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和亞曆山大港的發展與繁榮，使它們作為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代表，為古代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在西方的一端準備了成熟的條件。
與此同時，中國也進入了自己曆史發展的新時期。在亞曆山大港建立前不久，戰國七雄之一——秦國進行了商鞅變法。在此後一個世紀中，秦國國勢日強，終於吞滅六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製封建帝國。秦帝國的威名遠播宇內，成為世界上其他民族最早稱呼我國的名稱。踵接其後的漢帝國，更加繁榮、強大。隨著封建經濟、文化的高漲和國力的強盛，漢代對外交流的興趣與要求也更加強烈。
秦漢帝國的強盛與繁榮，在古代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的另一端，準備了成熟的條件。
張騫鑿空
兩漢時期的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經曆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局麵。從中國方麵看，這一局麵的形成，首推張騫通西域之功。
“西域”一詞，最早見於西漢，其涵蓋西域風光麵則分狹義、廣義兩種。狹義的西域，是指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北)、陽關(今甘肅敦煌西南)以西、蔥嶺以東，即今天巴爾喀什湖東、南和新疆廣大地區。廣義的西域，則包括蔥嶺以西的中亞、西亞和南亞的一部分，乃至東歐、北非地區，是中國當時對西方的統稱。
西漢初年，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裏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當時，北方大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匈奴十分強盛，勢力伸展東達現在的東北，西至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北抵漠北，南到河套，迫使原來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西遷伊犁河流域。月氏人的被迫西遷，又引起連鎖反應，迫使原在天山西域諸國圖南北放牧的塞人也西遷到克什米爾及阿姆河以北的廣大草原地帶。
漢武帝劉徹(前140～前87)在位時期，西漢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國力漸達巔峰狀態。武帝聽說匈奴擊敗月氏後，用月氏王的頭顱作飲酒的器具，認定月氏人一定對匈奴恨之入骨，因而計劃聯絡月氏，共擊匈奴。執行這一重大使命的任務，就落在張騫身上。
公元前138年，張騫奉武帝之命，從西漢首都長安出發，但剛到隴西，就被控製著河西走廊的匈奴人捉住，拘禁了10年。後來，他僥幸逃出，向西跋涉，越過蔥嶺，到達大宛(位於中亞的費爾幹納一帶)，由那裏再經過康居(約在今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才終於找到了月氏。但此時的月氏，已經征服了大夏，在媯水(今阿姆河流域)安居樂業了。他們早無意東返再同匈奴較量。張騫在月氏逗留年餘，毫無結果，隻得踏上歸程。歸途中又在羌中(今青海)被匈奴扣押了一年多，直到單於(匈奴君主的稱號)新死，匈奴內亂，張騫才乘機脫身，返回長安。出使時，張騫率領部屬100餘人。經過整整13年的艱辛磨難，歸來時隻剩下他和隨從甘父二人了。張騫出使西域，即曆史上有名的“張騫鑿空”，正式開通了走向西方的道路。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雖然未能達到聯盟月氏、共擊匈奴的目的，卻獲得了大量前所未聞的有關西域地理、物產等信息，了解到匈奴一些內情，還聽說了烏孫(在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區)、奄蔡(在今鹹海和裏海之間)、安息(今伊朗)、犁(亞曆山大港，一說在今敘利亞一帶)、條支(在今伊拉克)和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和地區的情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示意圖況。在大夏逗留時，張騫看到那裏有邛〔窮，今西昌附近〕竹杖和蜀布，聽當地人介紹說這些貨物乃得自身毒。故而他認為身毒距四川不遠，於是回國後力勸武帝打通西南方向的道路。得到張騫帶回的信息之後，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開始了廣求西向通道的行動。公元前122年，武帝派遣使官四路並進，深入西南巴蜀地區，尋求通往身毒的道路，想要開辟一條經身毒到西域的路線，可惜沒有成功。第二年，武帝派霍去病率軍遠征匈奴，西入匈奴境內千餘裏，繳獲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南下祁連山，沉重打擊了匈奴勢力，致使匈奴渾邪王率部四萬餘人降漢。由此，漢朝得到了河西走廊，使通往西域的道路暢通有了保障。公元前119年，漢朝大將衛青、霍去病率大軍再擊匈奴，大敗匈奴單於，出塞2000餘裏，到達狼居胥山(約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東)，瀕臨瀚海才凱旋。遭受到重創的匈奴勢力被迫向西北遠徙，對漢朝的威脅基本解除，也為西域道路的暢通創造了條件。於是，張騫建議武帝聯絡烏孫，勸說烏孫東遷，回到河西故地，“斷匈奴右臂”。漢武帝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派遣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
張騫第二次出使，率領將土300人，副使多人，並攜帶牛羊、金幣和彩帛，沿途通好西域各國，加強聯係。但是，他聯絡烏孫、共擊匈奴的目的仍然沒有達到。烏孫害怕匈奴，不敢有什麼舉動。不過，此次出使仍有很大收獲。張騫派出的副使們分別訪問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家和地區。使團歸國時，烏孫等國都派使者隨張騫同到長安，從此同漢朝有了正式往還。此外，漢朝連年派出使官前往西域諸國，漢代文化也伴隨這些活動流傳到遙遠的西方。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揭開了新的紀元。
班超
漢明帝(58～75)時期，東漢國力恢複起來，派出四路大軍出塞，大敗北匈奴，再次打開了深入西域的大門。並重新設置了西域都護府。在對匈奴的激班超像戰中，身為假(代)司馬的班超智勇雙全，嶄露頭角。他率領一支偏師，出擊伊吾(今哈密附近)、大戰蒲類海(巴裏坤湖)，屢立戰功。戰後，他又奉命出使西域南道諸國，爭取他們與匈奴決裂，通好東漢。
班超率36名隨從，首先抵達鄯善。鄯善王對班超使團開始非常熱情，不久卻突然冷淡下來。原來是匈奴使者也到達鄯善活動，使鄯善王處於兩強之間，莫知所從。班超得知這一情況後，當機立斷，夜襲匈奴使團，一舉而殲。這次果斷的行動，促使鄯善王下決心斷絕同匈奴的關係，重新和東漢交好。此後，班超一行西抵於闐。爭取於闐王攻殺了匈奴派駐那裏進行監督的使者。第二年，班超從小路疾進，到達疏勒，廢黜了匈奴所立的疏勒王，重新扶立被匈奴殺掉的原疏勒王的兒子，因而大獲疏勒民心。公元75年，朝廷召班超回朝。疏勒舉國憂恐，一再挽留班超，當班超東歸途中走到於闐，於闐王侯和民眾遮道阻攔，甚至抱住班超的馬腿哭泣，請求他留下。班超終於順應民情，答應留下，並返回疏勒。此後，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班超依靠同漢朝交好的於闐、疏勒等國，及東漢朝廷派去的千餘援兵，迫降了匈奴在南道上的屬國莎車，擊敗了龜茲援軍，使西域南道得以暢通。公元89～91年，漢將竇憲大敗匈奴，西域形勢好轉。班超在這一時期成功地擊退了大月氏貴霜王朝的七萬大軍。西域北道的龜茲降於班超。東漢朝廷任命班超為西域都護，駐守龜茲。到公元94年，焉耆等國都恢複通好於東漢，西域北道也終於再次暢通。班超壯年出使，70歲才返回洛陽。他的兒子班勇繼承父業，繼續在西域服務。班超父子在西域的活動，保證了陸路絲道的暢通，為進一步溝通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東漢時期，絲綢之路的南道基本上同西漢時一樣。北道的路線則有所變遷。出玉門關後，改經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魯番東南)，由此向西，沿天山南麓經龜茲、至疏勒，再向西越過蔥嶺，到大宛、康居、奄蔡諸國。由高昌向北，通往車師後王國金滿城(今新疆吉木薩爾北)。東漢王朝在沿途設置驛亭，以方便商旅，並在鄯善北、伊吾、高昌、柳中(今吐魯番南)，以及車師後王國的侯城、龜茲、疏勒等地大規模屯田。
特別要提到的是：公元97年，班超打算直接同大秦(羅馬帝國)建立聯絡，特地派遣自己的助手甘英前往那個聞名已久的西方大國。甘英取道條支，直到波斯灣頭。正當他“臨大海欲渡”(《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的時候，受到了安息西界海商的勸阻。他們告訴甘英說，大海無邊，遇到順風也要三個月才能渡過；若風不順，則要走兩年。因此渡海者需備三年口糧。此外，航行中死亡的事也時時發生。甘英終於望洋興歎，止步不前。此時的安息，在中國與羅馬帝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中，正是居中轉口的地位。為了維護自己中間商的特殊地位，安息商人才那樣千方百計地阻撓甘英的西進。終兩漢時期，中國向西開發的絲綢之路，其陸路直接伸延的極限，有文字記載的，就是甘英所到的波斯灣頭。
紅海回航記
當中國的張騫、班超和黃門譯長們艱難跋涉在無邊的沙漠，戰風鬥浪航行在無際的大洋，開拓著通往西方的陸上和海上的絲綢之路的時候，在遙遠的西方地中海世界，人們也在千方百計地設法打通與“產絲之國”的交通線。
公元1世紀，居住在埃及亞曆山大港的一位操希臘語的商人(或船長)，在他撰寫的《紅海回航記》中，記述了西方商船經常往來於紅海、波斯及印度次大陸的東西兩岸。《紅海回航記》記載了中國，西域城邦國家分布圖稱之為“秦”國，指出到了秦國，大洋就止於此。還說，秦國的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可能指長安)，秦尼所產的絲線、綢緞經陸路而至大夏，或從恒河水路西運。
考古學的發現證明了當時西方地中海世界企圖在海上打開東通中國路線的努力。1945年以來，在南印度東海岸本地治裏城以南三公裏的阿裏卡梅杜，發現了一個古代國際貿易港。在這座商埠中，有許多可能直接由羅馬人以及羅馬統治下的敘利亞、埃及等地商人經營的貨棧商行。遺址發掘中，出土了大量來自意大利的阿列丁式陶器、希臘式水罐和羅馬帝國的錢幣。據考證，阿裏卡梅杜的這一帶有濃厚羅馬色彩的古商埠，其繁榮時期當在公元一二世紀。這一情形，同《紅海回航記》的記述頗為吻合。可見，當時地中海世界的商人已經能以印度東海岸為中轉基地，從海上向中國伸出貿易交往的觸角。
西方地中海世界的人們自然也希望從陸路同中國建立直接聯係。而且，他們對陸路東通中國的路線並不陌生。公元2世紀，希臘學者托勒密(公元90～168年)在他撰寫的《地理誌》一書中，敘述了自幼發拉底河口、經美索不達米亞、帕提亞(安息)、巴克特拉(大夏)、石塔(今疏勒西南塔什米力克)，到達中國的路線。這是第一位記載陸路絲綢古道路線的西方學者。托勒密本人沒有到過中國。他的資料是援引另一位2世紀初的希臘地理學家馬林魯斯的記載。一位名叫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臘商人，世代經營賽裏斯(絲綢)貿易，經常派遣商隊前往中國。他的商行掌握了有關貿易路線的詳細資料。托勒密的記載，同我國史書上關於絲路南道的記載基本吻合。根據《後漢書·西域傳》的記述，甘英西行，直接交通大秦的目的雖未達到，但他出使後，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學者們考證說，蒙奇就是馬其頓(今巴爾幹半島中、南部地區)，兜勒則是色雷斯(今巴爾幹半島東南部)或阿克蘇姆古國大港阿杜利斯(今厄裏特裏亞紅海沿岸)，兜勒即阿杜利斯的對音。這些所謂使節，可能就是上麵所說希臘商人馬埃斯這一類家族派到中國來的商務代理人。
不過，正如甘英西行受到安息商人百般阻撓一樣，羅馬帝國同中國的直接交往，同樣受到安息的阻礙。當時從羅馬帝國的東界到中國的陸路，無論是從亞曆山大港越西奈半島穿行美索不達米亞，還是從地中海經阿勒頗，再沿幼發拉底河東去，都要經過安息。而安息商人為了維護自己經營絲綢中介貿易的巨大利益，一直不願漢帝國與羅馬帝國直接交往。為了克服安息所設置的重重障礙，早在甘英西行的前1個多世紀，即公元前53年和前36年，羅馬帝國曾兩次對安息用兵，企圖打開通道，結果均遭失敗。此後，羅馬人又企圖在安息以北開辟一條由地中海經黑海，再繞裏海和鹹海北岸直達中國的道路，也未獲成功。中國方麵大約懷著同樣目的，力圖開通天山以北直通黑海的北方草原之路，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公元2世紀，為了同安息爭奪陸路絲道的控製權，羅馬人多次用兵，並數度攻占波斯灣頭的泰西封(安息冬都，位於底格裏斯河東岸)，但均未奏效。
正是在陸路交通障礙難以克服的情況下，羅馬人更加刻意經營海上絲綢之路。
我們知道，早在古埃及時代，埃及人就開展了在印度洋的航海事業。距今近5000年前的埃及第五王朝時期，埃及法老薩赫雷已向南方紅海沿岸的彭特國派出船隊，獲取那裏的金銀、烏木和沒藥等物品。1954年，在埃及大金字塔附近一個密封的石坑中發現了薩赫雷法老時期的太陽船。經過複原後的太陽船，船身長43．4米，寬5．9米，船首高6米。後來，十八王朝的女王哈特舍普蘇特又派遣了一支由八艘船組成的船隊，到彭特國進行交易。
希羅多德在他不朽的著作《曆史》中，記述了法老尼科(公元前609～前593年在位)派遣船隊環航非洲的故事。無論這一故事的真實性如何，在尼科時代，尼羅河三角洲和紅海之間早有運河相通。到了托勒密王朝時代，埃及人更加積極開展紅海貿易。他們不僅航行到瓜達富伊角，而且向印度的孔雀王朝派出使者。紅海和印度洋航運與貿易對埃及經濟的繁榮日益重要，以致托勒密王朝在底比斯總督之下開始設置印度洋和厄裏特裏海將軍，以及專門管理印度洋貿易事務的、類似我國古代市舶使性質的官職。
羅馬人統治埃及以後，這裏對印度洋的貿易便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一新時期的主要特征，是阿拉伯南部與印度之間定期航線的開辟。以前，從南阿拉伯到印度之間的海上交通，多半是由一些小船沿阿拉伯半島和阿曼灣在近海作多次航行而完成的。而印度洋大洋之上風濤險惡，被海員視為畏途。其實，印度洋西部常年刮著季風。西南季風從3月刮至9月；此後則為東北季風期。這種季風的交替，正便於阿拉伯半島與印度西海岸之間大洋上往返交通。大約在公元前1世紀中葉，一位傳奇式的人物——希臘船長希帕勒斯——從無數阿拉伯和印度前輩海員那裏掌握了印度洋的季風秘密。這一發現，標誌著羅馬人掌握了季風航行技術。羅馬人擁有更加堅固和規模更大的遠洋帆船，儲備了充足的給養，裝載了大量的船貨，延長了續航的距離，擺脫了近海航行的局限，免去了船貨多次中轉的煩勞，從也門直放印度西海岸諸港。羅馬時期的著名著述家普林尼，將埃及到印度的航行分為四階段航程。第一階段由埃及港口出發，經紅海到達亞丁；第二階段從亞丁乘西風越過阿曼灣直航巴塔拉；第三階段從亞丁開辟了直航孟買以南的席格勒斯；第四階段則是在公元前後，來自埃及的船隻從南阿拉伯港口直放南印度的莫席裏(今克朗格諾爾)。這樣，在羅馬奧古斯都時代，從埃及港口駛出的船隊，7月揚帆南下，30天後到達紅海南端，再順風直駛，經過40天，9月即可停泊在莫席裏。當年11月，這些船隻即可返航，翌年2月回到紅海北部諸港，或直抵亞曆山大裏亞。亞曆山大裏亞一莫席裏航線開通後，羅馬人從海上前來中國，就成為很方便的事情了。公元166年(漢桓帝延熹九年)，一位自稱是大秦王安敦派來的使者，在越南中部的日南登陸，到洛陽謁見中國皇帝，並獻上象牙、犀角、玳瑁。大秦王安敦，就是羅馬皇帝馬可·奧裏略·安敦尼(161～180年在位)。從大秦使者所獻禮物看，全部是東北非索馬裏一帶的特產，表明這些禮物可能是在埃及(當時正控製著紅海貿易)置辦的。再據《後漢書》記載，這位使者抵達洛陽的時間是在9月。看來使船抵達交州日南當在六七月間。因而使者很可能是乘3月開始的西南季風，從紅海海口漂洋而來。顯然，無論使團是官方所派、還是商人假冒，它都是從埃及或經由埃及來中國的，這是有文字記載的西方同中國的首次直接接觸。從此次通使以後，羅馬人來華經商逐漸活躍起來。他們大都步安敦使者的後塵，乘船從海路抵達扶南(今柬埔寨)、交(今越南北部)。公元226年(孫權黃武五年)有位名叫秦論的羅馬商人到達交，被輾轉送去謁見孫權，並比較詳細地回答了孫權提出的許多關於羅馬帝國風土人情的問題。孫權對直接與羅馬通好也有興趣，所以特派劉鹹送秦論回國。可惜，劉鹹在途中病故。失去了中國曆史上西訪羅馬帝國第一人的榮譽。
不過，還在劉鹹之前很久，在羅馬史籍中已經可以找到中國人到達羅馬的記載。生活在公元1世紀末至2世紀初的羅馬史家弗洛魯斯在其著作《羅馬史要》中記述說，當奧古斯都的太平盛世(前27年～公元14年)，遠方絕域如賽裏斯人、印度人也都遣使奉獻珍珠、寶石、大象等物，請求同羅馬訂友好之約。這裏的賽裏斯人，就是指中國人。然而這一記述即使不是史家的渲染，也大約說的是一些冒充中國使節的絲綢之路上的中間商人。
絲的西傳
隨著以漢帝國為一端、以羅馬帝國為另一端的海陸兩途絲綢之路的發展與繁榮，中西文化交流也出現了曆史上第一次高潮。
對於西方地中海世界來說，中國就是產絲之國；在一定意義上，漢文化也就是絲綢文化。沿著絲綢古道，大量中國絲貨源源西運，流向中亞、南亞、西亞和北非，直到地中海世界。例如，敘利亞東部沙漠之中的綠洲國家帕爾米拉，就是中國絲織品西運地中海地區的一個重要中途站。這裏出土的漢字紋錦，是屬於公元1世紀的絲織品。它的紋樣和織人的漢字同本世紀初在新疆樓蘭等地發現的絲織品類似或相同，都是漢代生產的綾錦、彩繒。中國絲貨運到地中海地區後，大受歡迎，很快成為那裏各個民族、各個社會階層人們的普遍的追求。
從中國運往羅馬的絲貨，都先要經過埃及。因為當時的埃及，屬於羅馬統治下的亞曆山大省區。作為東西方交通與貿易的樞紐，羅馬輸往東方的貨物大都從亞曆山大運往東方各地；來自中國、印度和阿拉伯、波斯的貨物也以這裏為最大的集散地。
中國的絲貨由中國商隊直接運到敘利亞，或通過波斯及其他中介商隊轉運到那裏，然後進入埃及。從公元初年起，中國的絲綢便在埃及流行起來。據記載，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奧帕特拉(前43～前30年在位)曾盛裝出席宴會。這位曆史上的風流豔後身穿的華麗綢衣，就是經過特製的中國綾綺美服。公元1世紀中葉羅馬作家羅卡納記述這位女王說：“她白皙的胸部透過西頓衣料顯得光耀奪目，這種衣料本由細絲精心織成，經羅馬工匠用針拆開，重加編織而成”。這就是說，克列奧帕特拉所穿的華麗絲衣，是由中國運進的繒彩，在提爾、西頓重加編織而成的。愷撒大帝也曾穿著這種精美的絲袍，到劇場看戲，因而引起了驚羨與非議。
羅馬征服埃及之後，中國絲織品自然暢銷羅馬境內的各個地區。當時，中國絲綢的精美舉世無雙。漢代絲織品統稱“繒彩”。對於夏季幹燥的地中海周邊地區，用中國絲織品如綾、羅、綺、紗等裁製的衣服，最為相宜。特別是那些極為輕巧和透明的輕紗，色彩繽紛的暗花綢，更以其特有的輕軟、華麗，獨樹一幟，在素以羊毛、亞麻和棉花為紡織原料的地中海世界，很快就打開了局麵，占有了廣大的市場。著名的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23～79)在他的《自然史》一書中寫道，賽裏斯國所產的絲，名馳宇內。這種絲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富豪貴族的夫人嬌媛，將其裁成衣服，光輝奪目。“羅馬少女全靠這種透明的輕紗，顯露她們體態的秀美”。
早在羅馬的共和末期，絲綢之價竟貴比黃金。絲綢貿易已成為古代世界最大宗的貿易。到公元2世紀時，即使是在羅馬帝國極西端的英倫海島，絲綢的流行也不亞於中國的洛陽。為了獲取絲貨等物，每年從羅馬流入印度、賽裏斯和阿拉伯半島的錢，不下一億賽斯太斯(古羅馬貨幣單位)。這種崇尚絲綢的風氣，愈演愈烈。到了公元4世紀，羅馬人不分貴賤都穿綢緞了。中國絲綢，不僅成為羅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在精神上大大拓寬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對美的追求的視野。