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昌盛
在寫小小說之前，我在農村生活了三十年。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田地裏擺弄棉花。實實在在說，種棉花是一件很費時費力的事，而且結果往往不盡如人意。首先得選好種子，市場上的棉種繁多，廣告誘人，到底哪一種適合自己的土壤，而且價格適中，產量豐富，都是個未知數。其次，整個種棉花的過程太長，不如種小麥，種子播下去，基本就完事了。這中間，需要一個個打營養缽，再把棉籽放進去，用塑料蓋上，等幼棉長成好，再用筐抬，一個個放進坑裏。多年以後，我寫小小說，在選材和入筆時，突然想起這個過程，發現他們有驚人的相似。從棉花發葉時，就要開始打藥，打一遍又一遍的藥，直至棉花長成、開花、結桃。我記憶中最深刻的就是穿上厚厚的衣服，在最熱的天氣最熱的下午一二點鍾，罩上塑料，像防化兵一樣進入棉地，開始打藥。小小說也是這樣，在成文之前，得精心構思好每一個細節，得忍受各種各樣的繁文縟節的詞藻修飾幹擾，刪繁就簡。經常在別人推杯換盞時，獨坐燈下，關掉手機，沉思，鮮活，生動，終成作品。
靜坐時，經常想，我是一個棉農。但我沒有做到一個好棉農，母親她們是，在棉花瘋長的季節，掰掉棉枝間無用的杈，她們的動作準確而快捷，不像我，看著每一株枝椏間的綠葉嫩芽，都舍不得下手。當然，母親就不再讓我幹這活，說我太麵，幹不成事。當然，我初寫小小說時，也是這樣，什麼都舍不得刪，結果寫成了一個什麼都有的百貨店。
於是，我渴望做一個標準的棉農，在棉田裏遊刃有餘的穿梭，照料棉花。於是，我也希望在小小說的領地裏，能夠采摘到飽滿、潔白綻放的棉花。
——是為引。
一、選材的當下意識
初寫小小說時，感覺到處都是內容：村莊，學校，田野，工廠，城鎮，這是我經曆的地點。童年，青春，這是我經曆的人生，中年的艱辛，老年的恬淡，是我父輩們正在經曆的生活。農民，工人，小商人，教師，基層公務員，這是我身邊的職業階層。友誼，愛情，親情，是我周圍每時每刻都在演繹的篇章。所以，我喜歡從如此豐富的內容裏選取題材。
選材的當下意識，體現在當下生活上。潮汐萬千，正在經曆的生活更具真實感，更易打動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體驗，這種體驗是個性的，更多時候具有時代的共性。當這種經曆被複製或以另一種表現形式出現時，極容易獲得共鳴。所以，我的作品有三分之一選在淮北平原上那個古老的村莊上，選取的時間從我出生的70年代到現在。有三分之一選擇在上海的工地上，因為我曾經在上海的工地上打過工，我的父親，兄弟，許許多多的鄉鄰都還在那片地方揮汗如雨。他們有的買了房，有的還在為房子而努力，但是多數隻是候鳥，連同他們的孩子，都是一隻隻不知疲倦的候鳥。所以，這些小候鳥就成了我作品的又一個三分之一。我從工作一開始，就在校園裏行走，在小學教過，臨時帶過幼兒園，長期在初中。無一例外，都是農村校園，院子裏是樓，牆外是玉米。這樣的農村經曆，這樣的農村“當下”使我獲得了時下最可寶貴的農村體驗。當然，我沒有理由拒絕鮮活的“當下”生活。無論是聚集著留守兒童的校園，還是散落著老屋和新樓的寂寞鄉村，或者是寫滿汗水和思念的工地，都是我的源泉，獨一無二，又有著鮮明的標簽。
選材的當下意識，體現在事件的不可複製。記憶是鮮明的，寫滿著當下的元素。比如鄉村的落寞，工地上的純樸和熱鬧，還有校園的純真。我寧願尤其注意那眾多相同背後的一抹特殊印記，《陽光的味道》中，那個叫“麥子”姑娘，從城市某個陰暗的包房裏回來，渴望陽光，渴望自由，渴望一種幹幹淨淨的味道。的確，她們在城市的燈火中揮霍著青春換來鈔票。的確，她們被“欲望”，被“廉價同情”。我知道，類似這樣經曆的女孩，回到鄉村，樸實了，自由了，寧靜了。我相信，這是一種回歸，是一種真實，回到了零點。於燈火闌珊處尋找一盞燭火，著實不易。需要一顆寧靜的心，守護著不知疲倦的眼睛，需要一直在行走的腳步，帶著思想四處奔波。有時候，停下來，靜一下，帶著欣喜，就會發現一個不同。這個不同一定是被忽略的，或者是不被重視的。《張大民蓋房子》中，張大民執意叫每個工人簽合同，堅決按合同辦事。這在農村，已經有，但很少有人去做。人情大於天，但我看到了那種真實而執著的影響，就是城市給鄉村帶來的嗬護，這種嗬護是“當下”的，是一種規則，是一種催化劑。我記下了，沒有人奇怪，因為它已經出現。
所以，守住“當下”，愛護“當下”，選擇“當下”，作品就有了鮮明的顏色，大眾的麵孔，和獨特的感覺。
二、語言的白描意識
小小說的語言很鮮活。因為篇幅短小，人物形象要突出，所以語言要求比較高。我在語言上追求“人物真實、精當，環境語言要言不煩，敘述語言一字一釘”，力求語言幹淨、利索、凸顯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