1 / 3)

用心閱讀並以一顆真誠的心,以新聞紀實的方式來寫人物,寫那些偉大的、成功的或平凡的人物的故事及命運,真實的記錄他們的思想及情感,是我寫作的永遠主題。

這是首次披露的胡耀邦37年前的一封信,其意義不隻是過去,它的光亮還指向今天。

柴米油鹽事高天明月心

毋庸諱言,當今為官者不清不正不廉已非偶然。這應是政治家與全國百姓深長思之的社會問題。為什麼同處一個時代的高層位置,胡耀邦與陳希同有雲泥之別,最本質的區別就在於誰的心中裝有人民、裝有人民的喜憂疾苦。“天地之間有杆秤,這秤砣是老百姓”,這是真言,也是箴言。

知道這封信很偶然。1998年4月初的一天,一位朋友與我閑談時說起他們醫院龔誌誠手裏有一封胡耀邦同誌37年前寫給龔的父親的信,很令人感動。

一位黨的領導為什麼寫信給一位普通的基層幹部?寫了些什麼內容?這封信又為什麼在歲月的顛覆中保存了整整37年?

一封沒有被歲月湮沒的信

第二天,我撥通了長沙湘雅醫院龔誌成先生辦公室的電話,他回答說:“確實有這麼一封信,在我父親手上。”他留給了我他父親家裏的地址。

1998年4月4日清晨,我從長沙出發前往湖南文家市,租了一輛吉普車顛簸了整整7個小時後,來到龔光繁同誌的家。龔光繁看上去精神矍鑠,顯得有些激動,他一邊吩咐老伴給我倒茶,一邊從裏屋取出了一封信,信封已有些破舊。他顫抖著手取出信,雙手遞給我。這是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信箋寫的一封信,行筆流暢,筆鋒剛勁,信的內容如下:

光繁同誌並黨支部同誌:

現在耀簡(胡耀邦的堂弟——筆者注)先回來,耀福(胡耀邦的胞兄——筆者注)過四五天後也就回來。不久前,我曾經給公社黨委詳細地寫了一封信,請求公社和你們一定要堅決勸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親屬來我這裏。因為:第一,要妨礙生產和工作;第二,要浪費路費;第三,我也負擔不起。但是,你們卻沒有幫我這麼辦。這件事我不高興。我再次請求你們,今後一定不允許他們來。

這次他們來的路費,聽說又是大隊出的,這更不對。中央三番五令要各地堅決糾正“共產風”,堅決嚴格財政管理製度,堅決賠退一平二調來的社員的財物,你們怎麼可以用公共積累給某些幹部和社員出外作路費呢?這是違反中央的政策的嗬!如果社員要追查這些事,你們是負不起這種責任的嗬!請你們黨支部認真議議這件事。一切違反財政開支的事,萬萬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錯誤。

送來的冬筍和芋頭,這又是社員用勞力生產出來的東西。特別是現在的困難時期,大家要拿來頂糧食,你們送給我也做得不對。但是已經送來了,退回來,又不方便。隻好按你們那裏的價值,退回24元,交耀簡帶回,請償還生產這些東西的社員。在這裏,我一萬次請求你們,今後再不許送什麼東西來了。如再送,我得向你們縣委寫信,說你們犯了法。

我哥哥帶來的德滋(胡耀福的二兒子——筆者注),我這裏也不能留。因為一切城市都在壓縮人口回農村,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們這些人,更應該以身作則遵守這個政策。但耀福說,由於小學不健全,德滋在家裏讀不成書,希望遷到文市去上學。因為德滋年紀還小,我倒同情他不能上學,如果在大隊裏的小學讀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市小學上學,就請你們加以解決。

來信說,冬季生產很好。我很高興。但聽說,你們去年整年的生產很不好,減產極大。務請你們根據中央政策認真吸取教訓,兢兢業業地領導社員把今年的生產搞好。你們的生產搞不好,不但社員生活不能扭轉,連我們這些在外工作的幹部,臉上也感到不光彩。為了搞好今年的生產,我希望你們今年分三次(一次可在四月,一次可在八月,一次可在十一月)把你們的實際情況寫信告訴我一下。要寫實在的情況,不許虛誇,有什麼意見和不懂的東西,也可寫,可以問,絕對不要隱瞞。來信說,我對家鄉有無微不至的關懷,這不合乎事實。一切不合乎事實的東西,都叫虛誇。不要那麼寫。但我的確關心你們的工作和生產。所以請你們在可能的情況下,今年分三次把真實情況告訴一下我。

耀簡說耀福生產還努力,耀福說耀簡工作還努力。這使我高興。耀福每次來,我母親和我,都再三叮囑他一定要努力生產,絕對不可做錯事。這次,我們又向他們作了叮囑,希望你們經常幫助他們。

耀福、耀簡都說,我叔叔的兒子耀燾哥較貧困,我沒有能力作更多的幫助,隻送了兩件舊衣服給他,由耀簡帶回,請你們轉告他,我希望他好好生產,努力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至於其他親屬,我實在無力接濟,如有人來找我,也請你們勸阻。

這封信,我請你們轉給縣工作組和公社黨委同誌看看,以便使他們知道我對上麵一些問題的意見。

再三地希望你們搞好社員的生活和全隊的生產。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

此信之後,又附了一張清單,上寫:

托胡耀簡帶回給中和大隊的信,一定要給公社工作組和公社黨委看。因為有許多重要的事在那封信中提到了。

去年七月帶來

1.茶油15斤,每斤0.54元,共8.1元

2.豆子10斤,每斤0.1元,共1元3.油餅60個,每個0.08元,共4.8元

4.醺魚20斤,每斤0.7元,共14元

5.一共27.9元。交胡耀福帶回,務必退回公社。

胡耀邦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寫這封信的時間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寫信的人當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歲月如流,故人已去。這信裏映現著一個晦暗的年代裏一個磊落的人。

圍繞這封信的前後曆史背景

胡耀邦同誌的家鄉在湖南瀏陽縣金星大隊蒼坊生產隊大屋組。1961年,龔光繁任金星大隊黨總支書記時,想為隊上購買一台發動機,而當地又買不到,他找到胡耀福和胡耀簡,請二人赴京求助。可怎麼個去法?通過黨支部研究最後決定,請胡耀福和胡耀簡帶一點家鄉的冬筍和芋頭給胡耀邦同誌,以表達家鄉人民的一番情意。

胡耀福和胡耀簡見到胡耀邦後,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大隊想買發電機提高生產一事,胡耀邦認為這是件好事,並答應替他們買到(此發電機後來用於大坪煤礦挖煤)。但同時,對於胡耀福和胡耀簡用公款作路費以及帶來的公家購買的冬筍和芋頭這兩件事卻非常生氣。胡耀邦當即提筆給龔光繁及金星大隊黨支部同誌回信,按瀏陽當時的市售價將這次和前次的東西一並折成人民幣共51.9元,讓胡耀簡、胡耀福回去時帶給龔光繁。

令人難以忘懷的三件小事

1962年,胡耀邦帶職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那時發生的三件小事至今仍令老一輩瀏陽人記憶猶新(當時瀏陽縣屬湘潭地區管轄)。

1963年正月的一天,大雪紛飛。胡耀邦、孫勇懷(當時的文家市區區長)等一行10人步行前往中和大隊。路經甘露亭時,隻見亭中一個衣衫襤褸的小女孩光著腳丫,伸出一雙凍得又僵又紫的小手向路人乞討。胡耀邦趨步上前一把抱起小女孩問她:“你家住什麼地方?家裏還有什麼人?為什麼人一個人在這裏?”小女孩怯生生地看著胡耀邦,不作聲。胡耀邦轉身對隨行的人員說:“我們要先去這個小妹子家裏看看。”他們隨著小女孩來到橫前生產隊一個很偏僻的山下,那裏,附近兩公裏路看不到人家。小女孩的“家”是用一排小樹幹圍起來的茅草屋,四麵漏風,屋裏,同樣破衣爛衫的小女孩的弟弟和70多歲的老外婆正相偎著凍得瑟瑟發抖。胡耀邦見此情景,表情凝重,他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了僅有的10元錢塞進小女孩凍僵了的手裏,回過頭又嚴厲地責備孫勇懷等同誌說:“你們太不負責任了,你們今天就要把他們安排好,你們再不安排,讓他們在這裏過一夜我都不放心!”當天,小女孩一家三口便得到了鄉政府發的棉衣,並安排他們住進了兩間牢實的土屋。這之後,鄉政府還送姐弟倆上了學,弟弟黃光磊一直讀到高中。現在黃光磊在文家市鎮做工,已娶妻生子,生活美滿幸福。

另一件事是1963年正月底,胡耀邦的侄子胡德餘請胡耀邦吃飯。胡耀邦很快吃完了飯,退下席在一旁洗臉。仍在席間的胡耀福問身邊的李秘書:“李秘書,北京有燈芯絨賣吧?我崽伢子要結婚,想買一點。”正低頭洗臉的胡耀邦一聽,高聲說:“什麼?什麼?燈芯絨呀?沒有!沒有!小李,你不要管他,結婚也不一定要穿燈芯絨嘛。”後來,胡耀福的大侄子胡德安結婚時,胡耀邦送給侄媳婦的是一件粗布上衣和一句祝福的話:“希望你們勤儉持家,白頭偕老”。

而最令一些老共青團幹部難忘的是1963年5月,當時瀏陽縣的某些青年團幹部思想不穩定,針對這種情況,胡耀邦在瀏陽縣青年團員幹部會上講話,他說:“我現在已四十有七,我還在做團的工作,你們有什麼理由不安心青年團的工作呢?美帝國主義說我們是扭秧歌進退兩難,舉紅旗‘五心’不定;毛主席說我們舉紅旗‘五心’早定,扭秧歌,我們進退不難。”胡耀邦邊說邊在台上扭起了秧歌,台下的氣氛一下子活躍了起來,青年團員幹部的熱情也高漲了起來。

信中的三位胡耀邦的血肉至親

當了一輩子的農民

1982年,胡耀邦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時,有一回,胡耀福去北京探望弟弟。這位土生土長的老農民捏著一張普通火車票,擠站在過道中,有人為這位老人擠出一點座位。閑聊中得知他是去探望胡耀邦,就轉告了列車長,列車長要將老人攙到臥鋪去坐。他不肯,連聲說:“我沒帶錢,我沒得那麼多錢!”列車長微笑著硬是把他扶進了硬臥車。年已七旬,身子骨已不太硬朗的胡耀福心中好生感激:“多虧了這些好人哪”!

可是,當老人高高興興地趕到胞弟家時,一踏進門,就被胡耀邦一頓狠克:“哥哥你搞麼子名堂嘛?德資在鄉裏呆得好好的,你把他搞出去做麼子嘛?”老人始而不解,待聽完弟弟的話後,也發了火:“我沒搞麼子呀,是別個幫的忙。人家的崽當得幹部,我的崽何解(湖南方言‘為什麼’的意思)就當不得?他多少也是個中學生呀”!

事情是這樣的:1982年,嶽陽物資局經理胡政到中和大隊,見胡耀邦的親人們都在務農,即向當時的嶽陽縣委書記許誌農彙報,請求為中學畢業的胡德資安排工作。還在胡耀邦兼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時,許誌農便是湘潭毛田區委書記,兩人關係很好,許誌農也很關心胡耀邦的親人。因而,許誌農當即批示將胡德資調到洞庭氮肥廠做工人,將胡德資的愛人調到嶽陽縣委招待所。後來,許誌農的愛人彭敦桃去北京治病,無意中對胡耀邦提起此事。胡耀邦一聽,非常生氣,立刻打電話給許誌農,要他趕緊將胡德資退回到蒼坊生產隊。結果,才在洞庭氮肥廠上了兩個月班的胡德資和愛人又回家當了農民。

至今,胡德資的身份仍然是文家市蒼坊生產隊大屋組的一個普通農民,家中人平均年收入五、六百元。而他的父親胡耀福早在1992年去世,他的叔父胡耀簡同樣也做了一輩子農民,現在身體健康,輪流在五個兒子家裏吃飯,心情開朗。

溘然長逝,舉國驚哀,英魂永存

1998年4月5日,清明節,我在胡耀簡家門口采訪胡德資時問他:“你心裏怨你的叔叔胡耀邦嗎?”讀過中學的胡德資用了一個份量很重的詞來表達自己的心態,他說:“我敬重我的叔叔”。

胡德資指著我身後的遊人說:“你看,我們這裏沒有通車,可總有天南地北的人自己租車來參觀叔叔的故居。”他最難忘的是1989年4月19日,收到國務院治喪委員會發來的電報後,進京在叔叔臥室中所見到的。

“我看到硬木板上鋪的褥子打著補丁,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叔叔的枕頭竟是用一件破舊的白色針織背心縫製的,裏麵填裝著舊布。在床頭櫃上,放著叔叔用了十幾年的青瓷座台燈,碰裂的燈口處,裹著厚厚的白膠布。叔叔住院時換下的最後一套衣物也擺放在臥室裏:一套洗得已經褪色的灰色中山裝,一件衣領已發黃的襯衫,一件已有破洞的毛背心,禦寒的棉褲是由兩條棉褲縫在一起的。我父親手裏緊緊抱著叔叔的遺物失聲痛哭:‘兄弟你當那麼大的官,何解沒享過一天的福啊’……”!

胡德資滿溢淚水的一段回憶,將我又拉回到那個悲痛的日子裏:

1989年4月22日中午,北京,十裏長街,悲痛的人群默默地目送靈車經過。幾個個體戶特地蹬著三輪車來到長安街邊,讓後麵的群眾站在車上為胡耀邦送行;一對青年夫婦手中各持一朵小白花緊緊地依偎在人群中,兩眼含淚;承建中國工藝美術館的建築工人們不約而同地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在樓頂上、在腳手架上,默默地脫帽致哀;靈車從軍事博物館經過,一位青年騎著自行車跟隨在車隊後麵。他的背上披著一張拖地長紙,上書“耀邦”二字,一直向八寶山送去;一位老人眼含熱淚對身邊的人說:“耀邦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憑這,就該送送他”。

我記得曾看到過這樣一則通訊:1959年秋天,胡耀邦作為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到河南檢查工作,到南陽武侯祠參觀,看到武侯祠的大殿旁有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胡耀邦念完這副對聯之後,笑著對隨行的同誌說:“我來改改這副楹聯,你們看好不好?”說完,他指著對聯高聲吟誦道: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耀邦同誌,何曾遠走!

“九七”香港回歸一年,由於駐港軍旅實行全封閉管理,因此,駐港官兵駐港後的情況一直未能為傳媒和大眾所知。1998年8月中旬,筆者聽說駐港女少尉塗靜回長沙探親的消息後,當即設法采訪,這也是駐港官兵首次個人接受記者采訪。

進駐香港的女兵也時尚

人生中激動的一刻

塗靜是一個極幸運的女孩。1994年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在全國招聘演員,從幾萬人中千挑萬選最後招了12人,塗靜是其中之一。

1997年5月底,駐港部隊的組建工作已接近尾聲。廣州軍區接到上級指令,需要在廣州軍區範圍內挑選一批文藝骨幹,成立一支駐港文藝演出隊,以便和香港市民搞聯歡並為駐港戰士們演出。

那天下午,在街上購物的塗靜被團長Call回團裏,即興表演了兩個節目,心裏也沒敢抱太大的希望,沒想到6月12日,接到通知說被選中了,要她即刻準備動身。這一好消息令塗靜忍不住的驚喜!

特殊軍營裏的女孩

駐港部隊前往香港經由深圳時,受到了深圳市民的熱烈歡送,那熱情洋溢的場麵令塗靜終身難忘!

駐港後的第一天下午,即轉入正常的工作和訓練。頭幾天,每天都有許多港台記者和國外的記者以及一些香港市民守候在營區門口,不少香港市民還來到營區門前以哨兵為背景拍照留念。於是,部隊規定:不允許在營區隨便走動。從駐港後的第一天,塗靜就感受到了駐港部隊比內地部隊更為嚴密的紀律約束。

駐港部隊的政治要求特別高,嚴明規定官兵要拒腐蝕而不沾,隨時保持清醒的頭腦。原來在戰士話劇團時,休息日是可以穿便裝出去玩的,去歌舞廳去保齡球館去酒吧都行,但在這裏卻不能。部隊規定駐港官兵除執行軍事任務外,不得踏出營區半步,甚至不能打電話,與外界唯一的聯係是書信。雖然營區內有遊泳池、網球場、台球室、壁球室、電視室,文體活動可以安排得很豐富,但卻沒有了琳琅滿目的化妝品和新潮摩登的時裝,沒有了各種時尚觀念的衝擊,青春活潑的塗靜一下子覺得生活單調了許多,尤其是感到好孤獨。

有一次,塗靜聽說了一個小故事讓她對駐港戰士有了更深的認識:

營區內一位哨兵的哥哥從內地出差來到香港,專程趕到軍營去看望弟弟,碰巧弟弟正在站崗。他對弟弟訴說著家人的牽掛和思念。整整兩個小時,盡在咫尺的弟弟卻不曾開口吐出一個字。兄弟倆默默地對視著,最後哥哥流淚了,轉身無奈地離開了營區大門。哨兵直到站完崗回到宿舍後才忍不住放聲大哭,他說:“我當時隻想叫一聲哥哥,隻想讓哥哥轉告父母雙親,要兩位老人保重身體。可是,我不能啊,我正在站崗!”

哨兵的這段經曆在塗靜的心中激起了一層浪花,她開始意識到自己不再僅僅是一名普通的文藝戰士,她應該具有更強的自律性才對得起“駐港戰士”這一光榮稱號。

緊接著迎來的“八一”建軍節,是塗靜和文藝演出隊的戰友們進港後第一次排節目。10個節目中,多專多能的塗靜就上了6個。

1997年9月14日,駐港部隊司令員劉鎮武、政治委員熊自仁代表駐港部隊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人民贈送銅匾。當新聞記者攝下這一珍貴的曆史鏡頭時,他沒有注意到,在董建華先生身後的那個女孩視線沒有麵對鏡頭,而是落在特首董建華先生的肩上。那個女孩便是塗靜。手捧銅匾的塗靜盯著特首肩上掉落的幾根白發,心裏在想:這一定是一個為港民操碎了心的特首。那一瞬間,塗靜對於特首對於香港油然而生一絲親切感,懵懂浪漫的女孩因此產生了一種對於自身的使命感,她覺得她應該努力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盡一份力,即使她隻是一個文藝兵。

駐港雖然隻有短短幾個月,但生活在塗靜麵前已展開了另外一種姿態。在廣州的3年是塗靜從湖南省藝校畢業後步入社會的最初3年,她和許多都市裏的年輕女孩一樣向往的是一種新潮時尚的活法。塗靜也目睹了身邊一些朋友那種追求和堅守處於矛盾的狀態,並因追求而最終迷失本性的痛苦。可以說,塗靜在廣州的3年是極富幻想的浪漫的3年,同時也是迷惑的、浮躁的3年。而今天,在與都市隔絕的軍營裏,在那種強調自律性、責任感、使命感的環境中,在周圍戰友純淨氣質的潛移默化下,一束理性的智慧之光悄然探進塗靜的心靈。

當駐港後的第一個“十·一”國慶節到來時,塗靜和戰友們不僅要為駐港部隊官兵演出,而且還將參加香港地方的慶祝活動,他們將第一次在香港市民麵前亮相。鳳凰衛視等多家電視台將進行現場直播,全世界的華人都將關注這台節目。大家都很興奮,也很緊張。塗靜練得渾身傷痛,隻想趴下,可她卻咬緊牙關每天堅持練上近10個小時。“十·一”那天,塗靜和另外兩個女孩身穿“時裝化”的海、陸、空軍服,長皮靴,邁著瀟灑豪邁的步伐演唱一曲《當兵到香江》將整個晚會掀到了高潮,席間的港民們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這樣的“女兵秀”讓看過“港姐賽”的香港市民大開眼界,香港的媒體熱情洋溢地盛讚了這個節目。

“十·一”過後,塗靜決定報考中央黨校的函授大專班。平時,隻要沒有演出,塗靜就呆在辦公室和宿舍裏看書、學習、練書法。1998年,塗靜被中央黨校函授班錄取。

兩年後,塗靜將自信地回歸到

充滿新時尚的社會

1998年8月,塗靜作為少尉軍官,按駐港部隊的規定,每年有36天的假期。塗靜又可以回到她闊別已久的家裏和父母團聚了。

塗靜乘火車回到了長沙。她原想在家裏多陪爸媽安安靜靜地呆幾天,可是,長沙的老同學們一聽說塗靜回來了,便一個個電話打過來,邀請她去“蹦的”、玩球。開始,塗靜也都開開心心地去了,可漸漸地,她開始感覺到不適應。塗靜已習慣於穿軍裝,她覺得隻有軍裝才能帶給她自信、自豪的感覺。然而,身著軍服出入迪廳、歌舞廳,塗靜覺得心裏特別別扭。同時,她和身邊的那幫朋友的觀點也很不一樣。她們都主張要放縱自己,對於短暫的人生,不要背負太多的責任,她們笑言塗靜太放不開,駐港3年回來後,一定會被充滿新時尚的社會淘汰。可塗靜卻不這樣認為,她覺得正是一年的駐港生活使自己變得更加成熟、自信。而麵對物欲橫流、價值失範、道德模糊、觀念傾斜這些現代人的通病,塗靜認為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有其存在的理由,但絕不是永恒的人類思想。作為現代年輕人應該挖掘人類存在的本質意義,並升華自己。

一天,塗靜參加了一個女友的生日Party,女友的家是位於市區繁華路段的一套四室兩廳的複式公寓,客廳有30多平方米。應該說那是一次非常熱鬧的Party。裝修豪華的客廳裏有唱卡拉OK的,有跳舞的,二樓還設有台球室,不想唱歌、跳舞的可以打台球。晚宴是自助餐,大餐桌上擺滿了近50種美食。

塗靜想不到的是就在參加完Party的第二天晚上,她接到女友打來的電話:“我真不知活著有什麼意思?我有華屋,可是在這裏我隻感覺到空蕩和冷清;我有老公,可他忙於生意根本就不可能給予我溫情;我有錢,我可以花錢打發寂寞,但卻買不來快樂。我覺得我活得乏味極了。”

握著話筒的塗靜不禁想起了這年4月24日。那天是她的生日,吃過晚飯,塗靜難過地想:今年的生日真慘,就這麼毫無感覺地過去了。她懶懶地躺在宿舍裏,什麼都不想做。

晚上9點,一個戰友跑過來告訴塗靜,說隊長通知她去排練廳有事。塗靜怏怏地來到排練廳,隻見排練廳到處掛滿了彩燈、彩條,排練廳中間的桌子上放著一個用雲耳煮了放上蓮子的“生日蛋糕”,“蛋糕”周圍擺滿了切成一朵朵花樣的水果。排練廳的黑板上寫著“祝塗靜生日快樂!”

隊長和戰友們都高興地拍著手為她唱著生日快樂歌,並拿出他們自己動手做的生日禮物送給塗靜。要知道他們是不可能上街購物的,所以,早在一個星期前大家就開始為慶祝塗靜的生日進行策劃和準備。

那一刻,塗靜眼中噙著欣喜的淚花,內心覺得是那麼的幸福和快樂!她感到這是她最開心、最美好的一次生日Party了!

龍丹妮:小女孩大製片

一直想寫龍丹妮,不僅因為22歲的她是全國最年輕的大型電視綜藝節目總製片;更因為她那鮮明、時尚的個性特征以及與之相契合的人生態度。她身上的那份灑脫、靈氣、執著、敬業、瘋狂……簡直少一樣都不可能使她如此熱烈地火爆湖南電視業。她就是那種為這個時代而生的女孩。

隻是為了好玩,從此走進電視圈

丹妮從小的誌願和電視太不搭界了,在部隊大院裏長大的女孩一心想的是要當政治家和軍事家,卻沒想到因為好玩一不小心跌進了電視圈。

童年的丹妮特活潑,喜歡模仿,喜歡給家人和朋友說笑話,在湖南師大附中讀初一時,校團委樊老師突發奇想地把丹妮和學校裏的另一小男生“撮合”到一起排相聲。這個小男生就是後來在中央電視台和劉純燕搭檔主持少兒節目《七巧板》和《大風車》的大拇哥,現在已紅透兩岸三地的何炅。當時,兩個小夥伴接受任務後便偷偷跑到教學樓的一個隱蔽的角落裏一個勁地講笑話。人家排相聲是先定主題,再寫本子,最後按本子排練。可他倆不,兩人湊一塊兒把整整一年的“段子”集中起來,把那些笑破了肚子的笑話編一起便成了“相聲”,這個相聲在當年師大附中新年晚會上演出後,笑爆全場。

丹妮讀高一那年,長沙電視台有一個類似綜藝節目的《家家樂》辦得非常火。丹妮和何炅對那種又隨意又熱鬧的風格欣賞得五迷三道,兩人極認真地給主持人路敏寫了一封信。路敏對兩個小觀眾的來信很感興趣,於是,在一次觀眾見麵會上就把丹妮和何炅叫了過去,並以“作為中學生對這檔節目有什麼看法?”為題采訪了他們。采訪間,路敏覺得倆小孩說話挺逗的,又了解到他倆在學校很火,便問他們:“想不想上電視講相聲?”丹妮和何炅又驚又喜,一個勁地點頭:“想啊!”臨上節目前,為了對得起觀眾,丹妮還把媽媽的摩絲偷了出來,兩人躲在校園的角落裏對著一麵小鏡子搗鼓了半天,然後才背著書包跑進了電視台。這是丹妮第一次與電視結緣。

在高三畢業選擇報考方向時,丹妮的決定讓所有的人都大吃了一驚:她要報考播音專業!這談何簡單,每個人都知道,報考播音專業,要不你就是出生播音世家,在該行當頗有淵源;要不你就是天賦異稟、國色天香,否則你憑什麼闖過初試、複試、麵試、上鏡等重重關口,脫穎而出?可丹妮卻堅持:“我喜歡,我要考,我能行!”沒想到丹妮最終真的以她特有的自信和輕鬆感、幽默感折服了考官,並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浙廣”的播音係。

在“浙廣”最後一年實習期間,大家都選擇去地方台,因為地方台出鏡的機會大,可丹妮說實習一定要去最正規的地方,她選擇了中央電視台體育部。當時央視體育部根本不接受實習生,更不接受外地實習生,而丹妮則憑著她那股衝勁、幹勁和激情打動了台領導,破格接受她留在體育部實習。在央視實習一年,丹妮不僅掌握了一整套正規的電視製作流程,而且央視體育部領導給予她的實習評價還相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